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作家张怡微开始了对“机器与世情”这个议题的思考，当机器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创造新的矛盾冲突、新的痛苦抉择、新的心灵体验时，文学赖以赋形的“世态人情”会不会在其中找到新的叙事可能？这成为她日后写作的一个重要题材。
张怡微关注“机器”，并不是要将小说指向科幻，她所谓的机器不只是手机和其他去往虚拟世界的媒介，还包括乐器（合成器）、医疗机器等，它们所生发与所辐射的各种话题给予了小说创作更大的空间。她一贯的“世情”观察与书写，也有了新的面貌。在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最新小说集《四合如意》中，她写在机器与世情中的那些人们，指向他们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呈现那些心灵的和精神的生命图景。
记者：不免要谈及《四合如意》这部小说集围绕的那个写作计划“机器与世情”，它的背后因由于你发表在《文艺与争鸣》的同题文中已有表述。我所好奇的是，“机器”与“世情”的连结，某种意义上，“机器”表面上渗透甚至重新在界定、改变“世情”的表征，如你在小说中直陈的“总有一天，任何人与任何人都可能被科技的更迭彻底隔离开来”，但它的内部，应该是更复杂的。
张怡微：看到“机器”，我们会以为是属于科幻世界的题目，其实它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离开机器，生活会很不方便，这是写实主义很难绕开的，而不再是科幻了。这是我们一同经历的过程，在经历的过程中，对亲情、友谊、爱情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是让人更幸福了吗？我觉得以小说的虚构容器来做推演，它能映照出许多荒诞。如系统故障，大家哪儿都去不了。如精确的健康信息所掩盖的其他心理问题。如以微信分组的远近划分，有时能展现出至亲至疏的决策。如以视频团聚作为孝亲替代方案和真正相处中的困境……小说可以推理每段复杂关系处于绝境中的人的反应。
记者：当以“社交媒体一代”的生活与情感变迁来概括这本小说集的主题时，即是在说，人与人的之间关系被社交媒体所框架、结构，这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感触中是非常明显的。但如你所言，小说要做的，恐怕还不止于复述这种日常生活的经验，小说营造的虚拟世界始终致力于我们对生命体验的重新赋形。这种“重新赋形”的重要性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它隐含着你对自己的小说面貌的一种期待吗？
张怡微：“社交媒体一代”是我的编辑命名的。我想是他最初阅读时候的一个总体感受。我想每一个时代都有青年流行文化、甚至亚文化，流行的东西它不一定很深刻、很长久，但它能展现一定时期的精神景观。小说要做的，一定是对以归类、以知识生产为目标的社会科学关照不及的部分，进行个别问题的发现和命名。我觉得小说就是一种魔术，它调取的是日常经验、世俗生活的素材，但最后通过组合，形成了一个现实世界里不可能发生的结果。这是我对自己小说的期待。
记者：聚焦在这本小说集具体的主题，作家王侃瑜评论说包括“机器与世情”“女性处境”“移民与故乡”，某种意义上，它们互相渗透或者说后二者是第一者的延伸。女性处境是你小说中一贯的主题，但在当下，它似乎有着更多的延展，如《步步娇》中的三代女性各有各的遭逢，《端正好》中独身买房的阿梅，《寄生草》中命运途径多次转折的茱帕，在呈现各类女性的人生命运之时，你的叙述空间是被打开了的。
张怡微：一个比较健康的状况是，一个小说作品不只是写给女性看的，不只是写给中文系的人看的，也无所谓写作者是男是女。但现实情况很难做到这样良好。总之在一切文学作品中，我还是比较喜欢看女性（哪怕走了很多弯路）最终能走出困境的故事。因为如果我要看一个女性很惨、或者毁于结构性困境，生活里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步步娇》表面上是讲女性伦理生活中的生育问题，其实是希望能表达，人生的转折路口在很早的时候就因为一点私心、一些对未来的自大就确定了的。《寄生草》写的是被时代抛入到夹缝中运用年轻的红利不断触碰到复杂社会现实与变迁的女孩子，她可能没有能力也没有野心先发制人创造自己的人生，但经由感性的方式，她也走出了命运的旋涡，走到了新的人生路口。《端正好》中的阿梅，当然是一个不太讨喜的角色。我想说，一个女孩子在一个男性主导社会资源分配的环境里想要做一点改变，就不太可能宜人性很强的，她总是要一直动脑筋一直想办法的。阿梅这个名字，来自于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去看了电影《梅艳芳》。
记者：某种程度上，仿佛你在反复描摹女性的职业、年龄、家庭关系、情感关系之时，是在进行一种女性的自我解析，《一春过》中展示得更为明显，我们看到包含在女性这个议题之下的复杂性甚至是不确定性。
张怡微：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齐茜是一个人偶设计师。但这项产品设计所面对的需求其实很复杂，不只是洋娃娃满足小孩子抚摸毛茸茸玩具的需求。人偶发展的历史很长，1933年以后，汉斯的娃娃就带有了一些阴森和情欲的色彩，玩偶的类人型、艺术家对女性身体超现实的解剖和重组，在我看来影响到了女主人公看待周围人生活的方式。换句话说，这份特殊的职业对于女性身体的认识，让齐茜慢慢开始能看到生活中大量的变异，例如婚姻对少女时期好友精神内核的改造。她的朋友们看起来还是以前的朋友，事实则是很陌生。她看起来一直在社交，且有异地恋的亲密关系，但社交也都是手机里的表演，亲密关系并不亲密。她不再看得懂亲爱的朋友的伤痕，与此同时还在创作中新建对女性身体的破坏性展示。其实这很像女性与虚构的关系，我们阅读古人的作品，假借男性作者恐惧和同情的口吻来看待第二性这个整体发明出类似于“脆弱”“婉娈”的审美特征。如今女性也可以创作，但我们是在创作什么，是自剖还是模仿男性的欲眼，是甘心观察和雕琢一个客体吗？写作初衷其实是想讲这些疑惑。
记者：谈一谈“移民与故乡”的主题，在一个访谈中你说，因为作家王安忆提到《四合如意》这篇中在英国留学男孩子的那条线要展开，从而拓展了这个主题。事实上，在当下，这种身份的现代性隐喻是非常强的，它是身体、空间、人与世界的联系等多重议题的重叠，尤其是处在社交媒体发达时代。拓展这个主题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张怡微：我可能确实有拓展空间的企图心，也做了一些努力。我挺喜欢英国文学，包括特罗洛普、奥斯丁、狄更斯、伍尔夫……有时候拿腔拿调开开玩笑，也都来自于这些大前辈的精神引导。关注到英国移民是非常偶然的，当初看到了五年遗案后的非法移民的生活，有2000多人获得永居，我就想写这些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黑工，也不知道后来生活的怎么样。我小说里提到的听来的故事，就是一位大厨的妻子，是个福建女性，她说他们家和别人不一样，她老公会看报纸，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大赦消息。有人不懂英文，就错过了。当然还找了很多资料，看了很多论文，到处打听了一些事情。现在移民后代的非虚构作品真的写得非常好，最近有一个作者Angela Hui，写的一篇Scalding oil,racist prank calls and endless 'lid duty':growing up in a Chinese restaurant（《热油，种族主义恶作剧电话，和没完没了的‘盖盖子’：在中国餐馆长大》）就很生动，作者是香港人，上世纪80年代从香港到威尔士开外卖店。“lid duty”就是把外卖盒子四个角盖住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每天要做好多好多遍。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强的生活气息，很艰辛很枯燥、又很有生机。他们的后代也开始写作了，他们没有继承家业，才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好故事。我觉得文学的空间，还可以很大。希望各行各业各种多元身份的人都能来写故事。这样我们也能以更高标准给自己发出新的挑战。
记者：《缕缕金》中提到了在当下文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阿尔兹海默症，文学病是现代小说中一个重要元素。阿尔兹海默症为什么吸引你，在于它所包含的伦理的、情感的、生命观的复杂多元？
张怡微：那是前几年的事情了，其实我写过一些文章，也组过好几次圆桌讨论，请了医生、也有哲学系的老师一起和同学们讨论。我们上海作家写这个题材的很多，王周生、薛舒、于是都写过，但是以亲情居多，后来我看了一本小说《不属于我们的世纪》，第一次把阿尔兹海默症和新移民认同结合在一起写，我觉得很有启发。现在作家韩松又在社交媒体带起了新的讨论。它最初吸引我的部分，当然是对于记忆的处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异，用《不属于我们的世纪》里描写的句子，我又一次变成了这个世界的陌生人。第一次是因为移民，第二次是因为疾病。当然后来它被表现得多了，就有了一些喜剧化的演绎，有了一次重新检视亲情关系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是，面对死亡的黑洞，它也是一个先导性的创伤体验。
记者：整体说来，“机器”所生发与所辐射的各种话题，让小说在对其的探索中展开更大的写作空间，但它们最终指向的或许还是人类内心的终极问题。也是所谓，“相比应对日常生活的枯燥，探索内心的矛盾反而更为棘手。”
张怡微：我想如果抱着科幻小说的期待来看这个主题，大概就会很失望。因为我关注的机器还包括乐器（合成器）、医疗机器等等，不只是手机和其他去往虚拟世界的媒介。《锦缠道》写的电子琴交响乐团，是电子琴对于乐器的模仿，但技术的更迭，使得乐手完全可以被机器替代，这个乐团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我记得我听一个钢琴家说，现在写谱的人甚至会写出超越钢琴琴键的音符，我想这就是机器对艺术家的嘲讽和压迫。这段由音乐学习牵出的女性友谊，本身也有许多自欺的荒诞和撕破脸的狼狈。对于命运的书写来说，谁是那个能看到总谱的人呢？谁是真正的指挥呢？它需要我们待在怎样的角色里被规定好生活呢？我想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很矛盾、冲突的地方。是我们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弱点、找到自己的热爱必经的道路。
记者：一个整体的感受是，在这本小说中，叙事的节奏是更为松弛的，即算是在写那些困难的处境、人与人间互难相通的情感关系，小说的呼吸空间是更大的，仿佛你在创作之时也是更为张弛有度的。这来源于什么？
张怡微：可能真的没什么功利心。就可能没有寄望通过写这些小说获得什么。这几年的创作，才得以比较轻松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