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关于《丰泰庵》的专访
2024年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王彬4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丰泰庵》。
小说的独特之处，是以研究明史的学者李力获得的一部崇祯皇帝的女儿长平公主“日记”的视角，叙述明代亡国的历史，其中复活了诸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崇祯、长平公主、朱三太子、汤若望、袁崇焕、魏忠贤、吴三桂、多尔衮、李自成……
“除了故事、叙事方法以外，还要讲语境，”王彬说的“语境”，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两种，语言，要呈现历史的真实环境，必然用到文言与白话，不能都是现代语言，不然就有失真实；非语言的语境，就是物质环境，包括建筑、服饰、饮食等等，都得一丝不苟，不敢胡乱想象蒙事。“写人物的服装我都是严格按照明代服装写的，服装专家看完以后不能说我写错了，如果错了这可要命了。”王彬说。
王彬是北京土著，熟悉北京地方史志，很多遗址他都看过，尤其精谙明史。书名《丰泰庵》，是因为丰泰庵是一处文保单位，位于什刹海后海南岸，现在还保存着，当地传说长平公主曾在这儿出家修行，对此，《什刹海志》中有明确记载。但明史没有这样说，一般认为长平公主被父亲崇祯帝砍掉了一只胳臂，死于甲申后一年即1645年，但小说家是可以选择的，王彬说，“我还是愿意写出一个美好形象，让长平公主到葡萄牙去找她三弟去了。”
《丰泰庵》开阔故事的架构是把明亡前后的林林总总纳入大航海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因为在王彬看来，明朝如果没有被大清入侵，它是很容易进入另外一个社会之中。可是历史不容假设，它令人怅然地以悲剧而作结。
王彬在大学里读的是经济学，但他的兴趣不在经济，从而改行入了文学。从2004年开始，王彬做鲁迅文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给作家讲授叙事学，著有《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从文本到叙事》等专著出版。他研究文学的角度，可能与经济学不无关系。作为学者，他还致力于传统文化和北京地方文化研究，著有《禁书 文字狱》《北京老宅门（图例）》《胡同九章》《北京微观地理笔记》等。
《丰泰庵》可以看作是王彬对他倡导的“叙事学”的一次得意的践行。“中国过去的小说有批注本，但批注的作者和原书的作者是两张皮，”王彬这部书的“批注”是整个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总之，这是一本鲁院叙事学“教师爷”的探索之作。
记者：《丰泰庵》这本书我看了，确实是在践行你的叙事学。你为什么选择长平公主作为叙事主角，而且又以丰泰庵一座尼庵来承载这段历史呢？
王 彬：理由是：第一我是北京人，生活在北京，熟悉北京的历史，熟悉明代的历史，因为明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丰泰庵也在北京，这是一个可以说的理由。再一个理由就是我这人兴趣比较驳杂，我对明史始终很有兴趣，从年轻时候就感兴趣，一直在思考明代为什么覆灭，是什么原因，但是断断续续地做研究，没有长时间专一地做这个事，后来把这问题想明白了，想明白了，怎么表达呢？因为我不是搞历史的专家，我是个文学工作者，便想通过小说角度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再一个，北京现在还有丰泰庵，是一处文保单位，当地老百姓都说长平公主在这儿出家修行，当地的地方志也有记载。但是明史里不是这么说，说被她父亲砍掉了胳膊，后来嫁给了一个姓周的年轻人，金庸在小说中又发挥说她后来成了灭绝师太，然而我还是愿意写出一个美好的形象，便让长平公主到葡萄牙去找她三弟去了。
记者：历史一般认为她是16岁，也就是明亡之后第二年即1645年就去世了，说她怀孕当中就去世了。
王 彬：她的坟还有呢，位于北京的广安门外。然而，历史有时有会不同记载，也有不同的结论。我作为小说家，可以自由选择，因为我毕竟不是做历史研究的，也可以选择给读者一个欢快的形象吧。
记者：小说中写到崇祯帝、长平公主与汤若望的关系，崇祯帝确实给天主教神父汤若望的北京南堂题写了“钦褒天学”。
王 彬：有一本书叫《烈皇小识》，这是大家都认可的一本书，作者叫文秉，是文徵明后裔，是他写的，记载了长平公主的爸爸崇祯皇帝信天主教，后来又不信了。在明代末年，宫中很多人都信天主教，当时宫里设了很多祠堂，相当于教堂，不少人都受洗了。明亡之后，信天主教的太监，有人还去云南抗清。社会其实是很复杂的，不是历史记载的那么简单，历史要记载的是大家都说得很清楚、说得很单一的事件和结论，但是现实生活中，远比历史复杂得多，混沌得多，它是有白色、黑色还有灰色，历史把它写成黑白剧，生活中它更多的是混沌的灰色，不同的人可能看到不同的颜色，寻找不同的结论，我这里把长平公主写成这样，也是有点想法，我不愿意把她写得太悲惨，你看鲁迅写《药》，在坟头加上一圈鲜花，留着光明的尾巴，我也想写得光明一点，欢喜一点，就这么个思路。
记者：我喜欢你这种写法，非常注重细节。
王 彬：丰泰庵这个地方，老百姓都知道，你什么时候来北京，我陪你去转转，去看看这丰泰庵，小庙修得还不错，但是没有恢复宗教功能，现在还住着老百姓。有一个年轻的上海读者，拿着《丰泰庵》这本书找去，很高兴地找到了。他后来给我打电话，说与实地印证了，非常兴奋。
我写这小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我是主张小说要有语境，要有历史背景，包括服装、建筑、官职以及风俗，包括化妆等，但是现在的小说大都没有语境了，只是故事，写故事很容易，展开想象去写就完了，但是写语境就涉及到各个方面的专业性，而且细节往往和语境相联系。比如《红楼梦》，我举个例子，林黛玉从扬州来到长安（北京），下了船，坐轿子走了一段路，看见“三间兽头大门”，很多人看到这里，眼睛一滑就过去了，很少有人注意，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含义，其实这是清代贵族府第的标志，它是有语境的。我给学生讲课，分析这一句话，讲了一堂课，明白这个语境以后，我们再读《红楼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否则就没有这种感觉，不能够身临其境，也不能进入历史背景，难以沉浸式阅读，当然也难以精确地理解和作者共同进入当时的环境而收割阅读享受。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要通过语境，把读者带进历史，带进故事，带进环境里去。有了语境就可以把读者“浸入式”地带进故事，这是语境的长处也是它的好处，但是这种方法做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知识，需要作者研究很多问题，所以现在作者一般不做。我是想通过《丰泰庵》这部小说把语境的方法提示出来，引起大家注意，而重新恢复出来。
记者：长平公主这个人物，你让她一开始去了汤若望的南堂避难，然后又到了丰泰庵，20年后，又去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甚至你还留一个可能是去了南美的秘鲁。昭仁公主历史记载，应该是被他父亲崇祯帝当时就杀死了。你的小说是让她比长平公主早20年去了欧洲，你让长平公主和妹妹、三弟都去了欧洲，为什么会放到这么宽阔的背景里？明代那个时候已经是和世界是有着这样一种关系吗？那时的中国已经不是那么封闭了。
王 彬：对。我说句多余的话，因为我是学经济的，研究过明清经济史，研究经济的学者认为，清朝把明代朝灭了，延缓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300年，明末的社会制度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相对于明朝而言，清朝是一个落后民族统治一个先进民族，最后被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又把它同化了，本来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突然被一刀切断，所以中国社会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明如果没有被大清入侵，是很容易进入另外一个社会的。
记者：你写到德国神父汤若望这个人物，又写了在大明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写明代的小说，里面就写了至少两个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这是很新鲜的一个写法。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主编的《哈佛中国文学史》，他就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从明代开端的，他认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作家是杨廷筠，包括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似乎是一个东西文化开放、交流的时代。
王 彬：中国小说包括章回体，包括短篇小说“三言两拍”，包括《金瓶梅》《红楼梦》，不都是明代和清代的事吗？它和西方的小说发展基本是同一时期，但是西方这个时代是进入资本主义前期的蒸汽机时代，我们看西方小说大概从这儿就开始了。现代小说和人类发展相对应，它在东西方都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小说是市民阶层的产物。西方因为有报纸，大家希望读点东西，连载小说之类的；中国呢，有了市民阶层，业余时间要听点东西，白话小说就是这时期发展起来的，郑和下西洋早于西方、早于葡萄牙，属于大航海时代的前驱，但是后来戛然而止。
记者：这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因为和世界的联系就是这个时候，所以你的小说格局放得这么大，视野这么宽阔，长平公主后来又让她去欧洲、美洲，不像我们读一部历史小说就感到历史就封闭在一个历史阶段里，而是向未来开放的这么一个作品，一下子和现代就沟通了、接通了。
王 彬：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的思想应该是解放的，他不能老是跟着前人走，这个我是不赞同的。现在有一种说法叫讲好中国故事，怎么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的小说从“五四”以后全部西化，都是西方的叙事方法，我们能不能用中国的方法讲好中国故事呢，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所以我在这本小说里，对叙述方法做了一些探索，中国过去的小说有批注本，但批注的作者和原书的作者是两张皮，不是一个整体，我这里面做了点小改动，通过研究明史的李力这个人物，把他的故事和长平公主的故事放在了一起，两人处在同样一个文本之中，李力的叙述相当于批注，长平公主的故事，相当于原著，但是它们处于一个文本之中，在编辑的角度下，它们是一个文本，这不就把问题解决了，我们用点中国的方法讲中国的故事，不也是一个小小的创新吗？
记者：吴三桂这个人物，一般认为他是先降清，然后再引清入关了，你的小说中写的他是为了跟李自成对抗主动跟多尔衮联手，许诺隔江而治。
王 彬：吴三桂这个人物，形象比较复杂，我们把他脸谱化了，说吴三桂就是降清，是个卖国贼，实际上他不那么简单，第一他是明代的官，明代的官员固然有很坏的人，当然也有很多非常好的人，但是好的人都死了，忠臣都死了，大明就完结了。当然，吴三桂不是忠臣，他是汉奸，但是他作为汉奸，还有很复杂的一个心路过程。他本来是接了崇祯皇帝的诏旨，准备来北京，但是他走得很慢，他有他的想法，后来接到探报，说他爸爸被抓，家被抄了，他依然往前走，又听说爱妾陈圆圆被掳走了，他就愤怒与李自成断绝关系，退回山海关。李自成派人围攻山海关，他打不过李自成，所以要向多尔衮借兵，不是简单的“降清”。所以我小说里写得很客观，他一开始想的是借兵，多尔衮说借兵可以，但是不能白借人家兵，你得给条件，吴三桂认可，许诺黄河以北隔江而治。最坏的是范文程，这是个典型的大汉奸。他对多尔衮说，这是老天赐给我们大清的良机，对协议不认账，多尔衮辅佐顺治在北京称帝，吴三桂也没办法了。总之有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历史在这里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包括吴三桂、多尔衮、李自成也包括崇祯皇帝，其时都很年轻，都是三十来岁，不到四十岁。其中，吴三桂与多尔衮32岁、崇祯皇帝37岁、李自成38岁，在1644那年，是四个年轻人的博弈，逐鹿中原，最后是多尔衮赢了，其他三人都输了。出版社在出版之际让我给《丰泰庵》写关键词，我写的是：“铁血、皇冠、青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人与一种错觉，以为在当时，三百多年以前，是几个很老的老先生在打仗，至少是中年以上的人在打仗，其实这几个都是年轻人，争天下者一般都是年轻人，年轻人气盛，老先生不争，没有精力和欲望了。
记者：对，书里很清晰地呈现出这些人的命运，当然崇祯帝也不是无路可走，或者南逃，去南京，或者答应李自成兵临城下的谈判条件，或者更早时与大清议和妥协；李自成呢，他当时已经占领首都，不去征讨吴三桂把他逼上绝路去向多尔衮借兵，也不至于那么迅速地灭亡掉。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王 彬：李自成失败在于没有文化，没有治国经验，就是现在说的，马上可以打天下，但怎么治天下，就不是打天下那么简单的事了，马上得之即刻马上失之，对部下约束不严，失散了民心，这也是个悲剧。我这小说有一个好处，我没有带一个特定的模式，谁就是坏人，谁就是好人，而是客观地探讨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记者：那你怎么看崇祯这个人呢？一个励精图治的帝王，同时又刚愎自用，但在关键时刻又不能乾纲独断，他老是要询问那些大臣的意见，他自己却拿不定主意，最后错失良机。
王彬：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明代亡国的原因是什么，其中有一种说法，说是当时处于小冰河时期，天气太冷，粮食不长了，农民变成流民，流民变成了流寇，这是自然灾害的造成的。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素，但是根本原因是明代政治腐败到头了。崇祯时，用了很多大臣，做宰相，当时称为首辅，有一个叫温体仁的，做了七年首辅，是时间最长的，崇祯十几年换了几十位首辅，一般是半年就换。温体仁被撤换之前，临走时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只对一个人负责，就是对皇帝负责，这没错，很忠于崇祯，但是他对崇祯负责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这就很可怕了，比如说某某是领导，我是部下，我对某某负责，这领导一听挺好，但是部下想的是我对你负责，目的是保我自己，不是保你某某，这就把领导给“涮”到里头去了。崇祯遇到大事总是问底下，却没有一个人负责，温体仁更绝，说这是天下大事，不是我做臣子能够决定的，只能圣上独断，把那责任推回去了，崇祯气得要死。到最后，魏藻德不也是首辅吗，李自成已然兵临城下，崇祯征求他的意见，他还说请圣上独断。在此事前，让吴三桂的辽兵进关，他也说这个我不能做主，辽西的土地全没了，要背负卖国骂名，不敢做主，崇祯也不想做这个罪人，总想让首辅给他出主意，他好拍板，崇祯也很自私，也爱惜自己的羽毛，上下推诿，没人负责。一个政府机构，如果大家都不负责任，都躺平了，皇帝也躺平了，大臣也躺平了，大明不亡才怪。
还有一个想法是崇祯个人的性格，北京有个帝王庙，在阜成门内大街，祭祀三皇五帝到历代帝王，最后祭祀的是崇祯，这是乾隆时期设定的，乾隆说他虽然是亡国之君，但是他本身不想亡国，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所以把他放在历代帝王中最后一个，说明历史上对他还是很同情的。他其实是想厉精图治，但他是一个政治素人，没有治国理政经验，17岁突然当了皇上，没有任何经验，最愚蠢的是杀了袁崇焕，他能上这样低版本反间计的当，说明他没有政治和理国经验，同时也说明他是个独裁者。如果是有城府的皇帝，不会做这种事，把你关起来就算了，结果是他把他杀了，而且是磔杀，说明崇祯心理有问题，有浓重的疑惧阴影，因为他小时生长得很不愉快，他是在监视之中长大的，心理有很大的暗影。我这部小说把他写得应该比较到位，包括他的好处和短处，他的生长环境，和他最后做的残暴决定。
记者：是啊，冬天那么冷，太子连个暖炉都没有，那些太监们在那烤炉，就是故意不给太子，虐待太子，太监们也看不起太子，所以长在宫中并不温暖。
王 彬：在北京有一个好处，写这个故事，环境和地点基本可以找到，我写这部小说的一个很大的功能，是把明代的北京城基本复原了。我举个例子，皇太极进攻北京，战场是在广渠门外，广渠门地址都还在，很多地名都在，袁崇焕驻军的弘善寺，还有残迹。所以通过这小说，可以找到许多历史遗迹，非常有意思。有些寺庙，铁山寺，丰泰庵，火神庙也在，如果有兴趣，拿这本书可以看明代北京的地理环境是什么样的，包括建筑形态与环境，比如卖咸菜的六必居还在卖，再比如查楼，现在是广和剧场，很多人可以勾起历史的怀念与向往，除了读故事以外，还可以读到文化。
记者：对北京地理的研究，你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些地方你都要反复跑？
王 彬：我是北京土著，对北京比较熟悉，我上大学时，断断续续地读了不少北京历史地理的书，在研究北京历史地理方面，我还算是有点知名度的。我举个例子，研究地理的目的是什么，除了阐述理论以外，更多的是要做实践，把理论变成实践，把应该保护的保护起来。比如鸟巢这个地方，有个北顶庙，俗称娘娘庙，传说拆娘娘庙的时候，刮狂风下大雨砸死人，说得神乎其神，着当时民间传说。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2006年开始搞整体规划，有一家景观设计公司请我帮着做规划，他们说按照新北京、新奥运的说法，周围这些老东西都得拆，北顶庙、龙王堂都得拆。我带他们走了一圈，我说不能拆，还有文化奥运与绿色奥运这么两句话，文化奥运通过什么展示呢，奥运村过去的历史，现在有实物，北顶庙、有龙王堂，这些大体量的历史建筑放在这里，不是规划者的幸运吗？为什么要把它拆掉？后来都保护下来了，奥运场馆修好了以后，在宣传画册中，水立方是蔚蓝色的膜，北顶庙是金色屋顶，加上朱红色的围墙，放在一起十分漂亮，古今对照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北京有条胡同叫砖塔胡同，北京胡同是从元代开始的，有一本书叫《析津志》，记载大都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城区西四路口，当时准备拆掉，我找到了当时的地方领导，劝他别拆，我说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自然是好事，但这是文物。元代杂剧家李好古有一出杂剧《张生煮海》，有一句对白 ：“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这是当时的北京话（大都话），翻译成现在北京话是：“嗨，你去西四十字路口砖塔胡同派出所门口来找我。”他一听愣了，赶紧打电话给拆迁公司，这就保留下来了。文化往往寄托于建筑，如果建筑没了，文化在哪儿？只能在文字之中想象，那太糟糕了。
我研究过中国古代服装，我给学生开过一堂课是《红楼梦》的服装，当下影视中人物穿的服装都是错的，都是明代性质的戏装，《红楼梦》中，曹雪芹描写的是清代服装，因为书中说得很清楚，宝玉也好，凤姐也好，正式出场都穿一个石青色大褂子，石青色大褂子是清代贵族的标配服装，石青色就是天将蒙蒙亮时黑中透红的那种颜色。我们看清代官服，外面是一个石青色大褂子，里面是袍子，清代和明代的区别在于，清代的褂子穿在外头、袍子穿在里头，明代是袍子穿在外头，褂子穿在里头。清代褂子再小，也放在袍子外边，长袍马褂，马褂虽然很小，也一定穿在外头。有一次我讲课，有个学生问，褂子那么小，穿在外面，不对吧。另外一学生说没错，你看现在小姑娘穿的小衫都穿在外头，到现在都流行这种穿法。
书中我写了很多女人服装，包括田妃、袁妃，还有炜彤的服装，那可不是我胡编的，是我严格按照明代服装写的，当然不能写成服装志，我得把它放到人物行为之中来去写，服装专家看完以后不能说我写错了，如果写错那可要命了。我读过很多写北京的小说，一看就知道写小说的人不知道北京四合院是什么，用想象来蒙事。作家是一个综合体，他得知道很多东西，有些作家因为不了解就采取回避办法，只是写故事就完了，故事写得很漂亮，语言也很美，小说也很扎实，但就是没有语境。这就差点火候。语境包括两种，一是语言的，一是非语言的，些历史小说非语言的历史语境更重要。北京有个小说家林斤澜，小说很好，而且很有味道，人家说是怪味小说，黄子平教授给他写了一个专论《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林斤澜说过一句话：小说第一要语言好，他的语言都很怪，跟大众不一样，这是他的语言风格，第二，好小说应该有好故事，你看，他把语言放在第一位，诗人说诗到语言为止。
记者：小说也是到语言为止。我注意到《丰泰庵》的语言也好，得细读，读不快。
王 彬：对，所以我也比较注重语言，我追求中西结合，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该细则细，该重则重，该宽则宽，我追求一种典雅的语言。这部书的叙事，涉及两种语言，把文言语言和白话语言结合在一起，这费了些功夫。
记者：从今天来说，你怎么看待阉党与东林党的党争呢？也有人认为，东林党的好像是刻板的道德教条、本本主义，也为害不浅。
王 彬：我看过一些网上材料，说东林党人都在江南富庶之地，都是大地主，反对征税，没有税怎么养兵呢，所以东林党负有亡国之责。还有人赞扬魏忠贤把袁崇焕派出去打胜仗了，崇祯把他杀了，是受到东林党的蛊惑。这些都是似是非的话，没有做过认真的研究。袁崇焕去山海关抵御清兵，跟魏忠贤当权是有关系，但是打了胜仗以后，唯独袁崇焕没有被奖励，还被批评了一顿，袁崇焕说我请辞回家养老吧。东林党在崇祯中期以后，与朝廷没有关系了，明代亡国和东林党没有什么关系。东林党是有骨气的，他们反对阉党，我宁可被打死，我也不同意你这荒唐做法。我们现在缺的是这些人，而不是魏忠贤那些人。总之，东林党首先是一个进步的党，宦官是个落后的团伙，我们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
记者：袁崇焕是最早几个提议给魏忠贤立生祠的官员之一，他还提了不止一次，好像魏忠贤也支持他镇守边关。
王 彬：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些大臣，你想做成一些事，不和太监勾结是做不成的，包括张居正，你不和太监勾结，是做不成事的。这是历史悲剧，也是历史必然，因为这种现象背后是封建制度，我们当然可以诟病，说袁崇焕有污垢，但是瑕不掩瑜，他毕竟是抗清英雄，他确实做过这些不好的事。但是，在那种环境下，你不得不去为自己创造一点条件，让自己你立足，不然你想做好事也做不成。看问题总要像毛泽东说的两分法吧。
记者：虽然你说你不是一个历史的专家，但实际上你研究的并不少，你认为这本小说对历史刷新的是哪些东西呢？
王 彬：这是小说，是小说家言，就不要当真，比如说，长平公主的日记，肯定是假的，这属于小说，从小说的角度来讲，自然和历史记载不一样。另外，从我作为研究明史的学者考虑，我肯定有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怎么看崇祯，怎么看东林党，怎么看阉党，怎么看明代亡国，都有些不同之点。再一个就是把它放在大环境里研究历史走向与人物命运，在大航海时代，皇族人物的命运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过去没有人这么研究过。在一个大航海的世界格局当中，中国有可能向哪个方向演变，不幸的是一个悲剧。徐光启也是死得太早，而且生不逢辰，他即便当了首辅，属于他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没办法，有时候历史就是一个很遗憾的历史。
再一个，我把历史和地理结合在一起了，研究明史的人，往往不涉及地理，比如写袁崇焕和皇太极战争的场面，在什么地方打，要说清地理，比单纯研究历史的人，就多了一个研究对象，这样历史就更丰富了，因为地理和历史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历史就没有地理，没有地理也就没有历史。没有山海关，还有什么山海关之战呢？过去研究历史的一个很的缺漏，只是研究历史的经过，而不研究地理。简而言之，要从多角度研究历史，比如关于崇祯的性格，他是个多疑的人，但又是个励精图治的人，又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一个人物，他是个多面体，这样我们写起来，这个人就活了，就丰富了，就立得住了。现在很多人研究崇祯，就是简单化，甚至不如三百年以前的乾隆，能够把他放在帝王庙里。乾隆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时代背景，当时的社会环境，大家怀念崇祯，再一是乾隆有自己的看法，他对历史人物有自己的判断。我们研究历史很多人自己没判断，没有世界观。
记者：关于崇祯的太子，民间传说说他变成一个乞丐，又回到北京，然后被处死。你的小说中写他是到南边去了。
王 彬：明太子的传说很多，实际上他是自从明朝亡了以后，就不知所踪，有一种说法，他去南京找他的叔叔去了，但他叔叔不认，生怕认了他以后侄子当皇帝，所以给他关进监狱，把他杀死了，这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我也是按照这种说法写的。在北京，明代的历史遗迹非常多，比如朱棣杀死的建文皇帝，还有在北京的遗迹呢！朱允炆的衣冠冢（在中国画院里）现在还在，修得非常漂亮，西山也有他的遗迹传说是“天下大师墓”。但是恰恰没有崇祯太子的一点遗迹，可见他没有死在北京。长平公主的三弟就是朱三太子朱慈炯，明代末年朱三太子传说非常多，很多关于朱三太子小说的原型，都是把他写成一个战斗的年轻人。
记者：你在鲁迅文学院做过副院长，当时你在鲁院发展上做了什么？
王 彬：我是“文革”后上的大学，学的是经济，毕业以后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今农村经济研究所），但是我对经济没兴趣，后来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分到鲁迅文学院，开始在普及部工作，那时候文学函授特别火，你要搞面授，能够来上千人，文学在那个时代非常火，后来慢慢就不行了。鲁院有一段时间很穷，是一个事业单位，经费不多，学员来院学习要交学费，穷学文富学武，你跟学文的要点钱心里不踏实，但是不要钱就没办法。后来就有人出主意跟大学合作办班，比如我们和首师大、北师大、华中师大合作办班，我负责与首师大合作，合作办大专班，莫言他们这个研究生班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的，住在鲁院，吃在鲁院，鲁院组织授课，北师大发文凭。那个班有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等人。后来，金炳华到作协当书记，认为鲁院应该恢复1950年代的状态，作家来鲁院学习应该是无偿的。鲁院当时叫中央文学研究所，培养了很多作家，包括马烽、西戎、陈登科等，老师有梁斌、田间、蔡其矫等，是非常兴旺的一个时期，后来丁玲出了问题，鲁院就解散了，图书馆归到中国戏剧学院，丰泰庵旁边有一个大四合院，那是原来鲁院的学生宿舍，鼓楼东大街234号，是一座三进两个跨院的大四合院。 我1984年来到鲁院，先后做过普及部主任、教学部主任，2004年后做副院长，始终做不同层次的教学组织工作，我有一点深刻体会，想当作家，只会点写作技巧，有点生活，可以，但是远远不够，必须有文化修养、艺术审美，有思想有文化，才能写出好小说出来。所以好小说的定义是：第一有故事，第二故事有味道，第三味道背后有文化有精神，它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往上走的，只有故事，那就是故事，和经典相距较远。所以我在鲁院讲叙事学，除了叙事方法以外，还要讲语境，但是现在作家不愿意做这些，太麻烦。现在可怕的是，读者也不愿意这么读，有什么读者，就有什么作者。读者也要塑造作者，作者也要塑造读者，作者总应该比读者高一点，不能和读者处在同一个层次，如果是这样读者就不读了。总之，读者与作者是一个矛盾体，陶渊明、杜甫，了不得吧，可是当时籍籍无闻，为什么，他们离时代太远，不是时代抛弃了他们，而是他们抛弃了时代，时代崇拜的只是那些跟它相近的人，能够跟上它脚步的人，所以杜甫也好，陶渊明也好，在若干个时代以后，几个世纪或几十年以后，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人们现在赶上他了，人们的审美趣味跟他接近，于是开始崇拜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