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生长、变异与修复——朱婧短篇小说的叙事...

朱婧的小说以家庭为切口，关注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它的生长、变异、修复时时刻刻都在进行。但这个内部的运动状态如何进行，进行到什么程度，人们都习焉不察。经济压力引发的婚姻收益计算直接冲击传统的婚恋观，社会保障替代也引发生育观的变革。大都市女性的“个体价值优先”的潮流来势凶猛。男性角色也从经济支柱变为合作参与者。这一系列的变革，导致家庭趋向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如何应对这种变革和动荡，朱婧用文学的方式揭示了其中一些不被人关注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可能正是家庭关系变动的症结。在朱婧的短篇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聚焦家庭内部的人物关系。人物的活动空间以家庭为主，外部区域也在单位、学校、附近商业区，活动半径不超过10公里，叙事半径小，有利于将话题锁定在一个点上，朱婧也因此有足够的耐心将精力倾注于当下重要的公共性话题，而在具体的人物身上，也不难看出作家的立场——关注女性在家庭中的弱势处境，包括她们温柔的抗争，以及对此进行温和的批判。

一

个体是否享有平等的经济权利、是否参与公共事业，家庭这个单元掌握着最后的分配权。“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习惯，在现代社会已经不现实，女性就业率大幅度提升后，与之相应的是男性的平均供养率大幅度下降。尽管“女主内”的分配模式得到社会鼓励，但当一个男性不能凭一己之力养活全家人，其话语权和资源分配权就相应减少。朱婧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家庭内部的新变，她从日常细节一点点撑开，触及了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早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他们认为未来社会的变革需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社会化，使家庭摆脱经济束缚，成为真正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形式。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家庭制度背后的权力结构与历史变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了摩尔根的人类发展三阶段论，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每个时代又分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并认为“家庭的发展与此并行”[1]。恩格斯在文章中强调家庭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夫一妻、男主外女主内并不是从来就有，也不是永恒不变，家庭是从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一路发展过来的。它的结构和规则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演变而演变的。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功能不是浪漫爱情，而是保护男人的私有财产，保证传给他认定的儿子。国家保障了婚姻制度和财产制度的运行。国家被发明出来，是为了充当个人新获得的财富的保护者，使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将其确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因此，“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2]。

现代家庭属于恩格斯所说的“专偶制家庭”。“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3]现代社会男女在婚姻中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尽如人意。专偶制个体家庭负责料理家务的人的活动范围以家庭为主，失去了公共性质，与社会脱节。恩格斯说“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4]，妻子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文章中不止一次强调“分工”使人类迈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务的义务，那么她们就仍然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5]家庭妇女如果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并且有独立的收入，在履行家庭义务上就会打折扣。现代的个体家庭仍然依靠妇女的家务付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带来新的局面，但目前的人工智能擅长画画、作诗、计算等脑力劳动，人形机器人工作久了因关节磨损需经常更换配件，成本奇高。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直接指向分工：“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6]现阶段爱情和婚姻家庭的很多矛盾与分工有关，存在着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矛盾。

我们看到朱婧小说人物的状态、行为、动机和目的，无不牢牢地困在恩格斯关于家庭理论的结构之中。朱婧用文学的方式讨论了这个重大而艰难的问题，她揭示出家庭关系在社会变迁中的问题所在， 撩开了罩在家庭上的温情、神圣或“天然合理”的面纱，显露出它们不合理的一面，客观达到了批判性的效果。她不光揭露问题，还委婉地指出一条路径，家庭分工中全职妻子或全职丈夫要获得真正平等自由，必须在经济权力和参与公共事业方面也是平等的。朱婧小说中的家庭妇女在经济权利和公共事业这两个方面都处于从属地位，《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中的妻子将主体性完全让渡。这部小说将全职主妇议题从社会讨论提升至存在主义层面——人变为“虫”，意味着人的权利消解。在现代社会自由择业的情况下，全职主妇诚然是自己的选择（全职丈夫也面临同样的处境），但他们如何抵御结构性弱者定位。朱婧的小说大都以男性视角的“坦白”来进行揭露。

在社会分工精细化、国民教育普及、经济高度发达之后，传统的性别身份认同与家庭角色定位也发生了变化。女性作为母亲职责是什么，她们对于婚姻的态度以及对传统的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训的反应有哪些，这些问题一时间都成为公共话题，同时也是青年作家需要思考的普遍话题。同朱婧一样，“80后”女作家张怡微的写作也涉及女性情感问题和家庭在社会革新中的细微变化。张怡微的家族试验系列通过重组家庭、亲子关系缠绕纠葛，深度表现了都市普通人的情感困境。如《细民盛宴》中少女袁佳乔在继父母家庭中的成长挣扎，以“家庭宴会”为主线铺开，穿针走线编织出上海“细民”的日常生活图景。两位作家都关注当代家庭困境，以女性视角探讨都市中的家庭如何自处，从复杂环境中抽离出具体的人的生存状态。但她们其实也很不相同，张怡微以世情与日常书写为核心，通过方言营造市井真实感，同时通过秀雅的语言保持文学的精致感。朱婧的视角更收敛，始终向内探视，以细腻的笔触一点一点映射出家庭成员的内心和精神波动。与张怡微的关注点近似，朱婧的写作也是反映江浙沪独女家庭在现代社会的前沿“表现”，涉及这些独女父母的家庭观、婚姻观，新时代年轻女性在恋爱、婚姻、生育、宠物、朋友圈等方面的处事态度，她们的内在情绪，以及造成这些情绪的底层逻辑。我们看到当朱婧笔下的人物作为家庭成员按照传统的方式去生活时，高悬于这些人头上的人的自由意志处处牵引着他们朝向另一个方向奔赴，二者之间的间隙越大，结局越悲惨。不同于传统家庭成员在情绪失控下“一哭二闹三上吊”，他们对生死大事处之泰然，带着淡淡的忧伤，生命骤然消失，或者异化为一只虫子，都不会有太大的情绪波动。朱婧这种冷静深沉的笔调、忧伤内敛的情绪集中爆发时，反而更有力量感。

二

朱婧小说的着力点是对家庭内部环境和人物心理进行深挖和缝补。要准确地描述人的精神和情绪是有难度的，她选取的角度通常是不超过三个人的小家庭的内部关系。人物不多，关系紧凑，个人感受或情绪的变化推动着叙事。丈夫和妻子两个点，孩子很少作为主要人物，未形成稳定的物理上的三角或四角关系，两个点的结构总是不确定的。主人公通常都是城市中产，富足稳定的经济状况常被一笔带过，作家要挖的是精神这口深井，小说主人公在固有的秩序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但演着演着自己觉得不对劲，所有的变故都像是突然袭击，却又理所当然，所有的不合理现象也不是作者设计出来的，而是“地里长出来的”，很自然，人物都坦然接纳了不可避免的错误和遗憾，他们大都有自我审视的能力，有当下性的觉醒。朱婧通过一股情绪和一些细节把故事从小处撑开，有语言艺术的探索和结构的创新，在叙事艺术上既有传统的经验，也有面向未来的勇气。小切口，向内，像医学上的微创手术，较小的叙事半径，精神和灵魂的探索，这些关键词放在一起，自然形成了很高的写作壁垒。她最终又将主题落到了反思、反讽、批判上，在价值层面上又往上推了一把。因此，朱婧的小说就有很强的辨识度。

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认知层次一开始在同一个层面，“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句话很大程度上说的是认知层次。朱婧的小说没有明显分析认知层次，看上去都是写家庭亲情，甚至很难分成大类。但小说集《猫选中的人》的编辑还是强行给她分了四类，每个类型都有一个诗一样的概括性句子，写家庭关系中的裂隙的篇章，用“风吹过了的瓷裂”作为小辑题目，点明了主题，重点挖掘人物精神与现实的错位。无论这是出版策略还是作者的编排，都可以看出对家庭关系裂痕的探索是朱婧的主打产品。“瓷裂”这种不可逆的破坏性，暗示着人物的命运。那么，在另一个被命名为“一切的预演发生在那个薄雾弥漫的清晨”的小辑中，则是写家庭难以弥合的大裂痕，如父亲离家出走（《在那天来临以前》），以及天生坏种的妹妹不择手段获取幸福（《影》），这两篇其实很不一样，《影》是朱婧所有作品中的特例。在同样纳入这个小辑的另一篇《一日与永恒》中，父母的关系处在紧张和冷漠中，“我”却不经意地收获了爱——被帅气的老师邀约照一张合影，这一瞬间似乎有弥合细微与永恒的意义。另外还细分了一些类型，如致敬生命中经历的可贵教导的《先生，先生》，写师生间不伦之恋的《葛西》。朱婧所关注的女性生存处境，与她作为高校老师居于“象牙塔”的环境有关。作为“80后”青年作家，在高校任职的文学博士、副教授，朱婧从家庭主题这个角度展开的观察是有典型意义的。她能准确把握琐碎而真实的家庭全貌，深度观察，有着经验写作和知识写作的双重优势。

几乎在朱婧的每篇小说里，人物都要经历意识觉醒的过程，即认知层次的提高，这种提高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生活的磨砺中，某一天破茧成蝶。小说里的都市女性形象大多性格温和、工作体面，但在人生旅途中逐渐失去自己的名字，成为孩子的母亲或丈夫的妻子，在家庭消磨中成为“隐身人”。朱婧用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视角探讨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如何定位，在《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中，女性在成为“妻子”“母亲”后，个体价值被家庭角色吞噬。变成鼠妇也是一种反向的主体性觉醒。《危险的妻子》的女主人公意识到自己在世俗价值体系里按部就班，却仍需隐忍难以自洽的日常处境，意识到自身的不适也是一种从觉察到觉醒的过程。女性身份消解与家庭角色、日常生活的摧毁性力量来自何处？女性主体性觉醒又从何时开始？当丈夫对妻子的“无视”与“疏忽”成为常态，朱婧通过细节揭露社会规训的暴力，例如婚前的白瘦幼审美，注重外貌，生育后角色重新定位的缺失，导致生存意义不明确。传统的母亲形象支撑起来的强大人生信念变成虚幻。这既是社会的问题，也是女性自我建构不充分的问题。

朱婧无意展开对女性自身的同情和指责，她想提醒人们，当选择世俗上正确的人生轨迹却又感到精神窒息时，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她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在几经周折后又走上另一条完全相悖的轨道，于是就迷失了方向。不管怎样，怀疑自己的选择也是觉醒的一种方式。日常生活是最大的摧毁力量，琐碎能够消磨一切意志，对隐性暴力的觉察、对温情面具的揭露、对时间侵蚀的恐惧，都反映了都市新女性面临的精神困境。

为了更清楚地打量女性的家庭定位，小说通过男性视角，以他者的眼光进行更客观全面的观察。女性通过操持家务，负责饮食起居维系家庭运转，女性的自我审视并不常有，在日常烦琐的家务劳动中，不少人获得安稳而感到幸福，并未把这种重复劳作看成“温柔的绞索”，生命和精神总归是要耗竭的，只要是自己选择的方式而不是被迫，就其意义来说，也是有价值的。但在男性主人公的眼里，他也对这种活法产生了怀疑。于是朱婧在现实主义中加入现代主义手法，运用反常的意象。这在现代主义文学中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如在残雪的《污水中的肥皂泡》中，母亲化作一盆污水；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推销员格里高尔变成一只硬甲虫。朱婧通过意象深化主题，《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里的太太变成趴在掌心的鼠妇——一种硬甲多足蜷缩的小昆虫，俗称西瓜虫，象征女性极端退缩后的避世的状态。将主题锁定在家庭，需要有对“平庸之恶”的洞察力，然而故事推进的节点来得非常突然，没有经过冲突和悬念，而是亲密关系中持续重复的琐碎中不易觉察的压抑和绝望，在某个节点上情绪和精神突然碎裂。

此外，朱婧还通过微创式叙事完成了记忆重构。《光进来的地方》《鹳》以“失去伴侣”为起点，探索“丧失”如何通过回忆被重新赋形。亡妻形象在丈夫记忆中逐渐虚化，成为自我救赎的投射。师生关系《先生，先生》《细路秘径》中则是作为心理补偿路径，替代缺失的父职或母职，提供情感抚慰。丧失亲人、伴侣的悲怆长久地憋在心里，叙述者通过回忆使细节逐渐鲜活、逼真，经过岁月的漂洗，只剩下淡淡的忧伤，因此，微创、静养、疗愈，以长久的反思来整理思绪，这种微创的叙事赋予伤痛以美学意义，形成文本的终极意义上的反思。

在21世纪谈女性主体性是有难度的话题，她们的觉醒比之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为艰难。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唤醒人的觉醒时，女性的觉醒更为凸显，因为那是一种外在的唤醒，当代女性的觉醒是精神内部的觉醒。从《大声说话的女人》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到，朱婧的叙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女性借生育经验重获身体掌控权，打破“白瓷女像”的脆弱隐喻。《思凡》表面看是书写师生关系中常见的性压迫与反抗的事件，但在揭露权力倾轧后，女性展现了从沉默到控诉的转变，尽管反抗常陷入徒劳，但意识觉醒已隐含矛盾升级的可能。朱婧不满足于单纯地刻画牺牲，她试图唤醒弱势者内心的动能，并往深处发掘力量。女性不再因顺从而美，而是把暴露内心者视为真正的勇敢者。

朱婧的叙事创新，是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通过艺术手法展现出来，并将“家庭伦理”提升至存在主义层面，每一个细碎日常无不折射出时代的矛盾。在琐碎日常叙事中进行美学突破是最难的。传统写法一般是将日常琐碎与“烟火气”等同起来的，柴米油盐，一地鸡毛。朱婧的家庭日常透着一股冷寂的气息，即便写厨房也是无烟厨房，“梨花自己煮了咖啡，从冰箱找到剩下的一点芝士蛋糕拿出来吃”[7]。自己费心做的点心“每次只敢吃只勺尖儿一点”，“多次、少量，以控制对糖分的依赖”。“保持身形”是大都市新女性的基础课。在另一篇小说《当我绽放时》中，朱婧则写出了青年女性在饮食方面的“清规戒律”，她们通过严厉的自律让习惯成为本能，杜绝高糖，少盐，减少精致面食，保持“一拳主食”，七成饱，不吃红肉，“吃到厚重脂肪会生理性呕吐”。[8]她们起初或许都对他人保持热烈的心态，要求与她们打交道的人真诚（自己并不完全真诚），后来都会反思自己这种青涩的愚蠢。有些反思是表层的，《危险的妻子》里的梨花去格鲁吉亚巴统看雕塑阿里和尼诺，寻找被文艺过滤后的永恒。而当她回到现实，就感觉“这个城市的梅雨季节总是有一种把人不断往下拽让人陷落的丧气感”。梨花的丈夫肖习惯性出轨，梨花打美容针也无济于事。“我”与昆是一对恩爱夫妻，“我”不打美容针。表层的反思是无害的，而深刻的反思的结果往往以牺牲更大的利益为代价。反思与反抗几乎是同时到来的。

理性的语言、冷静克制的笔调，而文字中却隐藏着温柔的思辨。她这种风格的小说很难通过语言和画面激发读者的阅读欲，但她揭示女性“消失”的深层原因，她们并非软弱，而是系统性地被迫让渡命名权和公共资源，她们的觉醒亦非大开大合的斗争，而是表现为温和的“不伤和气”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没有谁赢得更多，也没有谁输得更惨。朱婧深入女性内心，探索某种可能，试图修复某些破碎。她的小说有一个特点，起初很难读进去，但多读几篇，这种气定神闲的笔调，会让读者产生一种焦虑感，像抓七彩的气泡一样一抓就破，几乎每一篇都让人失落和伤感，这种痛很轻，不是锐痛，而是那种挫伤的钝痛，让人感觉在看都市中产人群的情感账簿，生活富足，精神困顿，多是无奈。人物形象也像抽掉实体的幻影，在字里行间飘来飘去，让人拿捏不住。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新都市文学，城市人群的外部动荡被过度书写，外部世界相对来说更表层、更浅近，内在的情感波澜壮阔、深不见底，要写好不容易，因此大多数作家都倾向外部的传奇，读者也喜欢看好读的外部传奇故事。朱婧专注地挖掘情感内部这口深井，至于人物是如何参与社会，如何打开世界，她都采取“按下不表”的姿态。她关心的是人如何面对自己，以及这种面对的过程。写内心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在信息时代，她的这种写法正好避开了AI的长处。最难以把握的是人的内心痕迹。儒家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佛家说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她常常能抓住那些一闪而过的情绪，细致入微地解剖，精心地雕琢，不露声色地批判。

三

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到底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在现代社会消费主义至上的情况下，普通民众不可能深刻地审视自己的生活，在诗和远方与眼前的苟且之间，后者显然更容易获得。正如前文恩格斯关于婚姻与经济的关系观点，附加在婚姻上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会有真爱。抛开利益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刹那性与依存性，一切皆依赖因缘聚合而生，随条件消散而灭。露珠生于晨曦，散于朝阳。朱婧小说中的人和事，不甜美、不惊艳，聚散分离，柔顺丝滑之后就是崎岖坎坷。平凡的人们总想做一点出格的事。性格温顺的妈妈要选奶白色的柜子，而不是人人家中都用的麦黄色；爸爸，一个中庸的人却喜欢大狗（《一日与永恒》）。生死大事都写成淡淡忧伤。这些身心破碎的人，如何医治伤痛，疗愈精神，与其说朱婧在探索一种叙述方式，不如说她在寻找一种人心安放的姿态。人物形象是模糊的，情节也不容易记住。主要人物也混在茫茫人海中难以分辨。读者自己去聚焦，随着镜头追光，从这个跳到那个身上，过后又跟没发生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大概是时代的症候，也变成了一代人的经验写作。

朱婧也能够摆脱琐碎和敏感的人物，书写洒脱不羁与健全的人格。她写了一个大大咧咧的女人，她一开始也是乖孩子，同其他乖孩子一样低调内敛。“大学第一年像水滴一样消失于人海”，全优的成绩，老师评语“该生文静内向”。女孩的成长是在对待爱情和婚姻这件事上，她找了五个男朋友，但仍然悄无声息地一个接一个地换，那么复杂难缠的生活被她一页一页地轻松翻过。她尝试过一种像男人一样洒脱的生活，她在心里喊出：“我想学会一种语言，斩断深沉、细腻、温和、绵长的乏味，无视冷漠、刻板、缺乏同情的指责。我想要通俗、轻浅、杂浮、夸张的自在。”[9]这似乎是朱婧小说中人物的嘴替，她喊出了女人们不敢说出来的话。她想通过女性的性格张力改变社会、家庭的时代病。小说人物的精力都用来对抗生活的抵牾，因此女主人公的笑容总是倦怠的、内敛的，长相都是美丽的、柔弱的，行动都是拘束的，说话也是小声的，“洒脱”可能使她的内心一天天变得强大。女主人公外表和行为规范符合传统淑女的一切标准。“它们既不会要求，也不会抱怨，以为这逼仄、饥饿和匮乏是世间平常的事情。”看上去说的是流浪猫“小渣”的幼崽，其实说的是那些自甘卑微的人。她们也有抗争，其方式是往后退。这句话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对女性自身懦弱的一种批评。

《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按照封建时代的男性视角看应该叫“理想的妻子”，这位妻子符合传统妻子的一切美德。这里的“我”是男性视角，“我”把自己封闭在围城内侧了，当“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我”能感觉到围城在微微震颤。她最吸引人的是幼态。儿童一样透亮的眼神，神情坦白，美丽端庄，毫无瑕疵的面孔，真实的人类中最美丽的一个。她把精力用在侍候丈夫上，“打开门迎接我走进玄关”。婚后“我”要求她不去工作，她连软弱的抵抗都没有。她幼师毕业却没有真正地做过一天幼师。太太和她的男闺蜜沐是同样美丽而单纯的人。作者在这里把男性也捎带上了，他们是一类人，而不是性别的原因。“男性的美丽造成的脆弱感和优柔寡断的气质在他的身上一览无余。”他送给太太的结婚礼物是一只小狗（巨型贵宾，白色），“钝感的眼神和购买它的人一样显得并不聪明”。“我”不喜欢这条狗，暗含着对沐的敌意。太太抱着黏人的小狗从阳台走向卧室，被风吹得鼓胀的睡裙“好似驾着云朵浮上来”，这一段有一种凄凉的美，两个弱小的生命叫人心疼。太太见丈夫不喜欢狗，就把狗送走寄养乡下，送的过程勇敢而智慧，比如抹掉狗狗的全部痕迹，偷偷买狗粮和用品等。她在某些方面很勇敢，不怕蛇。她的智慧用在家务和网购，像运筹帷幄的将军。夫妻关系冰冷、礼貌、克制。丈夫又愿意为她付出，女人好得让人心疼，从不抗争，不养狗不工作都不是她的本意。她对着沐“热烈对话”，对“我”却总是沉默，只为把自己培养成“理想的妻子”。她反抗的方法是流离在目标之外，百步穿杨，显英雄本色。她有时间做一些无用但耗费心力的事，这也证明她的能力。一个有思想、有能力、有活力的人自甘降为笼中之物。“我”却并不领情，在“我”看来，他们是“美丽而无用的人”，只能仰仗更强大的人，抑或顺从地走进谎言的牢笼。这个“笼子”与其说是丈夫强加给她的，不如说是她自己编织的。太太变成鼠妇，蜷在掌心，比大声的反抗更有批判性。

朱婧试图通过写作帮助女性理解自身处境。她将全职主妇比作“家中天使”[10]，这个形象源自19世纪英国诗歌，指那些默默承担家庭责任却不被感谢，不受关爱，无人理睬，筋疲力尽的女人。小说中的“鼠妇”意象非常有创意。鼠妇的特征是躲在阴暗潮湿处、蜷缩身体自我保护，这一寓言式的结局象征了家庭中女性“主动隐身沉默”的生存状态。消解女性主体性的力量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自身，当然有日常生活的摧毁性力量，有社会规训与消费主义的影响，也有性别认知差距没有跟进社会变革步伐的原因。“白瘦幼”的进化史，与网上购物的契合，她以购物和游戏填补精神空洞。男性的性别认知差异，对太太的无视和误解，对太太行使的一家之主的权力，来自为其提供优渥生活和承担了家庭责任，而与妻子的内心却如隔商参。

婚前太太是“站在秋千上迎向晨光的女孩”，婚后成为“画中物般的优雅女士”，最终退化为“掌中虫”。这个变化的过程既不能怪罪于制度，也不能怪罪于社会，那么是什么东西吞噬了她作为人的独立性？是婚姻家庭的捆绑，还是自身对舒适的贪恋？结局让人思考。恩格斯强调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务劳动存在隐性剥削，女性在烹饪、迎候丈夫的重复性劳动中耗尽生命和创造力，那么，在资源分配相对公平的社会主义时代，女性有工作的机会，有施展创造力的平台，但“我”的太太自愿沦为“家庭景观”的零件。害怕孤独的狗不甘被关在阳台，用尖利的吠声引来邻居投诉，“我”并未觉察社会规训对太太的空间挤压，女人被家庭和社会彻底孤立。即使用无聊的事暂时填补精神空洞，也无法解决主体性缺失。丈夫的认知盲区来自反复强调“提供优渥生活”的自我满足，却忽视太太与发小沐的情感联结。太太也从未反思自己因外貌获得资源，因顺从失去自主性。朱婧通过“鼠妇”叩问当代婚姻伦理，当家庭成为“合理”剥夺女性社会身份的场域，文学应该有所提醒。

四

我们所感知的“真实”，恰似梦中执斧、水中捞月，是感官与认知编织的幻觉网络。所谓“顺从”，更暗示表象的脆弱与认知的虚妄边界。《光照进来的地方》恰好是人性中光照不进来的地方，如果说有光的话也是月亮光，整篇小说都是伤感的调子，透见柔软、冷静、皎洁的月亮光。主人公在幽深的光影里祭奠亡妻，也反思自己的薄情。朱婧强调时间维度的“当下性”觉醒。过去不可追，未来不可得，唯有当下可感。但“当下”亦非凝固的切片，而是如露珠将坠未坠、电光将熄未熄的临界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动态的“空性”本身。她的叙述柔弱中带着凌厉，表面轻缓、湿润，而刚强总在不经意中透露出来。她总是能把人内心的复杂性翻拣出来晒在太阳底下。有少量的篇幅赞美男性美，当男性被作为欣赏的对象时，“我的童年时光结束了”。这位美貌的男老师领她一起照了一张合影。十一岁，老师的手掌轻轻落在肩头，触发了“我”。被爱的感觉以及爱被激活的感觉。结尾轻描淡写，以为仅此而已，标题却是《一日与永恒》，原来这一段情缘从未放下。

《蜜月相册》里丈夫墓地后面那块墓地，空白的墓碑上被贴上了铜色星星标签。这意味着这块墓地已经完成了预定，那地方被她预留下来。把自己处理成旁观者，这是内心强大的表现。小说透露出生命态度的“中庸”智慧。作者有窥见人心的慧眼，又有超越悲喜的平等心。这种观念培育出主人公对顺逆际遇的平等接纳，成败荣辱皆如电光划过心间，不留痕迹，在处理事态上则不偏不倚。例如朱婧的语言，她是用词很讲究的人，有时候故意把历史糟粕词汇用在现代女性身上，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吃东西的女人》写道，“当她穿过丧服获得一个未亡人的身份之后”[11]。现代城市中产女性与“未亡人”，马上形成一幅披麻戴孝的画面，而把它强加在现代知识女性身上就有讽刺和嘲弄的味道。“未亡人”“遗孀”这些词在现代女性身上已经不再使用，但它一旦被激活，所折射出来的强烈的负能量还会有杀伤力。

怎样才能实现认知的“去执化”转向，正如前文引用的佛家语“应作如是观”。温柔顺从并不是生活消极，不争也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对现代都市稳定中产认知模式的革命性重构。衣食无忧的生活跳出“实有”“实无”的二元对立，以不粘着、不攀缘的心境凝视万象流变。《林中空地》把人比作壁虎，搋子抓住壁虎既是开头，也作为隐喻，后面把女孩比作壁虎就顺理成章了。“丈夫的多情，让她总是成为一段又一段关系中的第三个人。”[12]调侃女孩皮肤如壁虎肚皮一样白皙。丈夫在外交女朋友，抄袭她的用物习惯，包括香水、内衣牌子，“情人节或圣诞节，同时送出五六份礼物，很难总有灵感”，妻子用戏谑的口气表示对花心丈夫的理解。心静如水“作如是观”，敢于舍弃或者有足够的物质保障才使人处事大度。后面交代十年前丈夫第一次出轨就办了离婚手续，只是对外保密。她经常以妻子的身份，阻断或调停丈夫在女朋友那里惹下的麻烦。她潜入对方的微博，或被对方（女朋友们）潜入自己的微博。她把这些都当作生活的游戏，如果说没有丝毫恨意，但又为什么离婚？这又把话题带到婚姻家庭的社会性与经济性上来了。人们期盼的无功利的爱情实则是有先决条件的，就像恩格斯说的把“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13]。他们已经不是夫妻，而是假扮夫妻的好朋友。这种和谐关系是建立在破除婚姻执念的基础上的。

朱婧尝试让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主动出击，挽救这失衡的婚姻。有两个篇章很有意思，这里拿《影》和《当我绽放时》进行对比，一个是对他人狠，一个是对自己狠，两个人都是狠人。两位主人公对好的婚姻和另一半有着异乎寻常的执念。《影》写了一个天生坏种的女人。叙事视角为哥哥对妹妹的“审视”。开头句子就很凌厉（在她的作品中少见）。“那猫那孩子都死于意外，她却意料之中获得幸福。”一开始就点题了，渐次展开高明的谋杀手段。她十四岁写虐杀、乱伦、性虐的文章发在网上，哥哥总给她背黑锅，还因此丢了女朋友，一直孤身一人。丈夫与前妻的女儿从七楼坠落而亡，保姆给她背黑锅。“妹妹将要嫁给一个前程似锦野心勃勃的男性。”妹妹害死猫并嫁祸给男人的妻子，顺利“小三上位”。她精心设计，不露一点谋杀的痕迹。心狠手辣的恶棍长着温柔的面孔，常常扮演无辜小女人。而另一篇《当我绽放时》，则用科学逻辑的语言描述青春期的变化。“女性在不同时期好像总特别能够忍受身体的不便。”她制定精致的食谱，精心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理想的对象，包括有分寸的交往，为了显得自己已经超越了物质层面，故意对食物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也暗含着对炫耀财富的蔑视，加上名校出身等身份的加持，精确克制后果然绽放开来。她们都有极大的成为“高质量男性”配偶的执念，步步为营，精心谋划，一举攻破城池，却以俘虏的形式完成。正应了一句流行语，“高明的猎人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人们宽容地看待《当我绽放时》那样以自律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人，各取所需，人畜无害；而《影》中的妹妹就是人性中黑暗无底的深渊。这两种模式都是把性别作为资源在经营，实际上都没有构建起自主人格。

结语

诚然，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的，女性选择多大的公共空间也取决于她本人的意愿，但不排除传统观念、自身能力、社会习俗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女性如何挣脱这些结构性因素，社会和制度如何解锁某些固有的结构，这个问题可以上升到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家庭的理论见解并未过时，它指向了几个关键问题，在法律的保障之外，一个人能够享有多大的社会资源，是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朱婧小说中那些以家庭为生存空间的人物，她们享有的社会资源很少，朋友、经济来源、关注问题的角度都在眼前，触手可及。她们的心性极大收缩，最后成为退守到掌心的虫子。这大概就是朱婧以讽刺和寓言的方式予以警醒的原因。朱婧小说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是多个层面的。第一是劳动异化问题，奉献、牺牲、理解是家庭伦理小说的基本价值，但在当下社会，这些要素遭到质疑。女人对家庭无偿劳动的隐形化表示抗拒。二是传统的老路走不下去，被意识形态规训的“好女孩”角色驯化后，家庭成为危险的地方，网游和购物也拯救不了，只会加速溃败。三是主体的反抗，幽暗抵抗、空间突围，有些问题在这篇小说没有解决，在另一篇中就有了答案。四是婚姻关系的共同体重建，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关系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利益分配和责任担当应跳出专偶制的传统模式。从这个角度看，朱婧是用文学手段设想新型的理想方式。

注释

[1][2][3][4][5][6][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189页、73—74页、87页、87页、88页、95页。

[7]朱婧：《猫选中的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本文相关引文皆出自该短篇小说集，仅标明篇名，不一一作注。

[8]朱婧：《当我绽放时》，《人民文学》2025年第3期。本文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不一一作注。

[9]朱婧：《大声说话的女人》，《花城》2024年第2期。

[10]朱婧、梁豪：《朱婧：写作，让我们看见那些无视之见》，“中国作家网”微信公众号，2024年6月7日。

[11]朱婧：《吃东西的女人》，《人民文学》2023年第9期。

[12]朱婧：《林中空地》，《小说界》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