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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精神内耗不见得全然是错的

2022-11-30 10: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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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可以介绍一下你创作《人生便利店》这本书的初衷吗?

刘墉:过去我们常常读很多大部头的书,整本整本地读。但现在知识获取的方式跟那个时代很不一样了。现在你很可能东边吸收一点儿,西边吸收一点儿,再把这些碎片放在一起,加以组合,成为你自己的东西。就像过去我们要去大商场大批采购,或者到菜市场里,一次性要买很多菜屯着,因为我们的家庭比较大,需求比较多。但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就是一个人生活,买一整棵包心菜,一整串香蕉,恐怕根本吃不完。可是到便利店,他可以只买一根香蕉,也可以只买半颗甚至四分之一颗包心菜。

《人生便利店》这本书,也是想提供这样的便利。书里谈到的东西很多,每篇大概花一两分钟就能看完,看完了在脑里有个印象,再去看另外一篇,很可能有几篇组合会让你有所触动,于是有了新的启发。

我常常说,今天的成功不再是下死功夫,而在于怎样利用身边可以用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像过去那样少,而是应该大量地摄取。所以《人生便利店》里提供了很多小包的“商品”,让你方便拿到,而且可以灵活地运用。这是我的创作初衷。

Q:你一直很关注亲子教育、成长教育,你本人的成长经历是怎么样的?对你教育孩子的方式有什么影响吗?

刘墉:我个人的成长经历非常完整。所谓完整,第一,我3岁就被亲生父母送到另外一个家庭,刘家。9岁时,我的养父就过世了,我和养母相依为命,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到了13岁,我们家失火,被烧光了,于是搭个草棚,变成“最牛钉子户”。所以我经历了比较辛苦的岁月,经历了丧父之痛,经历了丧家之痛。

到了16岁,家里搬到了另外一栋小楼。这栋小楼也有别的人家住在一起,我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到了大学三年级,我们又被迫搬到了违章建筑区,就在铁道旁边,非常脏乱,于是我又经历了一段贫穷的生活。

我和我太太搞过婚姻的革命,我们大三就跑到法院公证结婚,然后才告知了父母。我们生下一儿一女,所以是双亲家庭,有子有女。儿子和女儿相差17岁,我对他们的教育方式也有很大差别。后来我的儿子也生下一儿一女,于是我总是可以观察到他们家庭里面的状况。

我的岳父岳母与我们生活了几十年,一位在103岁过世了,一位现在97岁,还和我们在一个房檐底下生活。我的母亲93岁时离开这个世界,她和我的岳父岳母相处得非常愉快。

人生七十余载,从东方到西方,从青涩到老成,经历了非常非常多,即使存在缺陷,也都是完整的人生体验。在这当中,我观察到许多的人、事、情,我的教育理念也都是在当中触发的。

我儿子出生在违章建筑区,那个年代有那个时代的教育方法;女儿是出生在比较富裕的环境,那时我已经 40岁了,又是在西方大学教书,所以在教育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至于现在教孙子孙女,这是隔代教养,我也有我的原则。譬如,在台北的家里我是最老的一个,我还没有上桌,小孩子如果要先吃,要先问“爷爷,我们能不能先吃”,否则的话,他们要等我。他们吃完饭想离开桌子,也必须要问“我能不能够先离开”。有许多规矩,我依然坚持,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我觉得教育不是死板的,有要坚持的,也有随时需要调整的。

Q:你的很多作品都是解答我们生活中直面的心理、行动上的难题,你是怎样一直保持乐观的?

刘墉:一个人乐观,有天生的,也有后天养成的。我经常在新闻影片上看到那些战乱中的孩子,他们生活得很悲惨。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有的拿着树枝扛在肩头,说那是枪,或者是拿着一根竹竿,说那是刀,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化解困苦。在原始人的洞壁画作上,也可以看到他们会画那些猛兽,画老虎吃人的场景,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克服痛苦。

我成长过程中遭遇过相当大的挫折,但如果不“逆来顺受”,又怎么面对呢?所以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痛苦就没有时间流泪了。我曾经在我的作品里面讲,一个拳击手,当他的左眼被打到的时候,他的右眼仍然要睁开。所以环境造就了我,让我必须想办法正面看待人生,也使我自己不断地改善自己,不断地让自己更敢于面对困难的磨炼。

我总讲一句话,人如果不能欣赏悲剧的美,就没有办法在精神上站立起来。我很服膺这句话,觉得我们在悲剧当中仍然可以找到美。人生不尽然都是一帆风顺,总是有喜也有悲,是以相会作为开始,以别离作为结束,而那一别离就见不到了。当你心里总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应该会对人生有更豁达的看法。

Q:《人生便利店》这本书,你是怎么决定用“便利店”这个概念来进行创作的?

刘墉:我希望它就像便利店一样,大家平常需要的东西都能够涉及,也像便利店一样都是小包装,不要长篇大论地去论述。所以,首先我把很多文章整理在一起,加以分类,分成了个人养护、婚恋果脯、家庭百货、处事味素……哪些又分为生活区或者工作区。当我把这些排列在一起的时候,再去看哪一部分不足,再加以补充。

Q:你说最喜欢的还是小短篇,能随手记录灵感瞬间。你在生活中有随身带纸笔的习惯吗?

刘墉:是的,我以前就有这个习惯,把灵感随时记下来,甚或在我的床头柜上都摆着纸笔。有灵感时,即使在半夜,我也会把它写下来,梦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也写下来。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会用手机的记事簿把灵感记下来。

我觉得每一个瞬间的灵感都必须要把握,因为瞬间过去了很可能就再也抓不住了。但是话说回来,写下来的灵感在未来整理时,能否重燃你当初受触动时的热情,那是不一定的。有时再看记事簿上的字,找回了当时的触动。有时无论怎么记录,再整理时都不见得有用了。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内容都是我的灵感整理得来的,甚至有一些是我在高中、大学时代上课的时候,突然天外飞来的灵感,然后我把它们写下来、整理出来,所以它们来自不同时期。也正因此,它们有非常年轻的、浪漫的、跳跃的,也有老辣的,或者是豁达的。

Q:无论是《萤窗小语》还是《人生便利店》,你的书似乎都是以小小故事、大大道理的形式与读者交流,你觉得这样的形式是否会打动读者?

刘墉:一篇内容能不能打动读者,写作的人是很难知道的,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有真正的热情,也就是你写出来的东西是由心而发,是真诚的,是有触动的,那么往往也就容易打动别人。

而那些小故事是不是有大道理,常常要看读者的感觉。他们可能读完这则小故事,觉得很有味道,然后进一步思考,想出了大道理。可以说那个大道理是我写出来的,也可以说是读者自己因触动而产生的。《人生便利店》就是这么回事,它里面有小故事,至于大道理,那就要读者自己去发掘,去创造了。

Q: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感觉,你好像不是以过来人自居的“指点”,而是作为朋友一样的分享和告诫,这个表达方式是如何把握的?

刘墉:这个问题很好,我总是会走到读者当中,让我成为他们的一分子,就好像《超越自己》《创造自己》《肯定自己》这三本书,它们是以我儿子的成长经历为创作蓝本。儿子的遭遇、生活状况、学习成果,做父亲的当然会非常关心。他的事情也就等于我的事情。所以我站在儿子的角度去思索,贴近他的生活。

我写任何书都是如此,所以我可能在纽约待上半年,然后飞过太平洋,很可能到中国大陆各个地方、各个城市和读者交流,甚至到偏远的山区。可能有人知道我捐建了不少希望小学,我也会到希望小学和那边的孩子聊天。因为我觉得必须要扎根在土壤,必须要站在那块土地上,为那块土地说话,而不是冷眼旁观。有的时候冷眼旁观,会看得很清楚,但是你真正想要接地气,你还是得要踏上那块土地。

Q:你自己总结说这本书相较于之前的作品多些辛辣和豁达,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感受,可以展开说说吗?

刘墉:辛辣是我一向写作的特质之一,我会用很幽默的话,也会用直指人心的话,像一把刀一样直接戳中问题的核心。我也可能写非常深情的,像是我的写情系列《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爱何必百分百》这样的,或者是写给儿子和女儿的励志系列《靠自己去成功》等,或者是写给社会人士的《人生的真相》《冷眼看人生》《我不是教你诈》,有着许多面的积累。现在我70多岁,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会保有原来的幽默,也会表现出我的辛辣,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我这七十年人生所有的经历跟领悟。

Q:我记得《人生便利店》这本书里有一个关于“藤蔓”的解读,你遇到过难缠的“藤蔓”是什么?

刘墉:我相信您讲的“藤蔓”是我说有一天我在高速公路上看路边的树,发现如果是在夏天、秋天,你所看到的往往不是真正的树叶,而是挂在上面的藤蔓。我从观察中得到一个结论,许多树不是自己死掉的,它们是被藤蔓缠死的。

藤蔓没有本事把树像勒脖子一样勒死,但只要长满了树冠,树就会因为无法得到足够的阳光而死亡。所以我从中领悟到,我们要常常注意周遭会不会有太多影响我们学习、影响我们吸收营养、影响我们得到快乐和阳光的“藤蔓”,如果有,要拿掉。你的身上可以挂一些藤蔓,但是不能挂满藤蔓。

Q:你觉得“治愈系”这个词符合您的作品形象吗?如果符合,那您觉得哪个群体更需要被治愈?

刘墉:首先牵涉到什么叫治愈,什么叫愈,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有时候我会想,那些艺术创作者很多都有着忧郁的特质。这忧郁是他的病?还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人格特质?如果那是病,不治,很可能会造成悲剧。但如果那不是病,治完了,那种多愁善感的特质消失了。那么对他是幸还是不幸呢?所以治愈是很难定义的。

我要怎么样去治愈大家,谈不上,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读到我的书之后变得更快乐。我希望带给大家的是正面看待每件事情。所以我总是说我的人生观、我的座右铭是“感恩慈爱、谅解宽容”。

感恩不是指感谢上天,因为上天是通过人来帮助你,同样,你也通过你的手去帮助别人。所以我说感恩之后你要有慈爱,然后是谅解宽容。有人说谅解和宽容不是一样的吗?在我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发现有太多人能够了解、谅解、同情别人,但是他们不宽容,所以人要有谅解的心,也要有宽容的度。

Q: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和你们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刘墉:既然是人,不论哪个时代,他们的特质都很相似。因为年轻,他们有更大的激情,因为年轻,他们有更多的活力。对于老人来说,他们是不敢冒险的,但年轻人敢于冒险,因为年轻人有本钱。年轻人如果冒险失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能力重新站起来。

我不觉得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有多么大的差异,但我知道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或许不成熟,但是他们最终总是会成功。

Q:我看你在书里写每天要刷半小时的短视频,你对短视频这种媒介形式是怎么看的?

刘墉:我觉得短视频实在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万花筒。或许可以说我的这本《人生便利店》也多多少少受到短视频的影响。在疫情期间,我总是看短视频,可能会看别人写字、画画、机器制造、木工雕刻、家具制作或者是翡翠原石……每一样东西都很有趣,都是你原来可能完全想不到的。但是透过短视频,我们用很短的时间豁然贯通,一下子顿悟。

我觉得短视频是非常好的,它用有限的时间让我们得到新鲜的知识,甚至让我们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高手在民间,知道自己有许多技不如人的地方,知道天高地厚。

Q:在关于“行动”的这个货架上你提了很多次“敢”“抢先”“自信”,那你觉得天生不自信的人要克服胆怯与拖延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墉:最重要的是不要犹疑,谦虚地检讨自己的能力,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把它补足。因为如果你的库房里没有足够的本钱,没有足够的材料,你接下来很难发展。当你基本的条件已经足够的时候,你就会更敢于拒绝做一个胆怯或拖延的人。当下稍纵即逝,不要一直发愣,而要开始行动。

Q:你在书中教大家为人处事,如何修炼说话的能力,那么你觉得与人相处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刘墉:很简单,是真诚。有的时候,我接触到一些人,他明明可以撒谎,他不撒谎,然后给自己找了麻烦或者让人不谅解。但是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他怎么会这么诚恳、这么真实,为什么一点儿都不逃避地讲出事实?于是我很可能特别对待这些人。同样,我觉得大家都有眼睛,你如果真诚地做事,就算别人一时不能发现,时间久了,也会感觉到。

Q:最近“精神内耗”一词成为热词,许多人在媒体平台表示,精神内耗是现代人的精神写照,你是如何看待精神内耗的呢?你对调整“精神内耗”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刘墉:精神内耗有可能是绞尽脑汁,也可能是钻牛角尖。绞尽脑汁后,你可能经过困顿,经过思索,终于想通了一些事情,那种精神内耗就不叫内耗,那是你在不断地追求更深层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钻牛角尖,走进死胡同里了,结果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力,这就不对了。所以当你窝在一个难题里走不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你现在是在思索,是在找出路,还是已经走进死胡同?有的人已经到了死胡同,已经撞了南墙,还在那里内耗。

精神内耗不见得全然是错的。精神内耗常常是伟大思想困而学之的一个过程。

Q:你在书中提到了“拖延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怯懦”,在学习、工作中,我们很多人可能在面对新知识、新工作都会选择退后,因为怕失败,所以不敢去做,结果就在“拖延”中反复折磨了自己,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刘墉:当我们看运动比赛,看跳高或者撑竿跳,会发现那些选手在启动之前,他们很可能在整理衣服,然后深呼吸,好像在想什么事情,好像又没有想,把自己放空。然后他们后退一点儿,留出足够的空间起跑,最后再用尽全力跳高或者是跳远。同样的,我们每个人在面对新知识、新工作时都要先整理自己,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不要盯得太近,因为很可能见木不见林,让你没办法做整体的规划。你需要让自己前面有一定的空间,让你有视野看清楚所面对的问题,先放空,然后集中精神全力以赴。

Q:你在书中提到了人生中许多绕不开的热门话题,并且涉及得非常广泛,请问这些是来源于生活中的灵感吗?还有其他的什么人和事能带给你灵感吗?

刘墉:我很幸运,因为我写了很多励志书、处世书,所以很多读者会主动地给我提供他们的生活经验,或者是把困扰他们的问题拿来和我讨论。我以前设立过一个青少年免费咨询中心,很多家长和老师带着他们的孩子,到我的办公室与我交谈,于是我能有更广泛的机会来接触到各种人和事。我觉得我是一个生活家,我很真诚地生活。在生活当中与人接触,在生活当中去感触。

Q:《人生便利店》汇集了许多人生感悟,这些感悟就像一个个小信条,给予每一位读者一个个面对人生的小思路。你希望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以一种怎样的状态去阅读?

刘墉:我想可能有几种状态,一种就像你走入便利店之前,你心中已有想法,想要找店里的某一样商品。一种当你走进店里之后,可能没有找到那件商品,但是你找到了可以替代的,或者看到别的商品,你正好也需要。所以你可以有目的地去读,在里面尽量找到你所需要的答案,你也可以用一种轻松的心态去读,在当中发现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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