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精神内耗不见得全然是错的
Q：可以介绍一下你创作《人生便利店》这本书的初衷吗？
刘墉：过去我们常常读很多大部头的书，整本整本地读。但现在知识获取的方式跟那个时代很不一样了。现在你很可能东边吸收一点儿，西边吸收一点儿，再把这些碎片放在一起，加以组合，成为你自己的东西。就像过去我们要去大商场大批采购，或者到菜市场里，一次性要买很多菜屯着，因为我们的家庭比较大，需求比较多。但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就是一个人生活，买一整棵包心菜，一整串香蕉，恐怕根本吃不完。可是到便利店，他可以只买一根香蕉，也可以只买半颗甚至四分之一颗包心菜。
《人生便利店》这本书，也是想提供这样的便利。书里谈到的东西很多，每篇大概花一两分钟就能看完，看完了在脑里有个印象，再去看另外一篇，很可能有几篇组合会让你有所触动，于是有了新的启发。
我常常说，今天的成功不再是下死功夫，而在于怎样利用身边可以用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像过去那样少，而是应该大量地摄取。所以《人生便利店》里提供了很多小包的“商品”，让你方便拿到，而且可以灵活地运用。这是我的创作初衷。
Q：你一直很关注亲子教育、成长教育，你本人的成长经历是怎么样的？对你教育孩子的方式有什么影响吗？
刘墉：我个人的成长经历非常完整。所谓完整，第一，我3岁就被亲生父母送到另外一个家庭，刘家。9岁时，我的养父就过世了，我和养母相依为命，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到了13岁，我们家失火，被烧光了，于是搭个草棚，变成“最牛钉子户”。所以我经历了比较辛苦的岁月，经历了丧父之痛，经历了丧家之痛。
到了16岁，家里搬到了另外一栋小楼。这栋小楼也有别的人家住在一起，我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到了大学三年级，我们又被迫搬到了违章建筑区，就在铁道旁边，非常脏乱，于是我又经历了一段贫穷的生活。
我和我太太搞过婚姻的革命，我们大三就跑到法院公证结婚，然后才告知了父母。我们生下一儿一女，所以是双亲家庭，有子有女。儿子和女儿相差17岁，我对他们的教育方式也有很大差别。后来我的儿子也生下一儿一女，于是我总是可以观察到他们家庭里面的状况。
我的岳父岳母与我们生活了几十年，一位在103岁过世了，一位现在97岁，还和我们在一个房檐底下生活。我的母亲93岁时离开这个世界，她和我的岳父岳母相处得非常愉快。
人生七十余载，从东方到西方，从青涩到老成，经历了非常非常多，即使存在缺陷，也都是完整的人生体验。在这当中，我观察到许多的人、事、情，我的教育理念也都是在当中触发的。
我儿子出生在违章建筑区，那个年代有那个时代的教育方法；女儿是出生在比较富裕的环境，那时我已经 40岁了，又是在西方大学教书，所以在教育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至于现在教孙子孙女，这是隔代教养，我也有我的原则。譬如，在台北的家里我是最老的一个，我还没有上桌，小孩子如果要先吃，要先问“爷爷，我们能不能先吃”，否则的话，他们要等我。他们吃完饭想离开桌子，也必须要问“我能不能够先离开”。有许多规矩，我依然坚持，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我觉得教育不是死板的，有要坚持的，也有随时需要调整的。
Q：你的很多作品都是解答我们生活中直面的心理、行动上的难题，你是怎样一直保持乐观的？
刘墉：一个人乐观，有天生的，也有后天养成的。我经常在新闻影片上看到那些战乱中的孩子，他们生活得很悲惨。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有的拿着树枝扛在肩头，说那是枪，或者是拿着一根竹竿，说那是刀，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化解困苦。在原始人的洞壁画作上，也可以看到他们会画那些猛兽，画老虎吃人的场景，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克服痛苦。
我成长过程中遭遇过相当大的挫折，但如果不“逆来顺受”，又怎么面对呢？所以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痛苦就没有时间流泪了。我曾经在我的作品里面讲，一个拳击手，当他的左眼被打到的时候，他的右眼仍然要睁开。所以环境造就了我，让我必须想办法正面看待人生，也使我自己不断地改善自己，不断地让自己更敢于面对困难的磨炼。
我总讲一句话，人如果不能欣赏悲剧的美，就没有办法在精神上站立起来。我很服膺这句话，觉得我们在悲剧当中仍然可以找到美。人生不尽然都是一帆风顺，总是有喜也有悲，是以相会作为开始，以别离作为结束，而那一别离就见不到了。当你心里总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应该会对人生有更豁达的看法。
Q：《人生便利店》这本书，你是怎么决定用“便利店”这个概念来进行创作的？
刘墉：我希望它就像便利店一样，大家平常需要的东西都能够涉及，也像便利店一样都是小包装，不要长篇大论地去论述。所以，首先我把很多文章整理在一起，加以分类，分成了个人养护、婚恋果脯、家庭百货、处事味素……哪些又分为生活区或者工作区。当我把这些排列在一起的时候，再去看哪一部分不足，再加以补充。
Q：你说最喜欢的还是小短篇，能随手记录灵感瞬间。你在生活中有随身带纸笔的习惯吗？
刘墉：是的，我以前就有这个习惯，把灵感随时记下来，甚或在我的床头柜上都摆着纸笔。有灵感时，即使在半夜，我也会把它写下来，梦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也写下来。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会用手机的记事簿把灵感记下来。
我觉得每一个瞬间的灵感都必须要把握，因为瞬间过去了很可能就再也抓不住了。但是话说回来，写下来的灵感在未来整理时，能否重燃你当初受触动时的热情，那是不一定的。有时再看记事簿上的字，找回了当时的触动。有时无论怎么记录，再整理时都不见得有用了。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内容都是我的灵感整理得来的，甚至有一些是我在高中、大学时代上课的时候，突然天外飞来的灵感，然后我把它们写下来、整理出来，所以它们来自不同时期。也正因此，它们有非常年轻的、浪漫的、跳跃的，也有老辣的，或者是豁达的。
Q：无论是《萤窗小语》还是《人生便利店》，你的书似乎都是以小小故事、大大道理的形式与读者交流，你觉得这样的形式是否会打动读者？
刘墉：一篇内容能不能打动读者，写作的人是很难知道的，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有真正的热情，也就是你写出来的东西是由心而发，是真诚的，是有触动的，那么往往也就容易打动别人。
而那些小故事是不是有大道理，常常要看读者的感觉。他们可能读完这则小故事，觉得很有味道，然后进一步思考，想出了大道理。可以说那个大道理是我写出来的，也可以说是读者自己因触动而产生的。《人生便利店》就是这么回事，它里面有小故事，至于大道理，那就要读者自己去发掘，去创造了。
Q：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感觉，你好像不是以过来人自居的“指点”，而是作为朋友一样的分享和告诫，这个表达方式是如何把握的？
刘墉：这个问题很好，我总是会走到读者当中，让我成为他们的一分子，就好像《超越自己》《创造自己》《肯定自己》这三本书，它们是以我儿子的成长经历为创作蓝本。儿子的遭遇、生活状况、学习成果，做父亲的当然会非常关心。他的事情也就等于我的事情。所以我站在儿子的角度去思索，贴近他的生活。
我写任何书都是如此，所以我可能在纽约待上半年，然后飞过太平洋，很可能到中国大陆各个地方、各个城市和读者交流，甚至到偏远的山区。可能有人知道我捐建了不少希望小学，我也会到希望小学和那边的孩子聊天。因为我觉得必须要扎根在土壤，必须要站在那块土地上，为那块土地说话，而不是冷眼旁观。有的时候冷眼旁观，会看得很清楚，但是你真正想要接地气，你还是得要踏上那块土地。
Q：你自己总结说这本书相较于之前的作品多些辛辣和豁达，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感受，可以展开说说吗？
刘墉：辛辣是我一向写作的特质之一，我会用很幽默的话，也会用直指人心的话，像一把刀一样直接戳中问题的核心。我也可能写非常深情的，像是我的写情系列《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爱何必百分百》这样的，或者是写给儿子和女儿的励志系列《靠自己去成功》等，或者是写给社会人士的《人生的真相》《冷眼看人生》《我不是教你诈》，有着许多面的积累。现在我70多岁，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会保有原来的幽默，也会表现出我的辛辣，最重要的是反映出我这七十年人生所有的经历跟领悟。
Q：我记得《人生便利店》这本书里有一个关于“藤蔓”的解读，你遇到过难缠的“藤蔓”是什么？
刘墉：我相信您讲的“藤蔓”是我说有一天我在高速公路上看路边的树，发现如果是在夏天、秋天，你所看到的往往不是真正的树叶，而是挂在上面的藤蔓。我从观察中得到一个结论，许多树不是自己死掉的，它们是被藤蔓缠死的。
藤蔓没有本事把树像勒脖子一样勒死，但只要长满了树冠，树就会因为无法得到足够的阳光而死亡。所以我从中领悟到，我们要常常注意周遭会不会有太多影响我们学习、影响我们吸收营养、影响我们得到快乐和阳光的“藤蔓”，如果有，要拿掉。你的身上可以挂一些藤蔓，但是不能挂满藤蔓。
Q：你觉得“治愈系”这个词符合您的作品形象吗？如果符合，那您觉得哪个群体更需要被治愈？
刘墉：首先牵涉到什么叫治愈，什么叫愈，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有时候我会想，那些艺术创作者很多都有着忧郁的特质。这忧郁是他的病？还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人格特质？如果那是病，不治，很可能会造成悲剧。但如果那不是病，治完了，那种多愁善感的特质消失了。那么对他是幸还是不幸呢？所以治愈是很难定义的。
我要怎么样去治愈大家，谈不上，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读到我的书之后变得更快乐。我希望带给大家的是正面看待每件事情。所以我总是说我的人生观、我的座右铭是“感恩慈爱、谅解宽容”。
感恩不是指感谢上天，因为上天是通过人来帮助你，同样，你也通过你的手去帮助别人。所以我说感恩之后你要有慈爱，然后是谅解宽容。有人说谅解和宽容不是一样的吗？在我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发现有太多人能够了解、谅解、同情别人，但是他们不宽容，所以人要有谅解的心，也要有宽容的度。
Q：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和你们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刘墉：既然是人，不论哪个时代，他们的特质都很相似。因为年轻，他们有更大的激情，因为年轻，他们有更多的活力。对于老人来说，他们是不敢冒险的，但年轻人敢于冒险，因为年轻人有本钱。年轻人如果冒险失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能力重新站起来。
我不觉得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有多么大的差异，但我知道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或许不成熟，但是他们最终总是会成功。
Q：我看你在书里写每天要刷半小时的短视频，你对短视频这种媒介形式是怎么看的？
刘墉：我觉得短视频实在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万花筒。或许可以说我的这本《人生便利店》也多多少少受到短视频的影响。在疫情期间，我总是看短视频，可能会看别人写字、画画、机器制造、木工雕刻、家具制作或者是翡翠原石……每一样东西都很有趣，都是你原来可能完全想不到的。但是透过短视频，我们用很短的时间豁然贯通，一下子顿悟。
我觉得短视频是非常好的，它用有限的时间让我们得到新鲜的知识，甚至让我们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高手在民间，知道自己有许多技不如人的地方，知道天高地厚。
Q：在关于“行动”的这个货架上你提了很多次“敢”“抢先”“自信”，那你觉得天生不自信的人要克服胆怯与拖延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墉：最重要的是不要犹疑，谦虚地检讨自己的能力，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把它补足。因为如果你的库房里没有足够的本钱，没有足够的材料，你接下来很难发展。当你基本的条件已经足够的时候，你就会更敢于拒绝做一个胆怯或拖延的人。当下稍纵即逝，不要一直发愣，而要开始行动。
Q：你在书中教大家为人处事，如何修炼说话的能力，那么你觉得与人相处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刘墉：很简单，是真诚。有的时候，我接触到一些人，他明明可以撒谎，他不撒谎，然后给自己找了麻烦或者让人不谅解。但是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他怎么会这么诚恳、这么真实，为什么一点儿都不逃避地讲出事实？于是我很可能特别对待这些人。同样，我觉得大家都有眼睛，你如果真诚地做事，就算别人一时不能发现，时间久了，也会感觉到。
Q：最近“精神内耗”一词成为热词，许多人在媒体平台表示，精神内耗是现代人的精神写照，你是如何看待精神内耗的呢？你对调整“精神内耗”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刘墉：精神内耗有可能是绞尽脑汁，也可能是钻牛角尖。绞尽脑汁后，你可能经过困顿，经过思索，终于想通了一些事情，那种精神内耗就不叫内耗，那是你在不断地追求更深层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钻牛角尖，走进死胡同里了，结果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力，这就不对了。所以当你窝在一个难题里走不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你现在是在思索，是在找出路，还是已经走进死胡同？有的人已经到了死胡同，已经撞了南墙，还在那里内耗。
精神内耗不见得全然是错的。精神内耗常常是伟大思想困而学之的一个过程。
Q：你在书中提到了“拖延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怯懦”，在学习、工作中，我们很多人可能在面对新知识、新工作都会选择退后，因为怕失败，所以不敢去做，结果就在“拖延”中反复折磨了自己，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刘墉：当我们看运动比赛，看跳高或者撑竿跳，会发现那些选手在启动之前，他们很可能在整理衣服，然后深呼吸，好像在想什么事情，好像又没有想，把自己放空。然后他们后退一点儿，留出足够的空间起跑，最后再用尽全力跳高或者是跳远。同样的，我们每个人在面对新知识、新工作时都要先整理自己，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不要盯得太近，因为很可能见木不见林，让你没办法做整体的规划。你需要让自己前面有一定的空间，让你有视野看清楚所面对的问题，先放空，然后集中精神全力以赴。
Q：你在书中提到了人生中许多绕不开的热门话题，并且涉及得非常广泛，请问这些是来源于生活中的灵感吗？还有其他的什么人和事能带给你灵感吗？
刘墉：我很幸运，因为我写了很多励志书、处世书，所以很多读者会主动地给我提供他们的生活经验，或者是把困扰他们的问题拿来和我讨论。我以前设立过一个青少年免费咨询中心，很多家长和老师带着他们的孩子，到我的办公室与我交谈，于是我能有更广泛的机会来接触到各种人和事。我觉得我是一个生活家，我很真诚地生活。在生活当中与人接触，在生活当中去感触。
Q：《人生便利店》汇集了许多人生感悟，这些感悟就像一个个小信条，给予每一位读者一个个面对人生的小思路。你希望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以一种怎样的状态去阅读？
刘墉：我想可能有几种状态，一种就像你走入便利店之前，你心中已有想法，想要找店里的某一样商品。一种当你走进店里之后，可能没有找到那件商品，但是你找到了可以替代的，或者看到别的商品，你正好也需要。所以你可以有目的地去读，在里面尽量找到你所需要的答案，你也可以用一种轻松的心态去读，在当中发现广阔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