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乡土叙事中乡村治理书写的嬗变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研究当代文学乡村叙事中如何书写乡村治理问题，不仅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探究作家对乡村社会的想象，其实也关联到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写作姿态，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自身创作与中国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可以通过这种研究来还原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进而进一步探究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般而言，所谓乡村治理是指乡村社会的不同主体按照确定的制度、机制联结在一起，共同管理好乡村的公共事务。这些主体既包括乡（镇）村两级的党组织和行政组织，也包括相关的附属机构和组织。有效的乡村治理应该首先表现在横纵两个方面的体系性和顺畅运行的协调性。在我国，虽然作为学术概念和理论探究领域的“乡村治理”在新世纪初才出现，但作为行动议程的乡村治理则开始于共和国成立初期。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从“土地改革”开始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特别是在“1962年9月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提出将农村人民公社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并最终确定了人民公社的性质、规模、人事安排及党组织建设等，完成了国家权力对农村资源的整合，极大地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1）此后，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调整、变化和改革，但作为政治话语和正式的行动议程，始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将以新世纪以来多部乡土叙事作品为对象，尝试从另外的视角，简要分析近20年来乡村叙事中的乡村治理书写问题。
当代文学关注乡村治理问题始于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农村题材创作，尤其在合作化叙事中表现明显。赵树理发表于1955年的《三里湾》讲述了在合作化运动中三里湾村的合作社扩社过程。在作品中，赵树理不厌其烦地列数了三里湾村乡村政权和基层组织的构成部分、人员状况和运行方式，涉及党、政、共青团、妇女、教育、治安等多个方面，以及这些方面在合作社扩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赵树理的讲述我们发现，三里湾村扩社之所以成功，乡村政权和基层组织体系的健全和有效运行起了重要作用。柳青的《创业史》描述了1953年早春时节，梁生宝在蛤蟆滩（村）成立了互助组，到1954年正月，下堡村成立了以梁生宝为带头人的灯塔农业合作社。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情节安排，认真地交代了蛤蟆滩横向组织架构和运行方式，但更鲜明的特点是交代了从蛤蟆滩到下堡乡、中心乡，从中心乡到黄堡镇区委区公所再到渭源县委这一纵向基层治理体系。通过这横纵两条线索，作者阐明了在共和国成立早期乡村治理与合作化运动得以顺利实施的关系。与上述两部作品稍有不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将笔墨重点投向了乡一级政权的构成和运行方式。作品中的清溪乡是他的叙事平台，从清溪乡出发，作者在叙事安排上，不断将视角向下和向上延伸，重点勾勒了乡级政权的构成和治理方式。综观这几部作品，在乡村治理的描摹上，大致呈现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十分注意强调党的领导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通过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具体表现出来，比如《三里湾》中的王金生，《创业史》中的卢昌明、王佐民、杨国华，《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等。二是与刻意表现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形成对比的是，这几部作品中，相对弱化了基层组织行政负责人的形象，《三里湾》中的范登高、《创业史》中的郭振山，《山乡巨变》中甚至没有出现行政负责人。这种叙事既可能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也暗含了此类叙事中强化党的领导的意图。三是凸显了共青团在乡村治理中的骨干作用，比如《三里湾》中的范灵芝、王玉梅，《创业史》中的徐改霞、梁秀兰，《山乡巨变》中的陈大春、盛淑君等。他们都是共青团员，参与到乡村治理的一定架构当中，并在治理体系的相应环节上发挥着作用。作家着意刻画农村新人，不仅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且也为中国农村社会进一步向正确方向发展积蓄后备力量。四是作者们在对乡村治理进行描述时，注意到了治理体系中联动合作、彼此协调，并以此强化基层组织的有效运行，比如除了党组织、共青团之外，还强调了妇女、教育等相关环节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上述几个方面既是作家基于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身份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忠实记录，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思想旨归上的内在追求。
当代文学早期乡村叙事中这种有关乡村治理的书写传统，不仅真实记录了当时中国乡村社会在治理体系及其运行上的状况，有力配合了共和国成立初期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需要，也为后来的乡村写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叙事经验和写作传统。但实事求是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经验和传统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研究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和继承。虽然有些创作仍然在叙事中涉及乡村治理问题，也仅仅是作为叙事背景出现，乡村治理问题本身没有引起写作者和研究者的充分注意。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叙事逐渐转向对单一个体的关注，乡村叙事也逐渐由集体叙事转向个体叙事。在此背景下，很少有创作或研究将视野转向体现了集体性或者公共性的乡村治理问题。“十七年”文学中的乡村治理的总体性问题逐渐由“老支书”或者“村长”形象所代替。二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特别是在乡村社会向城镇化、现代化转型以来，原有的乡村治理观念和机制的失能、失范，使乡村社会一度出现“底层困境”。很多创作或研究往往更多地关注到了这些困境的表象，未能对这些治理问题进行深度探讨。
经由20世纪末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21世纪的前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乡村社会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得以进一步展开。在此时期，一些作家沿用了此前多年的创作惯性，继续叙写乡村的衰败和底层的困境，采用了更为严肃的现实主义格调痛陈转型期的无奈和抗争，仍然把焦点投注到个体或者群体身上。
比如阎连科的《受活》（2004）和贾平凹的《秦腔》（2005）。前者采用戏谑的手法描述了古老乡村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悖谬荒诞。耙耧山脉深处的受活村因大多为残疾人，在整体的社会进程中一直被边缘化，在所谓的“革命烈士后代”茅枝婆的带领下孤独地生存着。人民公社时期，几经劝解，她带领全村人“有条件”地入社，但入社后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她的“有条件”并未达成，此后退社成了茅枝婆生活的主要诉求。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受活村所在的双槐县县长柳鹰雀欲重金从俄罗斯购买列宁遗体，在双槐县魂魄山上，建列宁纪念堂以发展旅游经济。为了筹措资金，柳县长发现了受活村的独特性，组建了残疾人“绝术团”巡回演出。当然，小说最后以荒诞的悲剧收场。对这部小说，评论界有很多阐释，但笔者认为，在此部作品中，阎连科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受活村历史遭际的描述和对村、乡、县一级领导形象的塑造，将故事延伸到了乡村治理体系的架构层面。不论这个架构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阎连科都从有序中看到了无序，从治理体系的约束性当中看到个人欲望对这一体系的解构。与此相反，在《秦腔》中，贾平凹以写实的方式记录了乡土中国的农民精神在现代转型期的深刻变化。在这部作品中，贾平凹不经意地写到了不同时期两种治理观念的冲撞，即以老支书夏天义为代表的传统的以土地为中心的乡村治理模式，和以现任支书夏君亭为代表的新一代面向市场经济的乡村治理模式之间的冲突。虽然贾平凹对此未深描，但乡村如何治理的问题显然已经被提了出来。正如贾平凹在“后记”中所说：“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有再来，来了也抓不住。”（2）作者在文末特意说明小说写作参考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现在看来，这为后续《带灯》的写作做了铺垫。从创作实际看，这一思潮和惯性一直延伸到2014年之前，比如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2013）、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2014）等。在《生死十日谈》中，孙惠芬不再像此前写作《上塘书》时那样从容和娓娓道来，而显得沉郁激愤。她将目光投向了农村现实社会中的自杀问题，深刻挖掘了一个群体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挣扎。在这部作品中，孙惠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农村的自杀问题。不论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自杀者生前所遭遇到的困境是否得到关注。二是自杀者的遗族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生活上是否得到重视。无疑，这两个问题都是乡村治理中应予以关注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孙惠芬的这部作品也是审视乡村治理问题的叙事。《我的名字叫王村》则是一种别样的写法，作者通过营造一种失重和荒诞的氛围来审视和思考中国当代乡村的现实问题。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经营了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主人公王全一次次外出寻找弟弟。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寻找自我、寻找乡村的过程，呈现出了比较强烈的精神属性。另一条线索是乡村的城镇化过程，随着土地流转、开发，以及大工厂的建立，很多人失去了长久以来赖以生存的土地。物质上的丰盈和空间上的逼仄进一步强化了在上一条线索中“寻找”的迷茫性。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同样将乡村治理问题置于叙事的背景和末端，同样也是在格外的意蕴上因一些地方乡村治理的失范失能而对其进行了批判。总体而言，此类创作在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等范畴之间选择了前者并予以深度描摹，且通过它们之间的冲突来表现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理层面出现的失序状态。
上述所举几部乡村叙事作品表达出的对乡村治理问题的担忧，与社会学者的研究也基本一致。在我国，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最初的十余年，也是国家对乡村治理进行调整优化的时期。一些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建设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进一步整合和调动了农业农村资源，为现代化、城镇化转型和广大农村摆脱贫困提供了制度和政策支持。正如有社会学者所说：“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采取了以‘少取’‘多予’‘放活’等为核心的系列政策措施，一方面，取消了延续2600多年的农业税，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大力开展‘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改善乡村治理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不仅如此，包含产业经济政策、市场流通政策和农民办企业政策在内的多重政策极大地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和范围，政府主导下的城乡统筹思想逐步确立，城乡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3）但也有学者指出，这些政策调整和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负担过重和干群矛盾激化等问题，提升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但是，国家治理的成本大幅上升，乡村治理方面的矛盾也更加凸显。乡镇基层政府财政严重短缺和财权事权不对等，这就使得乡镇政府积极寻求制度外收入，出现土地财政及乡村债务问题，进而导致乡村治理规则失效”。（4）应该说，上述几部作品正是对这样一种新的乡村治理体系再建过程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针对乡村治理本身，而是切入那些失效的治理规则下的生存状态，切入人与土地关系失衡的现实状态。
当然，与上述把乡村治理问题隐藏在人的背后的乡村叙事作品相比，在这个时期，也有一些作品直接将笔触指向乡村治理问题本身。周大新的《湖光山色》（2006）讲述了农村姑娘暖暖在城市打工后，回乡创业过程中所经历的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坎坷。作品一方面看到了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乡村社会依托历史和现实两种资源所可能迸发出的勃勃生机，比如作品中因为有楚长城和楚王庄的存在而对历史文化的挖掘为现实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因为过度的个人欲望追求所带来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原村主任詹石蹬滥用权力鱼肉乡里，没能也不可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挥基层组织带头人的作用。继任者旷开田在得到权力后，也在没有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由于不断膨胀的私欲最终被经济大潮所湮没。表面上看，这部作品主要探讨的并不是乡村治理问题，但由于除了暖暖外，主要人物就是詹石蹬和旷开田，两个人又都先后成为乡村政权的主要代表者，在他们之外，并无其他基层组织的构成要素，因此这就把乡村治理问题推向了前台。通过他们可以看出，不完整的乡村治理结构和缺乏监督、没有协调的单向度的治理体系，是无法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获得稳定运行效果的。当然从作品的阅读和阐释上来说，也许更多人看到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状况，特别是主人公暖暖形象的塑造更增加了向这一向度的倾斜，但这种解读是不完整的。
除了《湖光山色》外，这一时期直接面向乡村治理问题的代表性作品还有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2004）和贾平凹的《带灯》（2013）。《石榴树上结樱桃》讲述的是官庄村妇女孔繁花，虽因犯了错误被停止了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但仍然担任着村委会主任一职。这是一个肯吃苦、有能力、想干事的乡村带头人，在换届前夕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连任，但最后没有成功。小说通过孔繁花对一件计划外怀孕事件的追查，层层揭开了乡村政治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复杂人性。作者特别交代了乡村基层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不同构成部分之间的本应相互依存但却彼此离析的社会现实。孔繁花在为连任进行准备的过程中，一个被事先昭告的秘密呈现在她的面前，村民雪娥计划外怀孕继而失踪，孔繁花带领村中两委一班人开始寻找。在寻找过程中，孔繁花发现，真正的寻找其实是这些人为即将到来的换届选举在筹划，特别是孔繁花最信任的助手竟然是隐藏最深的竞争者。在官庄村基层组织中，小说还写到了村治保主任兼计生委员孟庆书、文教卫生委员兼会计祥生、调解委员孔繁奇、社会福利委员李雪石、村小学许校长，也重点写到了村团支部书记孟小红。从叙事交代上看，官庄村的基层组织架构基本完整，这是实施有效的乡村治理的必备条件，但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有效治理还要看各构成部分之间是否能形成合力。孔繁花落选的原因正在这里，也许这就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深层动因。在这个叙事中，作者从计划生育和村委会换届两个角度切入，它的意义就在于抓住了那个时期乡村治理中的重点问题和重要环节来解析乡村治理问题。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这反映了彼时中国乡村治理问题上的某种状况。
与《石榴树上结樱桃》将叙事焦点投射在村级治理平台上稍有不同，贾平凹的《带灯》是从乡（镇）级治理的层面切入叙事的，并且在这一层级叙事中，时常向下勾连了村级治理，向上也触及了县级治理。从整体上看，基本搭建起了中国基层治理的纵向框架，但作者也没有忽略乡（镇）级基层组织的横向构成。虽然作者没有细数在一个乡（镇）级治理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但乡党委、乡政府和乡人大也都进入了叙述视野当中。作者特意反复交代镇政府大院的日常生活，借以说明体系的完整性。小说以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带灯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为主要线索，一方面展示了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乡村社会在综合治理方面所面临的压力、困境，以及所存在的诸种问题；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诱惑对基层治理的冲撞和考验。小说以基层综合治理，特别是以“截访”为切入点，有着深刻的创作寓意。知性女主人公带灯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工作都富有诗意，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都饱含温情，但恰恰是这样一种纯粹之人却被放置到了综合治理的岗位。她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反映了基层治理的矛盾性。从带灯个人遭际向整个樱镇乡村治理辐射，我们会发现，表面上看起来健全的治理体系在实际运行中是处于无序状态的。被动型、临时性的治理方式，凸显了转型时期乡村社会基于日常生活的杂乱和基于历史积淀的深刻复杂性。它使基层治理无法释放更多效能，更使那些乡村治理的参与者、运行者无法释放更多的主动性，进而提高治理水平。
总结这一时期乡村叙事中对乡村治理问题的书写，我们似乎可以用复杂和犹疑两个词来概括。相比21世纪之前，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乡村叙事中关于乡村治理问题常以“老支书”“老主任”这种简化的处理方式，此一时期的创作已经开始正面面对乡村治理问题了。从复杂性的角度来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旧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失效，新的治理模式正在重建和调适当中。无论是在观念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处在新的接受和摸索当中，尤其是对基层来讲，在更多的时候只追求眼前的、现实的利益，快速达到目标的行动已经远远超过了体系重建的速度。加之在传统治理模式下所遗留的问题——无论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还是利益的最大化满足，都没能够有效、有秩序地解决，这就出现了新旧混合的交织期。这些不仅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素材，更主要的是为现实主义作家提供经由文学创作实现对社会进行深度思考的可能和舞台。一些作家基于新时期以来形成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惯性，在面向现实的时候，不仅看到了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也看到了在这些状态之后的已经转变为具有了物质属性的制度的力量。对乡村社会来说，这种制度的力量其实就是乡村治理问题。从犹疑性角度而言，正如前文所说，21世纪以来，国家正通过各种政策调整和制度安排，进一步加强乡村治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在很多地方已经出现示范性案例。但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工程，治理体系的完备不代表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迅速提升，很多地方也仍然处在规范期和调适期。同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可能更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提升。这一点也被我们的作家敏锐地观察到、捕捉到，并融入创作当中，《湖光山色》《石榴树上结樱桃》《带灯》等作品正是此类状况的反映。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至少看到三个社会学层面的问题：一是健全的治理体系和结构并不代表实际上治理的有效性，治理结构中各部分的协调一致至关重要；二是被动型的治理无法满足现代乡村社会中的各种需求；三是治理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治理者能力的提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部作品分别塑造的暖暖、繁花和带灯三位女性形象因带有作者的某种寄托，她们自身所具有的品性为乡村治理向善治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
最近10年来，特别是近几年，关涉到乡村治理问题的乡村叙事出现了新的面貌。付秀莹的《陌上》（2016）、《野望》（2022），关仁山的《金谷银山》（2017），滕贞甫的《战国红》（2019），赵德发的《经山海》（2019），王华的《大娄山》（2021），陈应松的《天露湾》（2022），王方晨的《大地之上》（2022）等是这些新面貌的代表。简要而言：《陌上》《野望》用散点透视的方式在最日常的层面叙写新时代乡村社会的变化；《金谷银山》在总体叙事风格和主题设定上虽然一以贯之，但这部小说却是长篇乡土叙事中较早用文学手段正面表达城乡融合现实性和可能性的作品；《战国红》和《大娄山》以脱贫攻坚为主题，通过驻村工作队和乡村基层组织密切合作，歌颂了一种敢于担当、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经山海》讲述了弱女子吴小蒿从城市到农村担任副镇长，多年经山历海，并成长为优秀的基层干部；《天露湾》一扫过去创作中的积郁之气，用“奋斗”置换“挣扎”，通过叙写故乡农业产业的发展壮大来反馈他对新时代的新体认；《大地之上》则从另外的角度描述了在乡村社会沧桑巨变中人的精神状态，就像作者所说：“书写‘人’在当代农村的历史巨变中的生活，表达当代农民真实而深刻的生命体验。”（5）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新鲜的经验，带来了更多的思考。
从主题上说，上述作品都聚焦于乡村振兴这个新时代主题。尽管每一部作品所涉具体内容、故事架构和言说方式各有不同，但这些创作都能立足当下，及时观照正在发生的事实，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激越的理想主义气息相结合，在一定意义上树立了一种新的美学范式。从叙事情感来说，与此前乡村叙事中阴郁、艰涩的情绪相比，欢快明丽的调子表现出作家们重建乡村的巨大努力。这既是作家认知的转向，也是时代对作家的要求。2016年，作家刘醒龙曾表达过这种观念：当下乡土文学面临一种突破的处境，因为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事情有了变化。如果我们用传统的观念去看乡土，比如乡土只能存在着苦难，存在着乡愁，这样乡土文学是要走入死胡同的。一切的认知都需重新开始。（6）但从本文的写作主旨角度而言，这些创作更大的特点在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从个体性书写转向了集体性书写，从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转向了对乡村治理的总体性描述。
比如《陌上》和《野望》。从《陌上》到《野望》，付秀莹一直在叙写故乡芳村，写芳村的左邻右舍和鸡零狗碎，写新时代乡村社会绵密的日常生活，这一点与贾平凹的《秦腔》很像。但很明显，《陌上》和《野望》是成长了的《秦腔》，这个成长既包含了故事和故事里人物的成长，更是作者的观照视角，以及通过这种视角发现的新质地的成长。在《陌上》中，作者主要从主人公翠台的视角写到了芳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在经济发展的欲望被调动起来后，发生在芳村、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躁动、冲突与调适。这种冲突、调适既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也是老一辈和年轻一代之间的。此时，乡村治理问题没有鲜明地纳入她的视野，但在《野望》中，虽然故事还是那样的故事，人物还是那些人物，但这些都没有停留在原地，“翠台”们已经成了奶奶，村里的饭店因为村主任的变化也更换了主人。更明显的变化还在于，小说直接触及了乡村治理的效能问题。在小说中几个典型的关于乡村治理的叙事线索是：翠台的丈夫根来从无序的养猪生意中转换到加入养猪合作社；儿子大坡因为积极参与这项工作而一改无所事事的状态；翠台妹夫增志的皮革厂濒临破产之时因迁到了产业园区而起死回生；翠台的女儿二妞大学毕业后违背父母的选择回乡创业。这些变化无一不昭示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性。虽然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没有明示乡村治理的各种横向、纵向关系，没有明示治理结构的构成和触角延伸，没有更多地刻画村支书、村主任等相关人物的形象，但显然作者意识到了上述变化正是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体现。值得格外注意的是，作者还通过设立在村委会里的“大喇叭”把乡村治理问题推向前台，村委会里的“大喇叭”随时对相关政策、信息的播报显示了乡村治理的存在。在创作谈中，付秀莹说：“大喇叭”担负着多种功能，广播消息，宣传政策，娱乐群众，发号施令。可见，透过“大喇叭”，我们看到的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运行及其效能。
再以滕贞甫的《战国红》为例。柳城村是辽西的贫困村，是脱贫攻坚的对象。小说写到了驻村干部陈放的爷爷是当年的老八路，在辽西打过游击；写到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队长柳奎虽然年龄已过80，仍然关心、支持乡村改革；写到现任村支书汪六叔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努力，写到以柳春杏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创新与坚守。这是一种超过一般的乡村治理理念的精神传承，为现实的治理提供了历史背景和精神动力。其实早在《刀兵过》这部作品中，滕贞甫已经借助历史问题深入探讨过乡村治理问题，在《北地》等作品中也对此有关注。《战国红》从诸多方面构造了有效的乡村治理新模式、新路径。比如通过整肃赌博重树村风，通过成立糖蒜社来发展经济，成立种植社改善环境，成立农家书屋来引导文化建设，打井来破除迷信，从观念上改变旧有的思维习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村党支部发展杏儿、六子两个年轻人入党来进一步探讨农村青年发展的问题。小说对乡村治理问题不是单纯地停留在制度和体系层面，而更注重的是让这种制度和体系发挥作用，并使多元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当中。应该说，《战国红》是这个时期乡村叙事中乡村治理书写的典型代表。
这个时期乡村叙事关于乡村治理书写上的变化既源于作家们创作理念的调整，也源于时代发展对作家们提出的新要求。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就是人民的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任务，要求作家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座谈会后，无论是各级作协组织还是作家个人都能通过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对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认识，能够深入社会生活实际当中汲取创作资源。2021年底，中国作协提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并于第二年正式实施。这一计划要求：“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天翻地覆的史诗性变革，多角度展现乡村时代变迁，生动讲述感天动地的山乡故事，塑造有血有肉的人民典型，为人民捧出带着晶莹露珠、散发泥土芳香的新时代文学精品，以文学力量激发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昂扬斗志与坚定信念。”（7）在实践层面为作家创作提出了具体方向。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乡村社会生活的变化为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沃土。从社会层面而言，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乡村治理进入新的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命题。在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将“改善乡村治理机制”专门作为一个部分提出。到了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健全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2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更是从法律的层面提出了要求。在上面所列的文件中，国家层面关于乡村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其中所提出的新观念新思路已有充分体现，通过对《野望》《战国红》的具体分析也可见一斑。当然，文学毕竟还是文学，要靠文学形象表达艺术情感，要靠文学想象丰富艺术能力，要靠文学真实呈现艺术本质，这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此前相比，这个时期的乡村治理书写大体上有这几个特点：一是更加突出和深刻地展示了党的基层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特别是通过基层组织带头人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进一步凸显当下乡村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这种创作思考既注重了当下乡村治理中由个体向集体的回归，也注重了对社会主义文艺传统的继承，特别是在典型人物塑造上，比如《战国红》中的柳春杏、《经山海》中的吴小蒿、《大地之上》中的李墨喜等，进一步丰富了当代文学农村典型人物谱系。二是在书写过程中注意到了乡村治理体系的整全性和运行的有效性。这些作品对乡村治理的呈现，不再“点到为止”，也不再“稍纵即逝”和“以点带面”，治理的多元存在始终伴随着情节的推动和人物的活动。有的作品甚至将乡村治理作为主体本身来写，这反映了此一时期作家对乡村社会的认识更加清晰，角度更加多样。三是与此前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带灯》等作品相比，现时的这些创作中的基层组织在实施乡村治理时更加主动，虽然也仍处于高速运转中，但不再是为了完成、应付上级的任务而疲于奔命，也不再是各处奔突，紧急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基层治理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既是乡村社会的运行状态的转变，更是作家创作视角的转变。四是写出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内在精神性。这种精神性既体现了基层组织包括乡村社会发展带头人的使命担当意识，更包括为了实现这种意识所需要的合作精神和奋斗精神。这在《战国红》《经山海》《天露湾》等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实这为物质性的基层治理体系注入了更多的、更充分的活力。
上述文字以数部长篇小说为对象，重点论析了21世纪前20年来乡土叙事中对乡村治理问题书写的嬗变，可能从某种角度而言，多少偏离了文学研究中应有的艺术关怀。但文学从来不是孤立的，尤其是面向当下生活的现实主义写作，如果没有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背景支撑，则无法完成其现实的丰厚性，这是文学整体性思维的必然结果。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从乡村治理角度出发来考察20余年来中国乡村的发展变化的确是一个较好的视点，写好这个视点，既是这个时代的要求，也是身处这个时代的作家的使命。有使命感的作家始终是与这个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注释：
（1）（3）汤蕤蔓：《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政策的演进逻辑与内在机理》，《重庆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2）贾平凹：《秦腔》，第56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4）周文、刘少阳：《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历史变迁、问题与改革深化》，《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7期。
（5）王方晨：《生命在“山乡巨变”中的澎湃和巍峨》，《长篇小说选刊》2022年第4期。
（6）见刘醒龙：《不忘初心 乡土文学需“重新开始”》，引自http://culture.people. com.cn/n1/2016/1017/c87423-28785497.html。
（7）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征稿启事，引自www.chinawriter. com.cn/n1/2022/0317/c403988-3237766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