鄢莉：十八岁现象与不再出走的青春文学
“我是逃逸者海男，吸尽了人世间的味道/味蕾已开始回避追逐的蜜糖/我是逃逸者海男，固守在自己的家门/经历着一年四季的轮转不息的考验”（《我是逃逸者海男》）。很多年前的学生时代，当我读到海男的诗句时，和许多读者一样，被她诗中强烈的女性意识、鲜明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个人符号所震动，更被她女巫般的气质所折服，从此牢牢记住了这位成长于边陲地带的女诗人。在海男用诗句搭建的魔幻世界中，“青春”是其标志性的图腾之一，它亦同样贯穿和闪耀在她的小说、散文创作之中，2024年上半年推出的两部作品《十八岁》《越走越远》即是如此。短篇小说《十八岁》讲述了刚刚十八岁的女主人公紫薇密谋出走，拎着母亲的箱子，坐着吴哥的货车去往省城，谋得一份在火车上当服务员的工作。本期刊发的中篇小说《越走越远》则是《十八岁》的续篇，在这个故事里，女主人公紫薇的脚步向更广阔的天地进发，她在女友小卷毛的帮助下住进了城市的出租区，邂逅歌手简并意外成为一名乐队伴唱，目睹了小卷毛订婚、流产、逃婚的全过程，经历了父亲的病痛和死亡，在出租区被夷平后又机缘巧合地当上了雕塑家的模特，一次次开启新的生命阶段。
海男在《十八岁》中说道：“进入十八岁是一个期限，好像我所有的日子都是为这一天而准备的。”文学有“十八岁现象”，从歌德到村上春树，从萨冈的《你好，忧愁》到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都在描绘这一介于成熟不成熟之间的人生过程，对它进行反复的吟咏与歌颂，《十八岁》《越走越远》也可以划归这一队列。从写作技术层面来说，《越走越远》从叙述到语言无不烙刻着海男强烈的个人化风格印记，它的叙述是流动的、跳跃的，宛若一条清澈的生活流，语言是诗一般的，诗的韵脚、诗的节奏、诗的想象点缀在文本之间。而更让小说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却是其中充盈的青春意识和激情，在这个用第一人称写成、具有明显自叙性的文本中，年轻的活力喷薄而出、无处不在，女主人公的身体和灵魂都呈现出敞开的状态，她敏锐、热情、无拘无束，在全力奔赴崭新的世界、未知的人生的过程中实现着女性的内在成长。阅读《越走越远》，足以对读者的青春记忆进行一次激活，尽管它的叙述空间局限于特定时代，但其故事可以通约着一代又一代人共通的青春经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让人怦然心动。尽管它也有可以挑剔之处，比如因为写法过于随性而使文本逸出文体边界之外，但如果把它作为青春文学来看，真正的青春写作应该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强调自我，手法稚拙，打破规则，不受约束。《十八岁》和《越走越远》两篇作品完全可以证明，真正的青春文学创作与创作者的年龄无关，哪怕作家是以回望者的姿态追记青春岁月，仍能准确地把握住十八岁的那一抹青涩、一腔热血，将新鲜、贴切、清晰的青春体验传达无遗。
与《十八岁》《越走越远》形成对照的是，当下的青春文学创作现状却让人产生隐忧。
在那波具有标志意义的“80后”写作者之后，进入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青春文学创作的热度在消减、活力在萎缩，一度声势浩大的创作队伍，眼下却呈现出溃不成军的状态。这个时期，随着大量创意写作专业在大学的设立，随着业界对年轻作家奖掖、激励、推举措施的加大，青春文学本该趁着青年创作的势头掀起更高的浪潮，走进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青春却从青年创作中悄然撤退了。这其中固然有类型文学创作和网络写作分流了一部分创作力量，以及商业化“伪青春”创作损害真正青春文学创作的原因，但更多的，恐怕是年轻作家集体性“青春意识”的缺失。从社会气氛来说，近几十年的商业化、技术化社会挤压着年轻人的生存空间，教育制度、阶层固化和“内卷”倾向磨损着年轻一代的精神，使得“丧文化”“躺平主义”盛行，时代情绪的余波终究会蔓延到文学中。同时，以高校学子为主体的青年创作者们，普遍地缺乏生活经验，远离现实社会，却拥有浓厚的学理化背景，这使得他们不以探索自身和世界为务，在写作上乐于模仿经典，不再喜欢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也就是学者房伟所说的“围栏化”问题。在各种因素的叠加下，青年创作本来最不可少的青春气息却在消减，青春文学日渐呈现出失语的趋势，很大一部分创作从题材到主题再到精神意识层面，都面目温吞、个性缺失、早熟世故，琐碎、虚浮、空洞的东西在文本中随处可见，至于观念的先锋、美学的前卫和技法的创意更无从谈起。
诚如青年评论家金理所言，“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中，青年主人公的消极认同日趋严重（比如‘失败青年’大规模出现）；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渐淡漠，在丧失介入性的同时退居‘宅男’‘宅女’状态；青年的文学形象逐渐告别以‘新青年’‘新人’为代表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青年形象的主流面貌；在文本形式上，以‘天真—迷惘—考验—成熟’为叙事结构的经典成长小说越来越无法自圆其说，成长历程不再意味着主体的成熟，而是青春激情的破灭和耗散”（《试论新世纪文学中的“青春消失”现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出走”作为人物的典型行为方式或者说一种譬喻，再也很难在青年写作中看到。“出走”本是对青春期的叛逆和冲动的最佳展示方式，当《十八岁》和《越来越远》中的紫薇选择了离家出走，她每一次“越走越远”便是一次破茧而出，催生了心理上的成熟度，然而，当下年轻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却放弃了这一选择。他们要么困守于有形的城市角落、家庭和学校，要么沉沦于无形的早年的特殊经历、创伤经历，却丧失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勇气；他们从人生字典中删除了“反抗”“逃离”“背叛”的字眼，不再相信他乡、远方和彼岸，宁可在自己的狭小空间中自闭，默认和接受着社会的规训，与压迫自己的力量达成被迫的妥协。
“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将无数次地回想你离开家门的日子：心跳加速声里，你仿佛看到了远方的帆影。从那刻开始，远方就成了你的乌托邦，成为你成长期朝前行走的幻想，并支撑起你生命的背景。”（海男《我打开了一道天窗》）文学中的逃逸和出走是一种姿态，既是行为上的远离和迁徙，也是精神上的自我放逐和自我追寻。无论如何，青春是该走出去，青年文学也是该走出去的。如果在青年创作中青春激情难以飞扬，世故、顺从、务实代替了叛逆、冲动、冒险，只剩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和一派“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情绪发泄，那么青年文学将会丧失其最本质的东西，丧失最弥足珍贵之物。在海男等前辈作家那里，青春与其说是年龄，不如说是一种信仰，年轻的创作者们若能重建青春信仰，勇于突破社会语境，走出自己那一方小天地，重新建立与自我、与社会、与世界的连接，鼓荡和张扬起青春的热力，或许可以让青春之火重新燃烧在青年创作之中，恰如鲁迅先生所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像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