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谁在敲门》《红砖楼》：罗伟章的变与不变

作者简介：王戡，笔名王刊。成都青年作家。多篇小说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四川文学》刊载，出版有长篇小说《择校记》、中短篇小说集《阿加，阿加》《生死之河》等。

在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里，罗伟章无疑是一位勤勉而富有探索精神的行者。近年来，他的作品不仅数量可观，质量更是上乘，屡屡入选各类权威文学选本及排行榜。而成绩的背后，是他对文学不懈的追求与勇于自我革新的勇气。从细腻描绘生活微末情感的《谁在敲门》，到深刻揭示社会变迁与人性挣扎的《红砖楼》，我们不难发现，罗伟章的笔触在时间的流转中悄然变化，他正以一种坚定的步伐，在求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题材和主题而言，《谁在敲门》书写乡村，而《红砖楼》转向书写城市。前者赓续鲁迅、周立波等的乡土小说，后者接力吴敬梓、钱钟书等书写知识分子的讽刺小说，它是抽向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的鞭子，搞得大家人人自危，揽镜自照。从社会进程来说，《红砖楼》里人物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那时商品经济大潮来临，社会转型，大部分文人的欲望开始由精神和权力的转向物质的。而《谁在敲门》则关注当下，关注消费社会里底层人如何在物质欲望里裸泳，他们谈不上精神，即使有也是对精神欲望的嘲讽。这么看来，《红砖楼》在前，《谁在敲门》在后，将它们拼接起来，就可以看出物欲是怎样由中上层的知识分子一波波传递到底层，并横扫乡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红砖楼》对《谁在敲门》是一种追溯和补全。对罗伟章而言，《红砖楼》的出现更有一层意义在于，他打破了以前评论界的一些误解，以为他擅长的只是底层叙事，乡土小说。事实上，他是一个不断敞开不断打破边界的作家。

从语言上来说，两部小说都对智性的语言表现出了痴迷。罗伟章的智性，首先表现为思辨性。他会对一些习焉不察的概念进行辨析，翻出新意，这给人有了重新发现那些概念的感觉。其次是对人生、对两性、对文学、对世界等深刻的体察，这在《红砖楼》里尤其多。事实上，这些表达可能对情节是无补的，取消它并不影响意思的传递，可以称它为闲笔，漫溢之笔。但有了它，才有了思维的韧性和力度。如果把语言分为三个层级，准确是第一级，美感是第二级，那么智性是语言的最高级，它无限靠近哲学，没有对生活的思考是无法办到的。事实上，吉根和昆德拉也是这方面的实践者。

但语言的变化也有，《红砖楼》写城市，写知识分子，就使用普通话，而《谁在敲门》写农村，写农民，语言的在地性就非常明显。罗伟章利用了方言，也改造了方言，使得语言的辨识度很高。使不使用方言，这是由人物身份决定的，罗伟章深谙这个道理。

与之相应的，《谁在敲门》里有很多地方性知识，充满南方经验，比如丧葬文化等。《红砖楼》里也有地方性要素，比如对川西和美食的描写，又尤其是后者更难能可贵。成都是个美食之都，但能写美食的还要追溯到李劼人。尽管如此，这个故事几乎可以放到中国除边疆之外的任何一座城市，因为中国的城市面貌都差不多，如果《谁在敲门》只能放在大巴山的话。

在人物上，虽然两部小说书写的主体有了变化，但不变的是作者使用放大镜对他们纤毫毕现的考察。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缺乏，彼此成为对方的地狱，互相猜忌，互置罗网，互为镜像。这些人物的心思都很纤细，“千回百转”，他们在细微处释放人性的毒素。在人性的表现上却又有不同，《谁在敲门》里表现为亲情的隔膜、冷漠、算计、贪婪、狡诈、锱铢必较，《红砖楼》里的人物荒诞、滑稽、算计、背叛、虚荣、拉帮结派、营造山头。作者对待人物的态度上，也有差异。《谁在敲门》里，作者保有对底层人物的悲悯。《红砖楼》里，则表现为嘲讽。如果说两部小说里作者对写作对象都用一个恨字来概括，前者是恨其不争，恨其不争的底子是爱。而后者的是恨意、怨恨，这是取消爱。《谁在敲门》里人物关系主要表现为代际之间的权力约束力在一代代松弛，到了第三代，成员之间就成了原子状，家庭伦理和乡村伦理在断裂。而《红砖楼》里人与人之间，表现为依附、对立和互掐。

从视角上看，两部小说都有一个叙述者“我”，同时“我”又是事件的参与者。但《谁在敲门》事实上是第三人称，“我”行使了全知全能的职能。《红砖楼》里，整个小说是“我”对另一人的述说，且“我”告诉她，我告诉她的故事是假的，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原小说的性质。这两个“我”同时又是一个反思者，他对外界拥有解释权和评判权，看似是强者，其实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零余人。他敏感、细腻、病态，拥有精神生活，但又孤悬于千万人之中。

在情节上，两部小说都有传奇性。这在农村那种神秘主义经验主义盛行的地方，自然好理解。《红砖楼》里，则把传奇变成了一种隐喻，比如小琪听见关门关窗就觉得门窗在夹她的脑袋，就要犯病。她作为受害者，表征着文化圈是个病态的圈层。其次，这两部小说，往往都选取日常的甚至不值一提的小细节，通过意识的流动和逻辑的力量，通过预续和插叙，巧妙连缀，或者回防，让断线的人、事、物、情瞬间扣合，这就使得两部小说在情节上横生枝蔓，旁逸斜出。

如果说《红砖楼》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那么《谁在敲门》则表征了另一个时代的登场，从群居的“楼”，到散装的“门”，时代变了，作为书写者，其风格也得跟着改变。罗伟章在两部作品中的变则是打破路径依赖，努力突破和创新，而突破和创新是文艺发展的力量源泉。罗伟章的不变，是他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这些风格受到了市场的检验和读者的喜欢。罗伟章的变都是修辞上的、手法上的、战术性的，而战略上的——要用作品去反映时代风貌这条在他那里的铁律——是始终不曾变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