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族：怀念或凝视

记者：创作《零公里》用了多长时间，有什么记忆深刻的创作经历吗？

王族：写作《零公里》用时两年，最初，我本想写一部以新藏线零公里驻守军人为主的短篇小说集，写着写着觉得与当年有关的所有回忆都在苏醒。于是用两年写下当年的回忆，这次写作对我来说是回望，更是致敬。一部小说，尤其是一部长篇小说，当你完成之后，就好像跑了一场马拉松一样，既有艰辛的疲惫感，又有终于完成、接近终点的轻松和解脱。这是创作给我留下的最深感受。

记者：《零公里》是一部有关高原和军旅的长篇小说，此二者交织缠绕，构成了小说主题和故事。请简单介绍一下《零公里》的背景。

王族：我1991年底入伍到西藏阿里军分区，新兵训练结束后分配到汽车营，营地就在新藏公路“零公里”的旁边，自此开始了频繁运送物资上下喀喇昆仑山的汽车兵生涯。喀喇昆仑山是位于新疆三大山系（阿尔泰山、天山、喀喇昆仑山）之中最大的一座，从南疆叶城一直延伸至西藏那孜，是进藏四大公路之一。我们习惯于将这座山简称“昆仑山”，实际上与青藏高原的昆仑山是不同的。“零公里”路碑就立在新藏公路起始点，它犹如是一扇昆仑山的门，人一踏入便悄然关死，一切都不可预知。

记者：小说中的故事都发生在风雪高原，您在这一特殊场景中要表达的是什么？

王族：写到书中的这些故事时经常为之动容，犹如那些人物就站在对面与我在对视：副连长肖凡因为三年没有探亲，三年后一路奔波到家，无论他和妻子林兰兰怎样努力，女儿仍然叫他叔叔；两年前，田一禾和马静在通信中确定了恋爱关系，但一直没有见面；两年后，马静从兰州来新疆，这是他们确定恋爱关系的第一次见面，然而当马静到了零公里的留守处，才得知田一禾已经牺牲；战士邓东兴用一个夏天，在不见绿色的多尔玛栽活了三棵树，犹如在寸草不生的昆仑山上创造了神话……这些故事昆仑山都真实发生过，写进小说后让我揪心和难过，阿里军人的命运变化太过于悲怆，即使虚构也显得真实，让人每次触及便忍不住掉眼泪。

记者：《零公里》讲述的是阿里高原军人的故事，其题材是军旅文学，您注重呈现的是他们怎样的精神和心灵反应？

王族：这部30万字的小说，讲述了以驻守在叶城新藏线零公里的阿里军分区汽车营的战士们，在昆仑山执行任务中，克服大风侵袭、高山反应、缺氧折磨、大雪严寒、身体患病、艰辛巡逻等等艰难险阻，在营长李小兵带领下，牢记军人职责和使命，无私付出不怕牺牲的故事。但主题并不是颂歌式的，而是注重人物情感和心灵反应，努力呈现人物内心，力图让读者了解他们可亲可爱可敬的无上荣光和精神境界。

记者：您作为阿里军人中的一员，曾经的阿里军旅给您留下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王族：三十余年前，我曾在阿里军分区服役，在昆仑山上，所有书中描述的与生死擦肩而过的经历，所有令人感喟的情感纠葛，在当时的战友身上，我都看到过、感动过、震惊过。当年我们正年轻，军人的特殊身份让我们自感使命在肩，无论条件如何艰苦都必须坚守。现在回首，这是人生中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记者：小说故事惊心动魂，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请问这里面有您的亲身经历吗？

王族：小说中有我的一些经历，但是不多，而且因为小说叙述的需要，已经过虚构和再创造，顺应小说整体风格进行了合理分配。其实我对阿里军人的倾听、目睹、判断和认知，到了写作时便变得像我亲身经历一样，让我难以割舍和从中挑选素材，总想把那些事全部写出来。昆仑山是一个大背景，人在昆仑，尤其是驻守昆仑边关的军人，其经历和命运变化往往会惊人一致，所以小说中呈现的人物故事，在阿里军人身上有共性，犹如所有人的经历都在同一个故事中。

记者：小说中的昆仑山是一处特殊场地，甚至说所有军人的生命和命运变化，都因这座山而变得特殊，与当下社会和现代都市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能否谈一下您对驻守昆仑山的高原军人的理解和认知。

王族：前几天在一篇文章中刚好谈到这一点，在这里予以引用：“小说中的昆仑山，相对于当下社会和都市生活，犹如是一个被隔绝的世界，在昆仑山生存的人，必须要选择与世人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譬如在时刻面临死亡的危险境地，在不能改变缺氧和高山反应的环境下，便不容许你忧郁和多愁伤感，更无法逃避和放弃。正因为他们坚持了常人难以坚持的拼搏精神，才使灵魂和心灵为之慰贴，活得像界碑一样沉默而坚忍。这在当下社会中是弥足珍贵的生命精神。”

记者：昆仑山因为边防军人而呈现出了刚烈铁血气质，请问您期待在这部小说中坚持了怎样的思想表达？

王族：写这部长篇小说，是想让读者知道时代在前行，但安宁的生活必须有人默默奉献和守护，这些最可爱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卫士，他们值得被铭记。驻守在昆仑高原的边防军人，是一群“背对”这个时代的人，他们选择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方式在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的与世隔绝的雪域高原，需要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坚持下来。这是最值得赞颂的高原军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