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只是每天都在写即可
记者：《诗来见我》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中国古典诗词，走进杜甫、白居易的世界，也记录当下普通人的故事，用古诗词诠释古往今来的生命个体。诗词是你最喜欢的文学类型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阅读趣味？
李修文：所有的文学类型中，我最喜欢的是诗歌，几乎每天都读一点，最根本的缘由，大概是对自己的补偿——我一直遗憾自己成不了一个诗人。读诗的时候，我的枕边书变成了枕边手机：很多诗歌公众号都非常好，我关注了好几十个，随便点开一个，都能读到好诗，一旦读到了好诗，就要赶紧截图保存，好让自己下次还能再读到：仅仅点收藏功能还不保险，因为好多公众号突然就没了。读诗于我而言，一句话，就是让我活在语言的创造之中。别的文体当然也在创造语言，但是，对即时发生的生活之记录，以及对其中莫可名状部分的翻译和揭示，越是身处在“当代”之中，就越是能够体察到诗歌优先于其他文体的力量。
必须承认，我是一个侦探小说迷，且偏爱日本的社会推理派，所以，松本清张、宫部美幸这些人的作品我基本都通读过。我们经常说，要正面强攻时代，实际上，社会推理派的代表作品无不在正面强攻这些作家们所置身的时代。
记者：在不同的时期，你的阅读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李修文：实际上，除了对诗歌的阅读一以贯之，这些年，我阅读的兴趣确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转向，既跟写作相关，更是生活的必然：当编剧的时候，我读了大量的电影剧本，《世界电影》杂志上刊载的那些剧本，有好多关键场景和关键对话我都能背下来，只因为，一个写小说的人转而去做编剧，往往会遭遇极大的叙述难度，剧本所要求的那些显形的冲突，在小说里几乎可以视为败笔，所以，既然要做一个编剧，我便尽可能地要求自己，完成一个编剧必须完成的剧本阅读量；在几乎停下小说创作的那些年里，严重的自我怀疑曾经令我在相当长时间里沉浸在禅学典籍之中，我甚至还想过，像写《诗来见我》那样，去写一本我个人跟佛经与禅学遭逢周旋之际遇的书，终因笔力不逮没能写下去，但是，这段阅读却促使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顺应着这些书的指引，我拜访过不少僧人，这些僧人也未见得是多么重要的高僧大德，但是，他们让我见识到了活的禅，甚至是未见未得解脱的禅，就此意义来说，对禅学的阅读，其实让我更深入地投身在了世界之中。说清楚各个时期的阅读特点是困难的，我更愿意将这些特点视作命运的召唤，这么说其实并不夸张，就像当编剧的那些年里，在阅读大量电影剧本的同时，我读过的经典文学作品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多，无非是因为，我还是想重新成为一个作家。
记者：那么，在这些际遇中，有哪些是曾经打动自己的生命之书？会有某本书曾激发你的写作欲望吗？
李修文：《里尔克诗选》《聊斋志异》《浮生六记》，这三本是我面对这个问题一下子就会想起来的书名。其中，《聊斋志异》常常激发我的写作欲望，蒲松龄的世界里有始终流动着一种非常动人的情绪，就是对生活的困惑之感。另外，因为蒲松龄科举受挫，《聊斋志异》里也弥漫着一股感世伤生的气息——因为困惑，蒲松龄从来不去下什么断言，他之所以写下那么多明丽的、刚健的、有生命力的妖狐鬼怪，从根本上，可能就是想要让这些形象去冲破他对时代、处境的重重困惑；另外，因为感世伤生，蒲松龄缔造出了一种奇异的叙述效果：那些妖狐鬼怪，不仅是我们生活和世界的参与者，也是我们生活和世界的观看者，它们的存在，又赋予了我们新的视角，也就是说，我们一边在创造着自己的生活，一边又在凭吊着自己的生活。所以你看，蒲松龄多么“现代”啊，他的很多小说素材，前人都使用过，但只有到了他笔下，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作者性才真正诞生了。
记者：你调到武汉大学文学院担任大学教授，教学过程中会经常和学生有阅读方面的互动吗？
李修文：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我开了一门课，叫做《故事的讲法》，之所以以“故事”为题，主要是和别的作家相比，无论是作为编剧，还是监制和总策划，我参与了十几部电视剧创作和总票房近百亿的电影创作，我希望在“故事”的层面上将传统文学和影视剧、舞台剧乃至游戏综艺打通，在今天这个时代相对完整地理解“故事的讲法”，暂时，我并没有和同学集中就某部作品展开讨论，是因为，我在这些年担任监制和总策划的经历里发现，有很多人其实写不好一个故事大纲或故事梗概，所以，我决心从最根本的地方和同学们展开交流，但是无论如何，经典文学作品是其中最敏感的一条神经，我们讨论的很多故事，其实不过是经典文学作品在各个领域的外延与附体。
记者：有过坎坷的经历和创作实践，相信这样的交流一定是有效的。能否再谈谈你在创作小说过程中最享受的或最感困难的是什么？
李修文：大概有十多年，作为小说家的我消失了，从没完整地发表过一篇小说，而那时的我，没有一天不渴望自己重新变作一个小说家，大概从两年前开始，我重新开始了写小说，首先完成的，就是《猛虎下山》之后，就像被激活了一般，我几乎每天都在写小说，往往是一篇还没写完，另外一篇就已经紧紧攫住了我，我决心，做回当初的青年作家，不问什么结果，只是每天都在写即可，要知道，重新写小说这件事，已经让我感受到了莫大的幸福。实话说，目前，除了写作本身的困难，我并没受到什么别的干扰，写作时间虽说碎片化得厉害，但是，它反倒对我是一种激发：即使是出差途中，我也可以在手机上写下去。另外，之前一直纠缠着我的自我怀疑似乎也消失不见了，当然，我常常感到忧惧，担心着严重的自我怀疑哪一天又会找到我，但是，只要它们还没来，我就决心先将过去十多年里想象过的那些小说一一写出来。
记者：写了那么多不同题材的作品，你最钟爱的是哪一本，有没有最不喜欢的？
李修文：我最喜欢的是《致江东父老》，很多人说它不是一本标准意义上的散文集，而它却是我的试验田：散文这个概念来到中国，不过一百年，放在更长的历史纬度中去看，弄不好，它才刚刚诞生，谁能给散文划定一个无法逾越的疆域？所以，在这本书里，既有一些像“散文“的散文，也有一些不那么像“散文”的散文，它们让我感受到胆大妄为和私设公堂的巨大愉悦，这种愉悦，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在创造的写作者。至于最不喜欢的，确实还没有，原因仍是那一个——对于一个十几年没怎么写出东西的写作者来说，将自己写过的作品当作救星，一再被它们召唤，尚且还来不及呢！
记者：对你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李修文：对我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就是可以一个人完成这项工作，考虑到我失败的编剧生涯，写作就更加让人觉得幸福和振奋了——我写过很多剧本，能够拍出来的其实寥寥无几，有的是因为出品公司垮了，有的是版权上产生了纠纷，一个剧本的完成，离一部完成拍摄和播放的影视作品，实在是还有遥远的距离，唯有写作这件事，几近于一个人为自己创立的宗教，单凭这一点，我就有逃离生天之感。
记者：你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你喜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读书？
李修文：过去，我是记笔记的，尤其读那些文论作品的时候，比如王夫之的诗论，我极为敬仰和喜欢，也正是在阅读他的作品并且随手记下一些笔记的时候，我模模糊糊觉得，自己应该写下一本书，不仅仅将诗词当作学问，而是将它们当作我自己的生命本身去清理梳洗一次，这便是后来的《诗来见我》这本书；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在阅读中有了一些感触和体悟，便会下意识打开微信里自己的头像，再记下它们，甚至干脆对着自己的微信说几句，再转换成文字，实际上，它们也一样是笔记。
有许多年，我都混迹在影视圈里，但内心里一直十分渴望继续回到写小说的道路上，所以，每每去剧组的路上，一上火车，我便忍不住要读那些文学作品，我还记得，好多特雷弗的作品和麦克尤恩的作品都是我在去剧组的高铁上读完的；有一度，我特别喜欢一位年轻作家蛇从革的作品，经常在高铁站上车前买一本他的作品，等到下车时也就读完了，而现在，好多高铁站的书店都关闭了，所以，每回想买一本蛇从革的作品上高铁而不得的时候，我多少还是有些伤怀的。
记者：你的藏书多吗？
李修文：实际上，我还谈不上藏书，数量上并没多少，原因还是做了十多年的编剧，这其中的大部分时候都是离开书房在外漂着的，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我也许也是有藏书的——在外拍戏的时候，看过的书大多都送给了那些陌路相逢的人，这么说起来，我的那些书，其实是藏在了他们的行李里、生活里。
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你想见到谁？
李修文：蒲松龄。对于这个人，除了敬仰，我还有怜爱，许多时候，我都会想起王士祯写给他的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记者：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会邀请谁？
李修文：还是蒲松龄，不知何故，我想背一段施耐庵在《水浒传》序言里写下的一段文字给他听：“呜呼哀哉！吾生有涯，吾呜呼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读之而乐，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后身读之谓何，亦未知吾之后身得读此书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