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浪漫主义诗学的当代建构——论迟子建小说的思想与审美意义
近年来，受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特征的作家作品日渐稀少。但迟子建是一个显著的例外。迟子建自登上文坛，其作品就以强烈的浪漫色彩而引人注目，而且将这种风格一直延续至今。她的小说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多次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她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当代小说家之一。迟子建的成功，与其小说独特的浪漫主义创作个性密不可分。
一 浪漫主义诗学的现实基石
浪漫主义文学最重要的品质特征是想象，也就是对现实具超越性。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它依靠丰富的想象能力，展现不同于客观现实的生活面，激发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幻想，对现实的有限性和限制力予以超越，从而获得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18、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就是在“他们所赋予想象的重要性上和他们对想象所持有的特殊看法上”［1］而区别于其他作品。中国经典浪漫主义作品屈原的《离骚》、庄子的《逍遥游》、吴承恩的《西游记》等，都以上天入地、横跨古今的浪漫想象而得到大众的认可。
迟子建小说的想象力非常丰富，突出代表是她的“北极村”系列小说。迟子建以家乡为背景，建构了虚构性的“北极村”文学世界，作品包括从《北极村童话》《原始风景》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大多数中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在此艺术世界的创造中，迟子建展现了突出而多元的艺术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强烈的象征性和唯美唯善色彩。“北极村”世界具有很强的象征性。也就是说，作者不是简单地将这一世界具象化，而是突出其更具抽象和宽泛意义的象征性。作品展现的世界呈现强烈的单面色彩，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生活世界，都具有很强的类同性特点。比如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不以个性见长，人物性格多呈类型化特征。作品中那些精灵般的小女孩、慈祥的老妇人和热情的中青年女性，都有着温情善良的品性。她们与迟子建在多部作品中所塑造的、具有忠诚品格的狗等动物形象，共同构成一个美而善的象征世界。
与之相适应，“北极村”世界也不是对现实和人性的客观再现，而是具有唯美唯善特征。从人性、人心、人情的角度说，它们主要呈现人性的善与人心人情的美好的一面。绝大多数人物形象都具有淳朴善良的品性，内心单纯，乐于助人。即使偶尔犯错，也努力地以各种方式来进行弥补。个别作品虽然也涉及苦难和不幸，但很少进行渲染，只是以它们来凸显善的意义。从书写生活的角度来说，则富有唯美色彩。这一具有浓郁东北地方色彩的世界，自然风景尽显优美和宁静，很少有嘈杂和喧哗声，人与自然安宁静谧地融为一体，生命以自由、自然的状态生长着，充满了温暖和关怀的柔情，恍如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
其二是显著的超现实性。这一方面体现在作品内容呈现的跨时空特点上。作家书写时，经常将历史、现实、传说和民俗文化等融合起来，制造出一个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的超时空世界。其中，民间文化的融入是很重要的因素。如《额尔古纳河右岸》叙述民族文化历史，书写了独特的施巫术、祈甘霖等萨满神性文化，将逝者和生者的几代人生命交织在一起，穿插逝者灵魂护佑、生命轮回等观念，使小说中的世界充满了强烈的神秘和神性色彩。此外，作家还在不少作品里着力展示和渲染独特的民间风俗习惯，甚至围绕这些风俗来组织故事。如《雾月牛栏》中的“雾月”传说，《逝川》中的“泪鱼”故事和放生习俗，以及《秧歌》里的秧歌和看冰灯风俗，等等。这样就使作品中的现实世界与遥远的历史文化彼此交融，超出生活的具体语境，更富抽象性和空灵色彩，并呈现出真实与虚幻、客观与想象相交织的特点。另一方面，则呈现为艺术上虚实结合的特点。迟子建作品较多地采用儿童叙述视角，一些作品更是采用智力存在一定短板的儿童的视角。儿童视角中的世界肯定不同于客观现实世界，智障儿童的思维方式更是异于常人，其所折射出来的世界呈现出强烈的变形特征，从而显示出非现实性特征。此外，还有不少作品将梦境书写融入到叙述当中，将现实世界与梦中世界相杂糅，使生活呈现虚实相间的特点。如《北国一片苍茫》就以主人公的梦境来引起往事回忆，故事整体上则处于现实与追忆、真实与幻想交织的迷蒙状态。《重温草莓》也是让主人公的父亲在梦境中传达感情，以情感纽带将现实与梦境融为一体，让人难辨真伪。
“北极村”小说以丰富的想象力建构了唯美唯善的超现实世界，在此之外，迟子建的另一类作品的想象力也很突出。这些作品以东北大兴安岭地域的真实历史事件或者社会现实生活为背景，作品主要有《树下》《伪满洲国》《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烟火漫卷》等。它们在浪漫想象程度上也许不及“北极村”系列小说，但却有着很一致的文学想象方式。比如，它们都善于借助民间文化来营造一种象征性和超现实性。如《伪满洲国》和《白雪乌鸦》等作品都书写了神秘的萨满文化，《群山之巅》展示了民间因果报应思想，《树下》《白雪乌鸦》书写了地方民俗等，给这些作品蒙上了较强的神秘氛围。在思想主题上，它们也都具有明确的善的指向。与“北极村”系列小说相较，它们所反映的生活和人性世界要具更多的现实气息，如《白雪乌鸦》写惨烈的瘟疫，直面死亡场景，《树下》书写了恶的人性和死亡悲剧，《群山之巅》里人物的生活中也包含罪恶、背叛等内容。然而，这些作品的结局大都是背负着罪恶者的忏悔和受害者的谅解。可以说，作品写人性恶的方面，目的是让罪恶得到救赎；写死亡，是为了展示生的价值和善的力量。所以，这些作品的故事虽然场景较为写实，但其与“北极村”系列小说一样具有较强的象征、唯美唯善和超现实色彩，蕴含着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品质。
浪漫主义想象构成迟子建小说的显著特色，但这些想象并非完全虚幻的，也不是封闭和个人化的。它们不仅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更具有切实的生活描述，传达出浓郁的生活气息。这在其具历史和现实背景的作品中不需多言，真实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与生活的日常写实性叙述自然而密切地交融在一起。如《烟火漫卷》的主要特点就是展现哈尔滨日常生活中浓郁的“烟火”气息；《伪满洲国》《白雪乌鸦》《群山之巅》也都有非常具体的历史场景刻画和现实细节描述，生活和社会色彩自然是尤为突出。“北极村”系列小说也具有同样特点。这些作品在整体氛围和思想主旨上具有较强的神秘感和虚幻性，但在具体表达上并不缺乏社会和生活气息。除了极个别的以儿童为中心作书写的作品外，绝大多数作品的人物都是普通大众，与社会环境具有较强的统一性。而且，这些作品大都细致地展现了不同人物那家长里短、平常起居的日常生活，描述的笔法细致，生活场景展现得极为真切。最典型的如《腊月宰猪》《清水洗尘》《灯祭》等作品，充分展现了地方小城镇春节前后热闹而琐碎的生活场景，可谓事无巨细、纤毫毕现。《清水洗尘》《逝川》《秧歌》等作品也都具有类似的叙述与描写特点。
切实日常生活与丰富想象的结合，赋予迟子建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即具强烈的地域性和当代性。作品中的想象密切关联着地方文化，作品中的自然景观和生活细节，更带有浓郁的东北大兴安岭地区特点。北极村、松花江、哈尔滨、兴安岭……无数真实的地名一一对应着地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从森林、雪地，到萨满教、鄂温克民族、伪满洲国、哈尔滨等，从多个侧面透射出这片土地的自然、人文和历史，以及它所孕育出的个性化人情和人物性格。将这一特点体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从面貌、衣着到行为语言，都尽显豪爽直率又不乏温情的性格，闪耀着旺盛的生命力量，从精神气质层面传达出东北的地域文化特性。当代性的特点与地域性特色密切相关。这些作品内容虽然有历史、现实与想象之别，但都凝结着大兴安岭地区这片土地的精魂，与当代生活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外，作者的关怀视野也呈现出强烈的当代性色彩。作品描绘的所有人物和故事，传达的是对当下人物生活的深切关怀和对现实社会问题的郑重思考。
正如有学者所论：“迟子建的探索目光始终梭巡在民间、在底层、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向上，无限地追求精神的高度；向下，极力地逼近日常的内核。”［2］迟子建小说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和象征为重要诗学特点，同时又广泛地运用细致入微的写实方法，展现出一个真实与虚幻、写实与想象相结合的文学世界。浪漫主义是其根本性的精神底蕴，现实关怀和写实艺术则是其重要基石。比如《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是一部具有一定纪实性色彩的作品，讲述了在现代化生活的冲击下，东北大兴安岭地区一些曾经以狩猎为生的民族，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也走向新的文明时代。鄂温克族的生活变迁是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所必然发生的，作品书写与折射的正是这一现实。与此同时，作品的文学世界又富有神秘的地方文化色彩，其自然景观、人物生活和文化习俗，无一不呈现独特而浓郁的象征性与浪漫主义的诗学特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一样。一方面，作品书写了乌塘地方如蒋百嫂、周二嫂等多位普通百姓的生存故事，展现了多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情感纠葛，以及那些虽陷入死亡阴影却表现出韧性生存品质的人们，表达出叙述者对地方生活和大众的深切关怀；另一方面，作品又具有很强的文学象征和精神探索的意义。如作品结尾“永别于清流”部分，通过对独臂人和云领父子生活的书写，让叙述者在“放河灯”的过程中和与有灵性的蝴蝶的相遇中，生发出对生命的深切感悟，达到一种超现实性的精神的升华。
二 浪漫抒情传统的当代传承：“中国知性”的文学表达
18至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华兹华斯明确指出：“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3］法国文学史家朗松也说：“浪漫主义是一种以抒情为主导的文学。”［4］以情感为中心的抒情艺术与浪漫主义文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一方面，抒情能够最为充分地表达人类对生活的超越和追求。特别是在现代文明之前，人类的生活和情感受到环境多方面的制约，抒情也就成为人们表达其超越这些限制、追求自由的主要方式。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都具有这样的效果。如屈原的《天问》、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就是面对无垠天地而发出的对人生短暂即逝的长叹，蕴含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不懈追求；同样，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雪莱的《西风颂》等诗作，也借对大自然的讴歌来表达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否定和批判；另一方面，文学对丰富感情的抒发，本就符合文学“以情感人”的特点，故能够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情回应，激发人们对未知世界的认知渴求。它与浪漫主义文学追求超现实的本质特征是高度一致的。所以，中西文学传统中的浪漫主义文学都与抒情艺术不可分割。无论是“湖畔派”诗歌、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西方经典浪漫主义作品，还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名著屈原的《离骚》、汤显祖的《牡丹亭》等，都是如此。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学，既因文学体裁中叙事性相对较弱、抒情色彩更强而被学者们称为“抒情文学”［5］，也因其更关注现实日常而形成了一种含蓄深沉、质朴内敛的抒情文学特质。
迟子建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这首先体现在其对情感生活的执着关注上。迟子建小说里的生活世界丰富多彩，但大多关涉情感伦理。她的作品书写了各种各样的情感关系，包括亲人之间如祖孙、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也包括朋友、邻居以及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对善良美好情感和人性的赞美，揭示和否定了丑恶人性。情感内涵赋予了这些作品以强烈的抒情底蕴，特别是那些赞美人物美善情感的作品，于细腻微妙的笔触之下，既传达出对人性的美好期待，也熔铸了对生命的强烈关怀之情，如《亲亲土豆》《白雪的墓园》《清水洗尘》《踏着月光的行板》《重温草莓》等描述男女美好感情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或者是夫妻或者是情人，相互之间满是温情与爱意，人物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语，都蕴含着深深的关爱和温情，作品也因此荡漾着抒情的浪花，在情感上呈现出强大的感染力。典型文本如《候鸟的勇敢》，讲述候鸟管理员张黑脸与他所爱恋的德秀师傅，以及一群名为东方白鹳的候鸟之间的温情故事。特别感人的是那对白鹳夫妻，在暴风雪中，雄鸟受伤，雌鹳寻来，最后共同相拥而死。作品以鸟喻人，以鸟衬人，于细节中充盈着对美好感情的高度认可。再如《踏着月光的行板》，两位从农村到城市务工的年轻夫妇，无法在一起生活，只能约定在火车上匆匆见面，生活虽阴差阳错地造成他们错失见面的机会，从中却折射出两人之间的真挚感情。借助对“月光”意象的抒情性表达，作品对这种美好的感情作了讴歌。
迟子建的小说除了关注人伦之情，还涉及其他层面的感情，比如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情。迟子建的小说经常将动物和自然进行人化书写，赋予自然以生命，赋予动物以灵性，小说中的自然和动物世界都因此充盈着情感色彩，并与人物具有心灵相通的密切关系。关于这一点，有论者作了很全面的概括：“在她的世界里，不仅花草树木星星月亮风霜雨雪鸡鸭鹅狗都富有灵性可与人交流，甚至鱼会流泪（《逝川》），土豆会撒娇（《亲亲土豆》）……可以和死去的亲人交流（《遥渡相思》《重温草莓》）……”［6］
迟子建小说书写对情感的关注还体现在思想与情感的密切交织上。迟子建的不少作品有很深刻的文化和现实性思考，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伪满洲国》《白雪乌鸦》等作品就深入探讨了文明发展、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变迁等重要问题，部分作品表现出哲学思考的意味。但这些作品远非哲理性小说，它们的思想蕴含在情感故事之中，抒情是作品用以承载思想的重要方式。典型文本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作品借助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性老酋长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叙述，语调从容而深情。在其对民族历史的追忆、对民族文化的回顾中，可以看到民族所曾经面对的生存困境，以及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不得不作出改变的艰难和窘迫。小说叙述包含着客观和理性的态度，而女性特有的深情的叙述话语，以及叙述者情感的高度介入，又传达出强烈的眷恋和伤怀之情。此外，《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对生命意义的探寻，《白雪乌鸦》对苦难与救赎问题的思考，《伪满洲国》对重大历史事件真相所作的深层探究，也都呈现出类似的书写特点。
其次，迟子建小说的抒情性体现在其丰富而浓郁的抒情艺术上。迟子建的小说广泛地运用抒情方法。比如，它们多采用与读者之间拉近距离、平等亲切的叙述方式，部分作品更是直接以第一人称叙述，在平静温和的语调中深藏着叙事者的感情。与此一致，小说基本上都采用散文式的笔法和语调，语言细致轻灵而富有诗意。小说里在对人物或景物的叙述中，会很自然地穿插一些富有感情色彩的比喻或抒情词语，从而使得叙述渗透着感情，叙述者的感情融化成为作品的感情。比如《逝川》中对“泪鱼”的描写就广泛地运用富有感情色彩的比喻：“这种鱼被捕上来时双眼总是流出一串串珠玉般的泪珠，暗红的尾轻轻摆动，蓝幽幽的鳞片泛出马兰花色的光泽，柔软的鳃风箱一样呼哒呼哒地翕动。”［7］《北国一片苍茫》里这样描述那只具有灵性、为主人舍身而死的狗：“永合了那双迷人的柔和的双眸。永逝了那温存感人的声音。”［8］还有一些作品，在某些重要的场合，也会采用直抒胸臆般的直接抒情方式。如《群山之巅》的结尾：“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9］
迟子建的小说中，对自然意象的描述也富有感情色彩。其小说中的自然意象非常丰富，如月光、风雪、森林、草地等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意象，在其作品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貌。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凝结着叙述者的深情，共同形塑着其动人的抒情文学世界。典型文本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结尾对“放河灯”场景的书写，将生活中的动与静巧妙交织，传达出叙述者对生命的深刻感悟，貌似平淡的语调中蕴含深情，颇有川端康成《雪国》的韵味，其中深藏的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
虽然那里是没有光明的，但我觉得它不再是虚空和黑暗的，清流的月光和清风一定在里面荡漾着。我的心里不再有那种被遗弃的委屈和哀痛，在这个夜晚，天与地完美地衔接到了一起，我确信这清流上的河灯可以一路走到银河之中……月亮因为升得高了，看上去似乎小了一些，但它的光华却是越来越动人了。我们才进三山湖景区，就望见独臂人像棵漆黑的椴树一样，候在月光下。［10］
迟子建小说的抒情书写中具有很强的现代气息。比如其小说对美善人性的赞美，就蕴含着现代人文精神；其以和谐为中心的自然生态观念以及对物质文化的反思，也都与对现代主义的反思思潮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其作品在艺术上既广泛地采用细腻的风景描写和人物心理描写，还采用限知的儿童视角，从中皆可看到现代小说技术的影响。然而，从总体上来说，迟子建小说的抒情特征是以本土生活为主体，呈现出强烈的中国文化和现实关怀的特点。
首先，在抒情内涵上，迟子建的小说不以个人为中心，不追求西方浪漫主义式的个性自由，而是以群体为中心，致力于表达以善为中心的伦理思想，这是典型的具中国文化色彩的表达方式。比如，迟子建的小说对善与恶关系的表达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观念，其二是善恶相生、因果报应的思想。像《群山之巅》《烟火漫卷》《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都叙述了多个善恶纠结的故事，因果报应是推动这些作品叙事的重要动因。同样，《雾月牛栏》中的宝坠继父、《树下》中的七斗等，都是深陷于恶与善的冲突中。这种道德伦理观念与中国民间文化显然有着密切关系。再如，我们从迟子建小说对恶的处理方式上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印记。迟子建的小说对待恶的行径，不是采用“冤冤相报”、让坏人得到惩罚的快意恩仇方式，而是努力地表现出慈悲与宽厚，通过道德力量来对恶人进行感化。她所有作品都采用几乎相同的方式：塑造富含良善和宽恕精神的正面人物，给曾有恶行的人物铺设忏悔和自新的道路。这就是迟子建在创作谈中明确表示的：“……我特别喜欢让恶人有一天能良心发现、自思悔改，因为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恶人，他身上总会存留一些善良的东西。”［11］如果去追踪迟子建这种处置恶的方式的精神渊源，可以看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报怨”思想和儒家“仁爱”观念的深刻关联。孔子在《礼记》中说过：“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后人对这一思想也有这样的阐释，“以德报怨，则天下无不释之怨矣”［12］。可以说，宽恕和仁爱是中华民族优秀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迟子建小说是以小说的形式对其进行当代的阐释与传承赓续。
其次，在一些与情感密切关联的思想层面，迟子建的小说也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生命观。迟子建的小说比较多地写到生命的逝去，特别是亲人的逝去，这体现出其对生命的珍重态度，也使不少作品呈现出较强的感伤色彩。然而，迟子建的小说虽感伤但不绝望，其中关于死亡包括亲人死亡的书写，表现得痛苦却有节制，表达的是达观和平静的生命态度。比如《亲亲土豆》中，深情的妻子对丈夫的去世并没有过分地悲哀，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自然的分别，所以在分享丰收的喜悦时，妻子将丈夫完全当作在场者：“雪后疲惫的阳光挣扎着将触角伸向土豆的间隙，使整座坟洋溢着一股温馨的丰收气息。李爱杰欣慰地看着那座坟，想着银河灿烂的时分，秦山在那里会一眼认出他家的土豆地吗？他还会闻到那股土豆花的特殊香气吗？”［13］再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叙述者遭遇爱人去世的不幸，她不是一味地痛苦，而是努力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排遣。其方式之一是借助于各种“鬼故事”以得到逝者与生者精神相通的心理暗示，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包括给去世的丈夫命名为“魔术师”，其所具有的神秘莫测内涵的寓意中，也传达出类似的意图效果）；方式之二是借助于对生命苦难的更深体验，也就是深入地体察底层人的艰辛，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和死亡本就属于生命的一部分，以大众生命的坚韧和顽强来激励与安慰自己。这一点，就像迟子建在爱人意外离世不久后创作《候鸟的勇敢》时的感受：“可在我眼里，它的去向，如此灿烂，并非不吉，谁最终不是向着夕阳去呢，时间长短而已。因为八九十年，在宇宙的时间中，不过一瞬。”［14］对于生命来说，灿烂远比长度更重要。这种透着从容和豁达的大视野背后，是人灵相通、自然一体的世界观，从中可以看到庄子“齐死生，同人我”的道家思想印记，更与中国民间文化及中华民族生命哲学有着深刻关联。
迟子建小说中的自然观念也是如此。迟子建“北极村”系列小说中意图构造生命自然生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在现实题材作品中表达对传统伦理的怀念和对物质文化的否定，蕴含的是以和谐与平衡为核心理念的自然观念，以及对单向发展主义思想的批判性反思。虽然不能说这些思想观念完全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它们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谐”自然观有着内在一致性，也极为匹配当前的一些社会现实。随着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生存处境也存在巨大的隐患。如果作无节制、无约束地单向度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伦理都有可能遭受到严重损害，进而导致人类陷入自毁困境。迟子建带有生态诗学意味的文学书写，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所要求的重视生态人文的科学发展观，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的。
第三，迟子建小说的抒情艺术也密切地关联着现实生活和中国审美传统。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其小说情感都紧扣人物命运，蕴含对人物的深切同情和关怀。如前所述，作家的“自我”较多地介入小说叙述当中，叙述者的感情与人物感情形成“共情”效果，并将这些感情落实到具体现实生活环境和人物深层心理世界中，因此，作品虽然情感充盈，但却并不滥情，而是尽显真挚和真诚，富有感人的力量。同样，小说的故事构架方式也体现出较为充分的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特点。其故事结构普遍单纯明晰，很少作曲折的叙事转换和运用叙事技巧，这是对中国小说的故事性和通俗性传统的继承。至于其作品中常见的对各种地方民俗和传说故事的讲述，则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民间文化的影响。此外，迟子建小说的抒情方式也有如此特点。迟子建小说很少采用直接抒情的方式，而是多将感情融入生活细节中，含蓄蕴藉地表达感情。包括作品中人物的情感表达，也很少作尽情的宣泄，而是带着有形或无形的节制，掩藏在生活表层的背后。比如《候鸟的勇敢》，虽然美丽而深情的东方白鹳夫妻在风雪中死去，但张黑脸和德秀师傅却度过了劫难，他们掩埋了东方白鹳并为之凭吊。虽然两人前路未明，但相互之间爱的温情还是赋予了作品一丝暖色，令人依稀感受到对未来的希望。同样，《白雪乌鸦》尽管书写了惨烈的鼠疫灾难，但结尾却描述了一片白雪消融、春回大地的景象，给人以生命重生的可期待之感。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样书写沉重悲情的作品也是这样。它的叙述始终沉静内敛，偶有幽默语调，既传达自然和达观的生命态度，也构筑“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从中可见中国抒情文学传统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还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抒情方法上。如前所述，迟子建小说的抒情艺术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作家情感充分地渗透到所书写的对象之上，让那些原本与人类情感并不相通的动植物也都饱含感情色彩。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王国维对中国“有我之境”抒情文学传统的概括：“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15］也让人想到中国文学理论原典《文心雕龙》所概括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16］所以，迟子建小说抒情艺术的底蕴其实是中国审美文化，是含蓄、感伤与坚实现实性的融合。
三 中国本土绽放的浪漫之花
从前文所述可见，迟子建小说的浪漫主义特点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它既不同于18、19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又与中国20世纪在西方文学影响下产生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笔下的政治浪漫主义和感伤浪漫主义有着较大差别。正因为此，评论界在讨论迟子建小说时往往含糊其辞，很少明确以“浪漫主义”来对其审美特征进行定位［17］。
与对迟子建小说的认知最直接地相关联的是对“浪漫主义”概念的认知，内在层面则涉及到中国当代文论的民族性建设问题。“浪漫主义”的概念来自于西方文学，具有很强的历史必然性。因为现代中国是在长期封闭之后才得以开放，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生和发展离不开向西方文学的借鉴和学习。但是，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一直依赖于借鉴，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应用也不能始终停留在原始层面。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文学要走向真正独立，必须包括两个因素：其一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才有可能找准中国文学的位置，‘找到中国言说方式的立脚点’”［18］，即与民族文学传统密切关联，对传统文学进行现代化更新和改造，进而实现融汇中西方文学资源的目标；其二是对西方文学和文艺理论进行有益的借鉴，将它们融入到对现实生活的表达中，使之化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所以，有理论家的阐释颇有道理：“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一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重归中国文学实践；二是坚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国语境，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三是认识、处理好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问题，建构二者辩证统一的研究范式。”［19］也就是说，对文学理论和概念的理解和应用，不能完全依赖和袭用西方文学传统，而是应该结合中国文学传统予以融汇和统一。
具体到本文涉及的“浪漫主义”这一文学概念，中国古典文学虽然没有在字面上运用“浪漫主义”一词，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诗学品质，从《诗经》《楚辞》开始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就有非常普遍的存在。而且，也有多位作家和批评家对相关理论进行过深入的阐释。如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20］，如李贽、汤显祖、袁枚等人的“主情论”“唯情论”“性灵说”，特别是汤显祖对文学的理解“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21］，“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22］。凡此种种，都是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入思考。无论是从文学品质还是从理论内涵上说，中西浪漫主义文学都既有着基本的一致性，又呈现出各自的个性特征。所以，我们运用“浪漫主义”概念，如果不是指称作为18至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而是将其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和审美范畴，就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西方文学理论，而是应该结合中国的文学历史，将其建立在与中国文学理论相关联的基础上［23］。
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韦勒克对“现实主义”概念的评述，“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时代性概念，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概念，是一种理想的典型，它可能并不能在任何一部作品中得到彻底的实现，而在每一部具体的作品中又肯定会同各种不同的特征，过去时代的遗留，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各种独具的特点结合起来”［24］，在西方文学历史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概念都是有着不确定性的，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25］。特别是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广泛而深入，文学创作必然呈现出更丰富的交融特征和多元品质。优秀作家会更广泛地吸收多元文化资源，其创作也会呈现出与传统文学不同的个性特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显然不应该将对“浪漫主义”的理解拘泥在18、19世纪的西方文学时期，也应该充分认识到迟子建小说具有浪漫主义的基本诗学品质。
由此，可以更加明确地阐析迟子建浪漫主义小说的创造性贡献和价值。迟子建的小说以中国文化思想为潜在源泉，立足于本土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兼具现代西方浪漫主义传统气息，形成了自己的鲜明个性，对现代与传统之美作了有机融合。可以说，多元传统是迟子建小说创造性的内在源泉，对当代生活的深刻理解是其创造性的触发点，而独特的生命感悟和艺术表达是其创造性的生动呈现。迟子建小说既是对传统浪漫主义的拓展和创新，也是文学世界性的当下交汇，它闪耀着中国浪漫主义诗学之美，是在中国土地上所诞生的文学精灵。
正因为如此，迟子建浪漫主义小说对当代中国读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它对善的伦理追求与和谐自然的生命态度，是悠久文化传统的现代回响，也非常切合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诗教”审美传统［26］，在物质文化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这些作品呈现出不同于流俗的思想魅力，也能让大众产生心灵的共鸣。同时，迟子建小说描绘的大多是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内容平实细致，很容易令人产生亲切感和熟悉感。小说简洁的故事与叙事结构，含蓄深情的表达，以及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超现实想象，都既能呼应大众的审美习惯，又具有现代审美的新奇吸引力。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代表的“北极村”文学世界，是作家卓越的想象力和地域文化灵性的巧妙交融，是当代中国文学中具有独特个性魅力的一个存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候鸟的勇敢》等作品也是将中国抒情传统与现实生活、作家个人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融于一体的优秀作品。
迟子建的创作既得益于作家个人的生活体验，又得益于作家与自己生活和文化的深切联系。迟子建曾这样表达过：“我想我倾注了童年的生活体验和青春的那种浸透着忧伤的浪漫，它的故事充满了哀愁。”［27］可以说，迟子建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美好记忆、广袤无垠的大兴安岭自然世界，是滋育迟子建浪漫主义小说的重要源泉。而迟子建对文学创作也有很强的自觉意识，她既充分认可并努力深化自己从家乡生活和民族文化中获得的滋养，又积极追求并始终遵循内心世界的精神需求，始终坚持为自己生长的土地和民众来写作。与此同时，迟子建又有着非常广泛而深入的现代文学阅读经验，对屠格涅夫、契诃夫、川端康成、萧红等作家尤为喜爱且推崇，从其小说的浪漫主义诗学风格中可以隐约看到这些作家的影响印记［28］。这种既立足本土又富有开放性的文学姿态，是迟子建的艺术个性和文学才华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角度看，迟子建的创作与其发展方向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必须融入到本土现实和文化传统中。只有将深广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作为深厚资源，并将其渗透到现实表现和关注中，它才能建立起具有创造性的精神思想和艺术个性，走向独立和成熟。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不是寻求理论的“正宗”与概念的“纯粹”，而是需要作多元文化的借鉴及与现实的融汇。以浪漫主义文学为例，郭沫若的《女神》和郁达夫的《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初阶段的创作高峰。此后，以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艾青的《北方》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以孙犁的《铁木前传》、曲波的《林海雪原》、张承志的《黑骏马》、莫言的《红高粱》为代表的当代文学，在结合中国文学传统、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融入呈现现实生活方面，作了不同方向的深化和超越。对于鲁迅的作品也许不宜以“浪漫主义”来认知，但《社戏》《故乡》《在酒楼上》等作品也融合了中国传统浪漫主义文学的不少因素，呈现出一定的浪漫主义文学品质，对后来的创作者极富启迪性。迟子建小说既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也显示出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
当然，这并非说迟子建的创作业已臻于完美。或者准确地说，具浪漫主义诗学特征的迟子建的小说，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浪漫主义小说的某些内在困境与发展难题。首先，从文学史上看，浪漫主义小说的最大缺点就是容易模式化。吴承恩的《西游记》尽管想象力丰富，但其中有着颇多雷同的故事情节，西方作家如夏多布里昂、雨果等著名浪漫主义作家的小说也因为明显的二元对立模式，在艺术上存在着单调与模式化的缺陷［29］。如何将浪漫主义诗学品格与丰富的思想及对生活的现实性书写结合起来，值得深入探讨。其次，不少传统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存在情感有余、思想不足的缺陷。如何克服浪漫主义文学与生活之间所存在的距离，特别是如何让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能融入更为深刻且丰富的思想，这是其在未来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前提。这其中，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资源作当代的创造性转化，真正地展现中国思想和审美文化的个性特色，是难度最大且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内涵丰富而深邃，提供的是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思维及认知方式，如果能够使其充分地对接社会现实并作文学性的呈现，这无论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审美层面都将极具意义。讨论迟子建小说的浪漫主义诗学品格，所涉及的问题其实对整个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都具有启示意义。中国当代文学已逾七十年，也已取得不容小觑的创作佳绩，中华民族也正在步入伟大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们须秉持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与开拓创新意识，方能创造出新时代文学的辉煌一页。新时代呼唤文艺高峰，也必将铸就文艺高峰，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利里安·弗斯特：《浪漫主义》，李今译，第52页，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2］杨姿：《抒情性：走在文学的回乡路上——略论迟子建小说创作的当下意义》，《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
［3］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王春元、钱中文主编：《英国作家论文学》，第1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4］朗松：《法国文学史》，《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第2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5］参见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张晖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王文生《中国文学思想体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6］韩春燕：《神性与魔性：迟子建〈群山之巅〉的魅性世界》，《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6期。
［7］［13］迟子建：《亲亲土豆》，第123页，第1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8］迟子建：《北国一片苍茫》，第88—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9］ 迟子建：《群山之巅》，第3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10］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第93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11］张英：《温情的力量》，《文学的力量》，第302页，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12］孙希旦：《礼记集解》（下），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1240页，中华书局2022年版。
［14］迟子建：《〈候鸟的勇敢〉后记：渐行渐远的夕阳》，《收获》2018年第2期。
［15］王国维：《人间词话》，李梦生译评：《人间词话全译释评》，第6页，中华书局2018年版。
［16］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第24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7］在中国知网中，评论迟子建小说创作的论文数量达到1000多篇，但以“浪漫主义”对其进行界定的只有寥寥数篇。
［18］王齐洲：《本体阐释 路在何方——对“强制阐释论”的冷思考》，《江汉论坛》2017年第2期。
［19］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20］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第4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1］［22］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下），第1050页，第10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3］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深入辨析了中国和西方浪漫主义的区别及文化背景，参见罗钢、陈庄《东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几点比较研究》，《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
［24］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第241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5］韦勒克在《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概念》一文中细致梳理了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内在差异性，参见R.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刘象愚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6］方长安：《中国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当代传承》，《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27］迟子建：《〈树下〉自序》，《树下》，第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8］迟子建在访谈中表示“只有川端康成作品真正代表了东方精神”，“《雪国》是绝唱”，参见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花城》1998年第1期；另参见迟子建《那些不死的魂灵啊》，《迟子建散文》，第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29］参见刘春芳《浪漫主义——二元对立模式的情感延伸》，《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