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您是浙江人,因为援藏,后来又决定调藏工作,至今在西藏生活了10年。在这个过程中,您经历了怎样的心灵转变?
陈人杰:我是浙江天台人,研究生毕业以后在杭州工作,后来有援藏的机会,就在2012年到了西藏。在西藏那曲市申扎县,平均海拔4700米的地方,我整整工作了7年。可以说,来西藏是个意外,但也是冥冥注定的事,从而开启了血亲般的爱之旅。一个游子,或者说一个内心的“逃亡者”,突然被置身于原始的蛮荒之境,我所看到的生命似乎都以原初的血液流淌。人在原始的自然面前,顿生渺茫之感、敬畏之心,这与杭州西湖经过千百年来的人工雕琢的美完全不同,所喷发的诗意也是天壤之别。在西湖的歌舞柳风中,是很难唤起宇宙意识、祖先情结、苍生情怀的,而在羌塘草原,不长一棵树却生长精神和传说的藏北腹地,抬眼望去,都是人类文明难以掠取和改造的自然,保留着特提斯古海隆起为世界屋脊以来的冰封时间和地理形态,我无时不被星星垂怜、被露珠指点,仿佛每一片草叶都处于起源、发端和重新开启的时间。在这里,身体之墙突然被拆掉,灵魂潜入了这大地之家,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这自然的伟力前,隐蔽和敞开、黑暗和澄明、辽远和封闭、孤独和胸怀、呼喊和哑默永远以其存在的本质,以更高的对立统一深深地启示着我:这里就是灵魂的家园。对于西藏,短暂的停留是不够的,需要身心长时间地融入和观照,付诸生活,就像水滴一样渗入它的大江大河里。
记 者:《西藏书》是您到西藏后写就的第一部诗集。从中可以看出,西藏的山水、风物是您进行诗歌写作的重要灵感和素材。您是如何从大自然中提取诗意的?
陈人杰:诗歌的源头离不开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头顶悠悠苍穹,四周荡荡莽原,与心底升起的渺小的感情、混沌的玄理,相互交融,共同催生出美妙的诗句。但现代人在杂事中奔波劳累,常常忘了关注自然,更不要说与自然对话,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得相对疏离了。在一些诗歌作品中,欲望完全凌驾于自然之上,堆积着个人的情感宣泄。西藏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基本保留了较为原始的自然性和宗教性。所以,米拉日巴笔下的自然是充满着和谐、明朗与欢乐的,是真正的在观照自然时产生的“泯物我、超生死”的愉悦。西藏的神奇不言而喻,从自然事物到宗教文化,但有多少人真正读懂它。现在的时代多的是游客心态,走一路炫一下。然而,西藏所吐露的隐秘的生命含义,需要你独对万物静修冥思才能等来内心启明。来到西藏,我时刻承受着大自然带来的冲击,感受辽阔世界对于语言的刺激。我慢慢感觉到,我不再是这片土地上的旁观者,而是它泥土上的居民。我行走于雪域高原的每一条肌理,抚摸着花朵、青草、小溪、石头和群山,将自我沉入这奥妙里。所以,《西藏书》吟诵自然,以期从宁静中升起诗歌本质的抒情性,在自然中搜索诗歌的金子。
记 者:从《西藏书》到获得鲁奖的《山海间》,写的都是西藏题材,但无论是从诗集分辑还是具体诗作的运思来看,诗人的主体意识增强了。您作为作者,如何看待这两部诗集之间的连续性和变化性?
陈人杰:这两部诗集之间的差别还是挺大。《西藏书》主要记录的是2012年至2017年援藏期间的观察和感悟。其中写到的内容和情绪包括:初到高原的陌生、惊奇,对当地大美山川、地理、人文的体验,对援藏事业的凝视等等。不可否认,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种游客心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我走遍了西藏大部分的地方,更加全面了解高原的现实生活,也更加深刻体悟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是说,写《西藏书》的过程,也是自我心灵不断成长的过程。后来,连续三届的援藏工作结束,我决定调到西藏工作,整个心态又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援藏的时候,我再怎么融入,也只是个援藏干部,像孙悟空,一只脚在地上,另一只脚在天空,有很多退路、念想,随时可以在浙江、西藏两边跑。但当决定留在高原上工作,两只脚便重重地落在现实的土地上,再也飞不走了,就必须重新思考和这片土地、人民的关系,只有建立血亲般饮水思源的感情,才能彻底地融入,开拓属于自己的新故乡,创造属于自己的精神星空。因此,《山海间》对于我而言就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山海间》是我在高原上“走”出来的心灵之书,是大地诗章,是精神版图上的诗歌地理学,是我留在西藏之后的灵魂拷问之诗、精神再造之诗,也是我向着诗歌高原迈进的愿望之书。因此,在创作这些诗的时候,可能会注入更加强烈的主体情感,同时随着对写作对象更加熟悉,笔法也相对更加娴熟、从容一些。
记 者:诗集《山海间》中的短诗《月亮邮戳》、长诗《光的谱系》等,都直面了新时代的主旋律题材。您在写这些诗歌的时候,是如何进行情感和技术的处理,以避免陷入口号化的困境?
陈人杰:就新时代诗歌而言,现实题材是一个巨大的营养宝库。我在《山海间》中进行了大量的现实题材书写。比如说,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给长年牧守边疆的卓嘎、央宗姐妹回信,她们的事迹引起广泛关注。如何从小处入手,呈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含蓄委婉中隐而不发,营造无尽的想象和诗意空间,使政治诗写得轻盈深沉?我想起了个人的援藏经历,不也是在一封封的书信里寄托着“两地情书”,想起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露出海平面的只是冰山的那一部分小角,庞大的、深沉的部分却一直被掩埋在大海之下,也想起了李白、杜甫、苏轼笔下的月亮,还有进入邮政时代之后的邮戳……最后凝结出“月亮邮戳”这一书写在天空中的意象。“月亮邮戳”不是“千里共婵娟”的现代表达吗?念及此,虽然如水的时光将一切变成过去,却也促使了一首诗的诞生。《月亮邮戳》中写道:“春风吹开雪莲花的时候/我给你写信/信封像雪一样白/上面盖着月亮的邮戳”。新时代诗歌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除了要关注题材的选择,还要强调一种审美创造性,将思想性和艺术性更好地结合起来。
长诗《光的谱系》处理的是易地搬迁、脱贫攻坚的主题。2019年11月,我来到八宿县林卡乡叶巴村驻村,亲身经历了叶巴村75户贫困户整体搬迁到县城附近西巴村的过程。能够搬到更加安全、舒适的环境生活,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叶巴村毕竟是这些搬迁者世代生活的故土,我在他们眼神中看到了不舍和惆怅,因此,在写作中,我将自己多年农村的生活经验切入其中。人生的丰富性、诗歌的深刻性,都需要我们回归事件本身,所以,我在诗中写道:“这早起的草是中年之书/乡邻如同抽走的偏旁/虫鸣月光,是萧瑟的减法”。而这故土也不会完全荒废:“有些东西不会真的消失/它趁我不在的时候/人间失去的/鹰,正从天空找回”。自然的力量会修复这一切,使之成为新的生命的家园。对于县城新生活,“从敞开的庭院到平地高楼,从泥土到钢筋水泥”,“我要重新研究潜藏在物象里的性格地理学”,看看他们如何成为城市新人。在这个过程中,“故土的风,吹着新居,一直吹,吹向鸿蒙的未来”,村民们在对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的辩证思考中走向新生活。我想,我就是尽量在诗歌中提供多个思考侧面,多角度地真实地反映出村民们的生活发展、精神变化。
记 者:《山海间》中有很多篇章是站在高原回望江南。高原的经验、江南的经验是如何在您的诗作中实现融合的?
陈人杰:西藏和浙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区域,但都给了我诗歌写作以巨大的营养。在江南,我可以写出很多小情小调、委婉柔美的诗作,但是到了西藏以后,一旦进入关于高原的写作,就比较可能写出一种崇高、壮阔的境界。我是尽量把这两种元素融合起来,进行一种新的诗歌创造。比方说,在《山海间》里写到一个意象——“世界屋脊的瓦片”。我们知道,“世界屋脊”是高原的经验,而“瓦片”是江南的经验,带着发现的眼光,将两者一叠加,就会出现新的意象。
在长诗《与妻书》和《山海间》中,更是多方面融入了高原和江南两地经验。我刚到叶巴村驻村的当晚,回想起自己在藏北援藏的7年岁月,如今又到了藏东横断山脉的旮旯角落,从人间天堂杭州,到几乎不见灯影的村落,此中滋味只有经历了才能体悟。我无法不生发命运的寻问,并思索诗歌在一个人身上到底肩负着怎样的使命与荣光。尤其在静夜,当我听着怒江的涛声,恍惚中仿佛这涛声也是来自钱塘江。一时间,江南的岁月,援藏的时光,一并涌上心头,深感沧海桑田、时代变迁,天空似乎有一道神谕劈过:你既无路可循,便只有以诗救赎,把黑白相间的日子化作诗歌的金色矿藏。于是才有了用生命经历写成的血泪之书《与妻书》,和为西藏脱贫攻坚、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出的文学答卷《山海间》。“放心,我们的孩子/我照顾好,白云上的孩子/你轻轻擦去忧伤……”,“你看,儿子又长高了/他的年龄,恰是你在藏的年轮”。《与妻书》便成为我和家人的生命记录,其中写到聚少离多的命运对话,以及新时代援藏干部英雄气儿女情的“精神地理志”。而在《山海间》中,我主要聚焦的是自己从浙江杭州到西藏申扎,再从申扎到八宿的一个偏僻村落,想到一个人的生命线到底有多长,只能通过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于高冷、孤绝、自省中,一次次拓宽内心的精神疆域,仿佛故乡和他乡,一半在九霄高悬,一半在体内下沉,以我为虹,架起两个天堂间的对话,神性和苦难,都在用闪电划开诗行。在地理上的山海间,在大时代背景下,变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小小注脚。
记 者:您在创作谈中说,诗人“要秉承杜甫等现实主义诗人的诗歌精神,持有恒常的悲悯之心”。您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是如何实践这一诗歌观念的?
陈人杰:到了西藏以后,我深切地感受到,诗人要有苍生情怀。因为你关注自然,关注每一棵草、每一块石头,你就懂得万物有灵、万物平等。在《山海间》中,有首诗叫《冻红的石头》:“高原并不寂寞/世界上,不存在真正荒凉的地方/孤独,只是人感到孤独/一天夜里,我看到星星闪烁的高处/雪峰在聚会/又有一次,我从那曲回来/看见旷野里的石头冻得通红/像孩童的脸。而另一些石头黑得像铁/像老去的父亲/它们散落在高原上,安然在/地老天荒的沉默中/从不需要人类那样的语言”。我们要善待大自然,相信那无形的力量。
更重要的,诗人要热爱生活——只有这样,生活才会热爱诗人。说出生活里的光和盐,就是说出生命里的爱和痛。从最初的诗集《回家》,到《西藏书》,再到《山海间》,都有很多笔墨关注身边的普通人。当然,书写西藏大地上的牧民,视角可能需要做一些转变。他们有信仰作为支撑,很少为生存的困境而抱怨,置生死于天地间。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像一棵饱经风霜的树,顽强坚韧,具有一种宗教感。“所有的日子都是一个日子,所有的道路都是一条道路”,从这里,我仿佛看到了所有的情感最终都指向灵魂深处的家园。
记 者:您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
陈人杰:作为一名靠语言的星粒取火温暖的人,我来西藏难免有精神寻根的意味,希望通过诗歌来一次精神飞升。只有内心像泉水一样和西藏山川融在一起,才能完成超越。我现在主要是在写《高原高峰》这一部诗集。在这其中,当然不能缺少关于喜马拉雅山的长诗。我想把它的山川、地理、宗教和苦难的历史结合在一起。通过走边防,我也了解了我们边防工作的艰辛、强大,以及边防部队肩负的光荣使命。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诗歌语言进行挖掘、深化,写出时代性的诗歌,以感恩这片土地、这个时代。此外在天人合一、万有相通的中华文化中,青藏高原,这片庄严神秘静穆的母土完美象征着高原高峰的精神版图。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坐标,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更是每一颗艺术良心仰望的精神高地,我期待这份属于诗歌和西藏的使命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