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沿着汉语诗歌脉络溯源而上
“一如这本诗集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和我们的文化源头建立联结，让诗歌在今天进行新的转换过程中实现当代性。对当下的诗歌写作，特别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源头，如何让这些精神和文化最初的东西在今天的诗歌文本里得到充分体现，《诗经与易经》是一百多年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收获，填补了一个空白。”近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探向源头的姿势：一如诗集《诗经与易经》新书分享会”上，诗人吉狄马加高度评价一如诗集《诗经与易经》，耿占春、张清华、欧阳江河、唐晓渡等多位诗人、评论家从不同维度深入探讨了一如的诗学理念及创作实践。
一如，本名王长征，1965年生于山东省博兴县一乡村，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自1985年开始写诗以来，深耕先锋诗歌领域，先后提出“最低真实”“本源写作”等诗学主张，出版多部诗集、长篇小说，并荣获极光诗歌奖、泰山文艺奖、汉城国际诗歌奖等多项荣誉。虽然长期寓居鲁北小城，但却保持着其一贯的超越地域的先锋写作视野，被视为当代诗坛具有写作特色和思想深度的诗人。
在《诗经与易经》中，一如以创新笔法衔接古典与现代，从《诗经》与《易经》中汲取灵感，以现代方式恢复对古老文本的感受，同时又把当下活生生的感受和记忆融入古老的诗歌表达传统。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波指出，该诗集是一如“本源写作”的具体实践：沿着汉语诗歌脉络溯源而上，寻找中国诗歌的精神源头。其溯源不是对《诗经》《易经》做简单现代转译，而是从源头找到契合自身经验的气息与范式，进行个人化的现代转化。所有由《诗经》《易经》生发的诗歌原点，都指向诗人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从《诗经》的集体创作，回到现代诗的个体起点，让古老元素在现代语境中获得新生。
作为深入观察当代语境下传统与创新这一核心诗学命题的样本，记者就《诗经与易经》的相关话题采访了一如，同时亦兼顾其创作历程与诗学理念。
记者：在您四十余年诗歌创作生涯中，先后推出《习经笔记》《诗经笔记》，近期又推出《诗经与易经》，将《诗经》《易经》这两部源头之书纳入同一部诗集，由“习经”进入“易解”，您最初的构想从何而来？
一如：“第三代诗歌”的发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新诗百年以来，尤其是“朦胧诗”与“第三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各自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并没辨认清楚，更没有着手去主动地解决，就是如何接通我们深远的传统。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转型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如穆旦、卞之琳、闻一多，以及其他“九叶派”诗人。那时主要是来自西方诗歌的影响，“朦胧诗”对人性与崇高的呼唤，“第三代”对日常与平民的回归，都在解决新诗的问题，并取得了应有的成绩。但百年时间确实太短，中国诗歌还没来得及去思考这个根本性的课题。
在我们有了对西方诗歌的学习与借鉴后，我们应该回到源头去，接通和激活我们的传统。艾略特认为：诗歌不是个人天才的独舞，而是与传统的永恒对话。西方大诗人的源头在《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与史诗。而我把写作的源头探向《诗经》与《易经》，这是汉语的文学与哲学的源头，我需要涉过白话诗的溪水，涉过古诗十九首、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的高山大川，匍匐到源头用心灵取回那里的活水，回到现在，养育一棵枯焦的诗歌生命。
记者：这部《诗经与易经》在您个人写作谱系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一如：这部诗集是我最重要的一部诗集，因为它表达了我的人文理想和写作理念，完成古老的传统与当代性写作的转换，带着自己的身心回溯过去再回来，让一个有限的生命变成千年的生命。这不是复古更不是泥古，也不是训古和考古，是活出来，变得生生不息。然而《诗经》与《易经》就是尽头吗？那只是个原点，他们共同指向了极为高明的文明系统，即华夏民族的道统之所在。
记者：您在《诗经与易经》中溯源中国诗歌和哲学的源头，将古老意象与当代人生活日常进行连接、交融，以此重新诠释经典，写作中您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化的？
一如：当时我有一个诗观：我曾经想怎样才能回到传统，可我忘记了我就在传统里；我想怎样才能忘记传统，可我忘记了我正在遗忘着。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信仰、感悟、道德、伦理、审美直至生活细节仍在这个传统里，只是日用而不察。但它确实又在流失，有的被改造，甚至有百年以来的主动断裂。所以续接根脉，接通大本大源，应是新诗发展的深远空间。
《易经》系辞说：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我的当代性与日常生活正在“用而不知”处入手，诗中的我有时是位古人，有时是位今人，有时在古今之间穿越。有时是承其志，有时又离其道。有时是君子，有时是小人；有时是天子，有时是百姓。也就是阿甘本说的“同代人”，有一颗同样的人心。古代的场景和我个人的故事交融、折叠，互相映照，互相穿插。重要的是诗，盎然的诗意从中生发出来。
记者：近期在北京举行的《诗经与易经》新书分享会，主题为“探向源头的姿势”，这个“探”字背后，体现了您对中国文化源头怎样的立场和姿态？
一如：“探”就是从姿态去说的，也是表明在新诗写作中的立场。用诗，用心灵，用身处其中的生活与源头接通。这种写作是根性的，又是活生生活泼泼的，是千年古树上开出的最新鲜的花朵。这花朵仅仅是姿势吗？她是有生命的，她娇艳而短暂，她会凋谢，但她有不死的根脉，所以她会重生，凤凰涅槃。所以不单单是姿态和立场，更是浸润，感同身受，是如鱼得水。
记者：多年来，诗歌评论界对您的作品多有褒奖，如“简中见繁、平中出奇、古中有今、淡中有厚”等，在具体诗歌创作中，您觉得最困难的是哪些壁垒？
一如：最困难的是人心的壁垒，一位诗人抱有一个“我”，这个“我”与他人，与外物，与古今分得清清楚楚。这个“我”以自我为中心，他的心是一颗肉心而不是一颗真心，所以他局限在他的身体里，困在他的当代里。而那“无我”的人，那个“吾丧我”的人，那个“吾心即宇宙”的人，那个与天地合其流的人隐去了。他没有去天外，没有在深山里，他在人心里，需要唤醒他，请这个“我”去写诗，他就思接千载，神游万仞。
记者：您曾提出“新不是捏造出来的，是对陈旧的唤醒，其实是永恒的道统”，这可否理解为您的诗学思想或诗歌写作理念？
一如：诗歌不是知识的翻新，是生命运行中的天地人的总和。不是一个人在自我造作，也不是一种发明。我说的“陈旧”是对如如不动的真理的回顾，道法自然，创生不息。如果这个“新”是人造，就有偏离大道的危险。新是自然的，由内而外的，是推陈出新，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日日脱尽欲念的尘埃焕发一新。《易经》革卦里说“革故鼎新”，指得是历史上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天道对人的行为的纠错，不断的纠正。
记者：早在20多年前，您便提出“最低真实”和“本源写作”的理论主张，从《习经笔记》到《诗经与易经》，您的创作似乎正是这一主张的不断深化，这两条理念在《诗经与易经》中有哪些具体呈现？
一如：我当年提“最低真实”，意在守住当下，从事物与细节处入手，避免那种大而无当、虚华高蹈的东西，落在低处。“第三代”就是主张这种观点。事物、生命、语言三位一体。但只有这个不行，它不是诗歌的全部，第三代的局限性也在这里，诗歌落在了实上，而虚的那部分没生成，诗歌的触角反而萎缩了。所以我们只有从源头处续接新诗慧命，才能接通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水，才能有大境界和大觉醒。《礼记·中庸》说“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当代汉语诗歌也应写出这样的格局来。
记者：作为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一员，请您谈谈，在参照西方诗歌、世界诗歌坐标系的前提下，如何兼顾诗歌的当代性，以及在语言、精神、形式上的建设性努力？
一如：前几天悲悼宇文所安先生谢世，我想起了他的一个说法，大意是“世界诗歌”应该游离于任何地区性的文学史之外，可结果是，它成为或者是英美现代主义、或者是法国象征主义的二流模仿。它是一种没有家的诗歌：不属于任何传统，不属于任何语言，不属于任何真实的读者群。它是全球化的孤儿，美丽，无根，在世界各地流浪，被每一个国家短暂收养，又很快被抛弃。真正的世界诗歌，应该是从深厚的本土传统中生长出来，然后走向世界，而不是为了世界而放弃本土。它应该在翻译中丢失一些东西，也获得一些东西——因为丢失，才证明它曾经有过独特的重量；因为获得，才证明它有能力进入另一种语言的生命。总之从“世界诗歌”这里看去，我们还是应该拿出中国的传统与当代性。当然，这并非是要拿到世界上去炫耀，只是因为她本来也是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