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滢：小说这个梦，是想给“边角料”一个完整的世界
费滢是谁？一个喜欢到处跑货的古玩商，一个曾混迹于巴黎十三区中国城的“黑户”，一个被导师称作“失踪人口”的文献学博士生，一个年少屡获文学奖却少有新作的小说家。
在写出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大奖作品《鸟》、台湾台积电文学奖首奖作品《东课楼经变》十余年后，这个喜欢到处“晃膀子”的85后终于带来了新的作品。今年上半年，费滢的最新小说集《天珠传奇》由理想国出版。
今年上半年，费滢的最新小说集《天珠传奇》由理想国出版
《天珠传奇》收录了费滢在2022年下半年集中创作出的三个中篇——《行则涣》《反景》与《天珠传奇》。其中《天珠传奇》和《行则涣》的写作出于她对“地摊文学”的偏好，也融入了她作为古玩商的经历碎片。《反景》则是她首次尝试“科幻的现代小说的同人文”，对大量现代文学片段、文献材料、文体形式及传统意象展开戏仿和游戏。
各种各样的文体、密密麻麻的文献、真真假假的物件、形形色色的人……费滢犹如一个“拾荒者”，沉迷于搜集流落边角的文本、知识、器物与记忆的碎片，并用所有这些被当代城市文明视为垃圾的“边角料”，拼凑出世界的痕迹和秘密。
她也形容自己为“边角料”：2016年在巴黎，她是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并不参与那里的社会主流生活。“真实的生活，与我一样的人，我无法将他们看作是素材而已。”她说，“我更想用我自己作为‘边角料’的经验，给小人物们做个梦，这个梦又可以是很大的。对我来说小说这个梦可以归置各种复杂的无法归类的甚至看起来不甚合理的生活，它确实更为自由，给我们这些社会的边角料一个完整的世界。”
近日，费滢就新作《天珠传奇》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对话】
记者：你生活里似乎有很多好玩的选择，作为古玩商“晃膀子”，作为学者“兴趣分散”。那么，写小说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费滢：其实我的生活相对简单，大概有三个部分：晃膀子、看书、做古玩生意。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工作，只是“工种”没那么常见。
写作是一种习惯的肌肉动作，看书输入是稳定的，那么输出也必然是稳定的，不是写成论文，就是写成小说。论文写得不太行，只好重心落到小说上了。另外，小说能够处理无法放入论文中的零散发现。比如我以前无聊翻IDP敦煌数据库，发现一张十字金刚杵挂画，杵身上的文字是大随求陀罗尼中的咒文转写，这张挂画原先是与晚唐五代时期归义军曹氏家族发愿印刷的佛画归为一处的，它是不是大随求道场的挂画？法门寺地宫里两只手镯也叫做随求，手镯上的金刚杵纹饰与这张挂画一模一样，换句话说，这是随求道场的盛行又一旁证吧。可写成论文体量不够，我也十分懒惰，很难将它写成论文。诸如此类的碎片是可以放在小说里的。
记者：可以和我们回望一下你的小说写作之路吗？现在的你会在什么状态下写小说？
费滢：以前几篇小说其实都是为了文学奖的奖金而写。大概从2009年得到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开始吧。当时觉得非常简单，一个小时写完，抱着万一中奖了还有不少钱的心态寄出了。当然，中奖后，觉得果真是挺简单的，也不无得意，正好碰见生病的naga，当时十分难熬，就又写了《佛说naga救疾》，算是寻个乐子。他让我发豆瓣日记，塑造他身残志坚的形象，或许能找到女朋友。结果并没找到。当然，放到现在女性主义的语境中，写一篇小说为朋友找女友也是十分落后的思想。写《东课楼经变》是因为台积电奖金非常高，大概有十万多人民币吧，心动不已地写了，为了赶死线，一天写三五八千字，写了一周，最后一万字时，发现死线推迟，又拖延了一个月，最后飞机上赶完。后来有朋友谴责我，说我太会一鱼三吃，一篇小说拿好几次钱。
现在我比较认真，毕竟人也不年轻了，如果动笔，就保持一日两千字的工作量，一边写一边改，直至完成。
记者：你之前写小说不算多，似乎从2013年写完《东课楼经变》之后就没有再写了，这次一下交出一本《天珠传奇》还蛮让人意外的。听说书里的三个中篇都写于近八个月，怎么突然一口气写了这三篇？
费滢：《中国城》（编者注：《天珠传奇》第一章）这一篇其实一直都在练习，但缺乏更丰富的经验，原本是想从巴黎的亚洲菜开始谈起，后来2016年法国居留卡出了问题，成了黑户，就想写和我一样都是黑户的人，恰好同时期中国城小公园的赌档盛行，一般留学生都不会参与，甚至也不会在路边摊吃饭。我住得近，又无所事事，连续赌了半年左右。我很想尝试“地摊文学”或者“小报文学”，赌博，假天珠，类似于探案揭秘的经历确实符合“地摊文学”的要素，至于写出来像不像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第一篇《行则涣》也是出于同样对于“地摊文学”的偏好，钱花完了，回到老家借住在庙里，每天混吃混喝以及钓鱼，碰到过路的古玩买卖就赚点，也道听途说知晓了“自动投稿机”和“量子文物鉴定仪”的“秘辛”，主人公就是个行脚贩子，直到因缘际会，买到了徐渭的印章和朱彝尊铭文砚，正巧都是有著录的，堀辰雄是有另外一方徐渭印，看边款恰好凑成一对；朱彝尊的砚台也留有痕迹，施蛰存曾将拓片发表在报刊上，后结集出书。这便是说“圆”了，可以写小说了。
《反景》是因为科幻小说很火，我有点想尝试，于是设定了一个“没有文字的世界”，一人在一张大白纸上走，他对于“物”与“文字”之间的关系的觉醒时刻，决定了“物”在白纸上的出现顺序，另外当然还有时间性的游戏，比如直接从白纸走到民国的戏台，又连接上唐鲁孙的小报杂文。我又想，类型文学是不是就必须得“像”某种类型？从文风到结构，要往网文或其他大家很熟悉的文风上靠？能不能直接往前跳，全部使用“现代小说”的梗？因为当代阅读中“梗”即是“最大公约数的知识”，我觉得可能也有人，可能基数不是那么大，但是他们对“中文现代小说”烂熟于心，那么我来写一种“科幻的现代小说的同人文”。一旦基调确定，写起来就很快了。
记者：小说里调用了不少现代文学材料，有借用南亭和尚日记，有致敬汪曾祺笔下卖眼镜的宝应人，有戏仿废名的《桥》，还有典故、口传、戏剧、歌词、地摊文学、当代文学，甚至自己的旧作，这可以说是你有意识的一种写作追求吗？
费滢：有意识且是一种写作习惯，历史系的学生从本科到博士班，这么些年大概也得写七八十篇大大小小的作业论文，史料是多样的，有公文、日记自传、小说笔记等等，处理这些材料时，首先要定位它们的性质与风格。小说与历史书写除出后者不作杜撰，其实差别不大。小说主人公“我”是个对“痕迹学”相当有兴趣的人，那么自然也会留意各种文体风格的痕迹，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小说文本的复杂度，还能让小说在各种语气中转换，增加其时空的纵深度。有朋友说这些都是戏仿，我更愿意称之为“游戏”，像一个自大的小朋友，在山谷中大声呼喝，并且假装对面传来的是“现代文学”的回响。
记者：“痕迹学”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这本新书写到很多物，这些物可能被视作“赝品”“假货”“垃圾”，但它们背后的经历是真实存在的，最让我着迷的也是这些物留下的种种痕迹，有时它们还戛然而止，让人浮想联翩，比如那个被二次丢掉的印度纱丽娃娃。什么样的物与人会让你心生好奇，让你想要写进小说里？
费滢：我的导师Kuo Liying老师的研究大部分围绕着疑伪经开展，作为学生我远未合格，不过也跟着听了五六年课，每次四小时，是我最为愉快的听讲时间，前三四年说的是《金刚顶经》《金刚峻经》，最后两年主要是《大方等陀罗尼经》和《梵网经》。我一直对疑伪经的“疑伪”概念很有兴趣，有些经文并不是印度传来的“真经”，而是后世僧人在翻译传播“真经”时的再创作。众所皆知，《西游记》中，玄奘之所以取经也是由于伪典太多，可是，那体慧的名作《<心经>伪经考》，通过极为细致的文本对读，却向我们呈现出玄奘本人“制造《心经》”的过程。
早期的叙事尚且可揭秘，那么“物”留下的痕迹更多。“物”的痕迹说到底也是“人”的痕迹，制造年代、使用痕迹、用途，皆反映了人的心态。心态的流转其实也是物的流转。思索“物之真假”与“叙事之确定性”是一件很有难度也值得每日练习的事情。事实上，眼睛能够捕捉到的“物与人”我都好奇，如果它们可以在记忆中被第二次第三次捕捉，可能就会被我写进小说。因为它们在记忆中也是“物相”，也随时会变化，它们自己就有叙事的欲望，但我总是怀疑叙事，小说其实也是一种以叙事质问叙事的方法吧。
记者：你之前形容自己是一个“捡垃圾的人”，那比起收集文物、古玩等物质世界的“边角料”，收集小说素材“边角料”有哪些相似与不同的地方？后者于你而言是否更多是一个无意的过程？
费滢：2016年夏天，中国城小公园里有了赌摊和小吃摊，我也暂时住到中国城七号线下一站阿拉伯人和亚洲人的混居区，那段生活更零碎更无法归类。说自己是“捡垃圾的人”，的确有职业因素在，但其实我自己也像是“边角料”：没有合法的居留身份，外国人，并不参与社会主流生活当中。
中国城中大量和我一样的人。陈氏兄弟门口经常有非法菜农卖郊区空地上种出来的东亚蔬菜，警察总来突击，往往人逃走了，菜叶散一地。某天我从大路走过来，拐弯时见到警车悄悄停在路边，警察出动，于是连跑地通知他们。菜农不仅有中国人，还有斯里兰卡人，他们立刻把菜藏在电梯后面和巴黎冻品超市的拐角处，然后，我们五六个就开始跑，开始我并没有反应过来我是不需要跑的，即使没居留卡，警察一般也不会查，直到跑到广南泰饼屋我才醒悟，停下来，那时候警察也放弃了，卖菜的阿姨请我吃了半个越南三明治，我们还加了微信，她的ID叫“阳光下的诱惑”。因此，我后来更倾向于写一个自身经历为主的小说。
真实的生活，与我一样的人，我无法将他们看作是素材而已。中文的历史写作又流行起“微观史”或者“小人物作传”，的确是一种思潮吧，可总觉得有点高高在上。我更想用我自己作为“边角料”的经验，给小人物们做个梦，这个梦又可以是很大的。对我来说小说这个梦可以归置各种复杂的无法归类的甚至看起来不甚合理的生活，它确实更为自由，给我们这些社会的边角料一个完整的世界。
记者：你会将写小说视为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吗？
费滢：原先或许以为“写下来”便是抵抗遗忘，现在自然改观，因为明白书写是一种筛选，筛选意味着忘记其他。就像刚入学时，以为历史书写主要有关事实的复述，后来发觉有事实有许多面向，它随时跟随叙事而变化。或许人更容易指出“伪”，寻“真”难度更高。生活的面貌也是复杂的，我只能尽可能指示其复杂性，且极有可能，生活的复杂性异质性只有可能通过文学的方式指示，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不仅是小说，也包括其他一切拥有叙事功能的媒介载体。所以，文学同时有助于“记起”“忘记”和“记起所忘记的”。
记者：有时候看你的小说，比如第一篇《行则涣》，我会有一种跟着你一起寻找某个答案的感觉——最后未必找到了答案，但这里有一个追寻的过程。我猜想，写小说时的你，是不是也在试图去理解自己的一些困惑？
费滢：如果说通过文学去理解一些现实困惑，那么未免将文学看得太重要。一些现实问题，比如我们都关心的社会事件，它不可被理解，一旦被理解，那么意味着可以被原谅，变成过去。这些事情也远远未到被理解被原谅被救赎的时候，用文学去达到自我和解，是不道德的。那么小说本身面临的困惑或是困难，往往就是文学意义上对“时间性”和“偶然性”的考察：在线性时间中，找寻过往经验中某一事物的所谓真相时，是不是仍然在向前，回头是否也同时望向前方更远处，偶然和随机是怎样发生关联的？小说永远在处理时态，大概率是将来完成时对接上过去未完成时，由此“偶然性”发生。所以或许我的小说很难找到答案，始终在被我屡屡转身去寻找的东西超过，事实上它早就在我们前面了。
记者：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小说就是讲故事，但你并不认同“写小说只是局限于讲一个故事”。 你为什么不满足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你心目中的好小说是什么样子的？
费滢：现在还在讨论“小说是否就是讲好一个故事”的人都比较中二。这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因为总有读者抱怨“故事不精彩”“脑洞不够大”“主线不清晰”。一旦有人抱怨就要重新讨论一次当代小说的讲故事问题，我觉得比较徒劳，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有人喜欢看主线，那就让他们看主线，市面上多的是三分钟看一部电影，十分钟讲完一本书的视频。
我其实非常满足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甚至乐于在小说里同时说好几个故事，让这些故事拧出根麻花般的主线，这需要极高的技巧，目前我还有相当大的进步空间。我心目中的好小说是没法十分钟讲完的那种，最少要讲个半小时吧。
记者：确实，你的一篇小说里散布着好些故事细节。读你的小说我也感觉自己“快不起来”，需要一字一行慢慢去读。在今天越来越快的阅读氛围里，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小众的写作者吗？你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小众”？
费滢：朋友们一直很遗憾，因为我没法写出畅销书，写不出就不会火，也赚不到钱，现在大家都很想卖影视改编权，小说家赚大钱是坊间流传的神话。出于赚钱的考虑，我当然希望能写畅销书，畅销书的技术包括长线打造自己的IP、抓住热点议题、多方合作组盘子，需要非凡之才华，凡人无法拥有。比如我想写脍炙人口的“地摊文学”，否则不会恶趣味地将书名取做《天珠传奇》，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写出来离“地摊文学”可太远了，哪怕钻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哈利波特》《还珠格格》也毫无办法。所以人只能写自己能写的东西，接受就好。
记者：你会对小说的未来感到悲观吗？近来大家常谈到两个社会现象，一个是受短视频、标题党的影响，大众的阅读时间越来越少；另一个是谈AI替代人类写小说。
费滢：大众本来就应该自由地选择休闲娱乐的方式，阅读的功利化是关键，人不再为乐趣而阅读了，反而追求起“读完了我能学到什么”。短视频的问题是跳转的画面与刺激性的音乐并不能起到放松的作用，每天长达数小时的高频闪烁与噪音反倒可能诱发精神疾病。
有位搞禅宗研究的同学经常和我讨论AI成佛的可能性，AI自主学习或许会掌握人类所不能掌握的认知维度，如果它在瞬间顿悟诸时间与三千世界，那小说会变成什么样，我很期待。担心AI替代人类写小说的人都是热爱主线的读者或小说家，因为可能AI可以0.000000001秒就理解了他们要花十分钟才理解的主线，也能花0.000000001秒拼出1000000000个他们想也想不到的主线呢。
记者：哈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回到生活。前面说到你的生活主要有晃膀子、看书、做古玩生意三个部分，你最喜欢做什么？
费滢：生活中我最喜欢做古玩生意，跑全国各地的交流会，怎么说呢，总是在路上，想到支付宝余额总是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