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知识性写作与介入文学现场

我在这篇文章里想谈两个话题，一个是正在兴起的知识性写作，另一个是如何让批评介入文学现场。两个看似独立的话题，其实又有一定的关联性。

一、让批评介入文学现场

在刚刚结束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奖中，何平的《批评的返场》榜上有名。何平是大学教授，但他并没有将自己拘禁在学术研究的圈子里，而是对文学批评充满着热情，也投入很多的精力。《批评的返场》便是他的一本文学批评集。目前在文学批评界最为活跃的就是由大学从事文学专业教学的学者们组成的“学院批评”，他们使当代文学批评更加规范，也更加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涵养。何平的文学批评同样具有这样的优点，但他并不因此感到沾沾自喜，而是为学院批评所带来的副作用而担忧。他认为，因为学术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学院批评把文学批评变成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越来越远离文学现场。这样的文学批评是没有力量的。他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并有意识地主动介入到文学现场，参与文学活动，让文学批评直接面对正在行进中的文学发言。这本书就是他介入文学现场的实录，这本批评集的书名其实就包含着这一层想法。当然，“返场”这个词语还是很有说头的，“返”表示曾经就在一个地方，现在要回到这个地方。

当代文学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处在文学现场的，而且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纠缠交织在一起，仿佛是一种厮杀的状态。为什么文学批评后来逐渐会从文学现场抽身而去呢？一来是文学批评自身的弹药武器不够精良，已经不能有效应对文学现场的急速变化了。二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造就了媒体批评的强势发展，并逐渐左右着文学的时尚和风向。关于文学批评，那时候一度流行两个词语，一是学院派，二是失语。学院派批评主要得益于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在高校受到广泛重视，高校的专业性和学术水平正好能够帮助当代文学批评解决“弹药武器”不够精良的问题。一批就职于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加入文学批评中，但他们是以研究的方式进行批评的，如同将批评对象搬到他们的试验台上进行解剖，虽然非常符合程序，却远离文学现场。尽管学者们在试验台上有着重大的发现，但并没有得到文学现场的呼应，因此就有了第二个词语：“失语”，这是人们对文学批评的一种指责，认为面对文学纷繁多变的现实，文学批评却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说批评失语也欠准确，在20世纪90年代，批评其实相当热闹，这热闹是由媒体批评带来的。但要注意的是，所谓媒体批评并不是指主流媒体，而是指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大众媒体，它们着眼于大众和市场来调整自己的编辑方针，所刊发的文学批评显然带有大众媒体的共同特点，即服膺于时尚性和商业性的要求，在瞬时性和夸饰性上做文章，并不能触及文学的症结。人们既无视学院派批评的存在，又不满于媒体批评的炒作。二者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远离了文学现场。

我觉得何平更为难得的是，他的介入文学现场是积极主动的，他在介入文学现场上有着创造性的想法。一般来说，要求文学批评家介入文学现场，也就是说希望文学批评家关注文学现场正在发生的事情，关注新作新人。但何平认为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他认为文学批评家应该采取主动的行动去介入文学现场。《批评的返场》这本书真实记录了他是如何采取行动的，可以说这是一本批评家的行动之书。在这本书中专门有一辑叫“现场”，便是他几年来在《花城》杂志上主持“花城关注”所写下的文字。从这些文字里，不仅闪烁着犀利的思想火花，而且也清晰地记录下何平在文学现场里是如何行动的。文学批评在他的理念里不仅意味着写作，而且也意味着行动，他是一名行动派文学批评家。对于文学批评家为什么要行动，何平创造了很多说法，比如他说，文学批评也应该像“社会科学研究重田野调查和身体力行的行动和实践”那样去“处理和文学现场的关系”。又如他提出“文学策展”的概念，认为文学批评家应该向艺术策展人学习，通过“文学策展”的活动“更为自觉地介入文学现场，发现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在主持“花城关注”栏目时，何平就是以一名文学策展人的姿态出现的，他就像是一个在文学现场活动中积极的联络者、促成者和分享者，而不是像以往的文学批评家那样纯粹做一名文学布道者。我阅读“花城关注”这一部分的文章时，仿佛就是在穿越由当代文学的时空组成的一片大森林，何平就像娴熟的向导一样引导我们看到了森林中令人惊喜的别样风景。何平主持的几十个专题，基本上都溢出了批评界老生常谈的套路，完全是捕捉了文学现场中冒出的新现象，且又与传统的话题有着内在的关联，如文学的想象力、代际描述的局限、青年作家和故乡、散文的野外作业、文学边境和多民族写作、文学向其他艺术门类的扩张、世界时区、文学部落和越境旅行，等等；每一个话题都是何平具体针对文学当下性和现场感问题而设立的批评标靶，他有的放矢，且命中靶心！

作为一名行动派文学批评家，何平的行动性不止突出体现在为杂志主持栏目和组织文学活动上，而是贯穿在他的整个批评写作之中，因此在书中“思潮”和“作家”这两大部分里，同样保持着他对文学现场的介入意识和问题意识。比如他对文学地方叙述、网络文学、文学共同体等都能提出不同于人们惯常认知的真知灼见，就因为这些见解都是建立在他对大量文学媒体和文学活动的考察、比对的基础之上的。何平说，批评家介入文学现场其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他把自己介入文学现场的行动看成是“向这一文学批评传统的批评家前辈们致敬”。但不可否认，这一文学传统逐渐被当下的批评界所忽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要极力推崇作为行动派批评家的何平以及他深度介入文学现场的《批评的返场》。

二、知识性写作的兴起和利弊

这个话题便是来自文学现场的。

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下，我看到既是作家又是编辑的徐则臣在谈到他做编辑时读到一篇小说时的感受，他说，这样的小说一读就感觉作者读的书太少。他的这一感受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我发现这一感受的背后其实传达出当下的文学写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过去，我们读小说，小说写得好不好会从作者的生活阅历上去找答案。写得不好，会认为这是作者的生活阅历不够，缺少切身体验，等等。但现在读小说，会从作者读的书多不多来作判断。这种变化说明，在当下，知识性写作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可以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知识性写作兴起并日益强势的文学时代。

知识性写作是相对于经验性写作而言的。二者有着不一样的文学观作为基石。经验性写作是把文学看成是对生活的反映，知识性写作是将文学视为一个连绵不断的知识系统。前者建构起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后者则建构起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不要低估了知识性写作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且以《百年孤独》的开头为例，一个开头就大大改变了中国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百年孤独》的开头独创了从未来的角度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叙手法，作家这样写道：“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后来，我们在不少中国作家所写的小说中看到了这一熟悉的影子，就有上心的网友搜集了几十部中国小说类似于《百年孤独》的开头，并戏仿道：“许多年之后，当中国作家写下自己小说开头的时候，将会回想起第一次看到《百年孤独》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从知识性写作的角度看，这正是通过知识的学习拓展写作空间的表现，这位网友所搜集的小说中，有不少都是非常成功的作品，因为作家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释放出自己的创造力，他们并非在复制知识，而是在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一个人的文学创作起步首先与他的文学环境和文学教育有密切关系。文学教育是建立在文学经典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教育是以古典文学经典和红色文学经典为基础的，其中包括俄苏文学经典。但古典经典在今天的文学教育以及文学流行时尚里，逐渐减少了分量，更多的则是代表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新经典。徐则臣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写作感受：“为什么许多作家说自己是喝‘狼奶’长大的？强调传统时是外来的？我写作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即一直很想从中国传统叙事资源里面拿出有用的东西，但最后我发现得心应手、比较有效的工具和方法，必须从西方当代和现代以来的一些作家和作品里获得。一方面很想续上自己的传统，一方面又觉得用别人的东西特别顺手。”徐则臣的这一番话概括了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时尚演变的路径。

当然，抛开理论和主义，单纯从文学写作的角度看，一个作家的写作既包含着知识性写作，也包含着经验性写作，只是有一个谁占主流以及谁处在思维的领导位置的问题。成功的作品一定是能将知识性写作与经验性写作结合得十分完美的结果。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上，徐则臣的《北上》和李洱的《应物兄》就是两部非常成功的知识性写作，只不过二者表现形态不一样，徐则臣是一种闷声发财的知识性写作，李洱则是一种大喊大叫的知识性写作。

今天的时代在文学教育上比过去更为完善和健全，年轻一代的作家明显都有着良好的文学教育背景，他们在审美选择上、在文学思维上更偏向于现代主义文学，因此多半也是采取知识性写作，而且一出手就不凡。但年轻作家的共同弱点被知识性写作所掩盖了，他们的弱点是缺乏生活的积累和对生活的体验，以及对生活的认识。或者说，有的作家对于生活的体验和认识是比较狭窄的，局限于自我的生活圈子以及主观的认知。这也就是年轻一代作家的小说都爱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原因。知识性写作让年轻作家有了一个强大的文学知识体系作为后盾，他们精通现代小说的范式和路径，但他们对生活本身并不太感兴趣，或者说他们只对与现代小说发生关系的生活感兴趣，他们写出的小说显得很娴熟，但当我们读多了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小说时，就会发现他们的小说同质化现象非常明显。简单地说，经验性写作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的，知识性写作是建立在主观的基础之上的。两者的基础不同，也就决定了作家写作方式的不同。古典的现实主义作家依赖于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尽管他们的故事模式可能是一样的，母题是一样的，但各人的生活不一样，因此他们会写出不一样的小说。在他们的创作中，同质化的问题并不突出，顶多是题材、主题雷同的问题。比方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战争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最红火的，《林海雪原》《红日》《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苦菜花》等等，它们在主题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因为作者都是从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出发来写的，每一部都有不同的面孔。今天的年轻作家更依赖于主观性，问题是这种主观性并不见得是他对世界有着独特发现的主观性，也许是一种书面学习的结果，是对现代小说的领悟和认同。这也是当下知识性写作所暴露出的最突出的问题。

我这样说可能会显得简单化和极端化了，我要说的是，现代主义文学更偏向于知识性写作，现实主义文学更偏向于经验性写作；现代主义文学偏重于走人的精神和内心，现实主义文学偏重于走社会和人生。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知识性写作固然能够提高作品的艺术品位，但完全依赖知识性写作，放弃了对生活体验的积累，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写作变得空洞化和干瘪化，也难以真正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该加强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对话，使知识性写作与经验性写作在作家创作中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