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畛域与青年的可能
对青年的认同和激励，符契着20世纪以来进化论及其变体的延续，以及在此视野下获致的合法性与先进性。当下关于青年写作的讨论，大体是倾向显明的催生成长，也有论者提出是否对青年注入了过多的关注与过分的宽容。因而，在这里我更倾向于用具有客观与中立意味的“可能性”来表述“青年写作”。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与《南方文坛》曾在2020年举办过“青年写作的可能性”的研讨会，对于所谓的“可能性”，邱华栋言其“既代表了一种充满期待、朝向未来的长远注视，也关联着一系列极富现实感和指向性的当下话题”。应该说，基本的判断固然可以直击青年写作的意义，或揭其痼疾，而历史化与问题化的梳理研究，亦有助于将此开放性的命题推向深入，也即一方面通过将青年写作加以历史化，以文学的发展史进入社会史、心灵史，又由后者反过来观察青年写作的修辞伦理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则将之充分地问题化，窥探其所透视以及本身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症候。
回首新时代十年（2012-2022）的青年写作，可谓“十年踪迹十年心”，可以见出当代中国文学最具革新维度的叙事动向及其中之曲折心径。大体而言，“70后”趋向成熟、“80后”实践转型、“90后”蕴蓄新变，当然这不是以十年为代际的偷懒办法，而是立意透过这一历史时段的小说写作，将重心置于考察特定的文本肌理，探究青年写作内在而深层的修辞伦理。因而，这里并不打算面面俱到地盘点十年来的诸多类型和题材，况且这也不是一篇小文章能处理的，而更多是通过具有一定表征意味的叙事形态，梳理青年写作的若干脉络和特定层次。
具体而言，十年来的小说创作，沉潜现实以深究问题，超克颓丧而投身世界，浮游天地且放眼未来，在这个过程中，青年自不回避“灵魂课”的势所必然，亦多不惧“乌头白”的虚无待解，不论如何也想亲眼看看那些“浪的景观”，即便同路之人时而显露的只有“掩面时分”的“半张脸”，且常常遭遇的是晦暗不明的“春夜”，但他们俨然义无反顾，或执意成为“骑白马者”，或挣脱束缚驾驶“夜晚的潜水艇”，却不再“迷失海岸”，专注寻觅内心的“耶路撒冷”。
沉潜现实以深究问题
2012年，朱山坡在小说《灵魂课》中，构设了一个灵魂客栈，寄身其间的是漂泊在城市的“游兵散勇”，他们客死他乡，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叶落归根，凸显着城乡之间的分裂和落差，而亡灵及其居所只是一种镜鉴，小说表面是灵魂安置，实则是生活的断层与现世的困境。当然，我更愿意将这个小说视为一则寓言，人们常常珍藏那些流逝的过往，以至于频频回望那些不可超克的记忆，甚至对自我的以及自以为是的历史敝帚自珍，这是情怀，也是偏倚，是生命的必然，更是灵魂的自我反观及教育。有意思的是，在对生命的安抚以及尊严的体悟中，“我”慢慢洞悉那些率先离开的灵魂，然始终不解的是，老妇人前来寻觅她的儿子，后者是一个故意隐匿踪迹的青年，却俨然成为一种在场的缺席，最终阙小安没死，但再不愿回到家乡，因而在母亲看来，他和他的灵魂已然逝去，关于灵魂之课业则始终付诸阙如。
饶有意味的是，“我”再次遭遇到了《祝福》中的“灵魂之问”，然而小说还是一味地躲闪，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审慎，特别是小说中独有的自剖和自反，决定了不会存在简单的理想主义式的回答。然而百年来，对于灵魂的问题，与鲁迅那里作为启蒙者的“我”不同，作为寿衣店的伙计，“我”也需要去补那灵魂一课。《灵魂课》从寓言的构造到打破，个中青年纷纷走入更内在的畛域，也试图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尽管此一过程会煎熬身心和考验灵魂，然而至暗时刻里的守望却如此弥足珍贵。
青年写作大抵也对应着这样一种象征秩序，也即于固化的座次中体验种种缺席的况味，然而却始终坚持冷静地旁观，或在场的姿态，怀抱那些坚忍的与坚定的灵魂，探询自身在历史坐标中的位置。话说回来，小说又或文学，到底也常在操行一种形而上的教育——灵魂课。“70后”的写作，常有种种纵横的坐标，回应着新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城与乡、痛与爱、肉身与灵魂，以及自我审视与期许。
但在田耳的小说《金刚四拿》那里，青年不再固执留守城市，如果说《灵魂课》事实上对应着从乡土世界来到城市的务工青年，栖身城市却难以获致归属感，而寄居客栈的灵魂同样难以得到真正的安置，因而遭受了精神彷徨和灵魂困境。那么在田耳那里，乡土世界成为了价值洼地，与阙小安相反，罗四拿从城市回到乡土，踟蹰摇摆中形塑自我的坚韧、笃定，成为村中声望甚高的抬棺“金刚”。乡土世界也因此摆脱了一直以来背负的沉重包袱，变得自在而自洽，且蕴蓄着新的可能。再者，如果结合近十年来中国的山乡巨变，包括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视阈下的写作形态，建构了一种引人瞩目的新乡土叙事。
而另一头，徐则臣的小说同样表述的是宏大的缺席与微观的在场，他与朱山坡、田耳或可做互文式的解读，在徐则臣那里，大城市打拼的青年遭受着冲撞与困惑，他们的踪迹活跃在底层，然而就在毫不显眼的历史幽微之处，生长出了柔韧的枝桠与新生的力量。从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到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再到《北上》等小说，徐则臣试图抚平那些巨大的落差，当然其中也充满着种种悲壮与悲情，以及艰难的返身与回转，他笔下的青年或沉入现实以回应世界的召唤，或进击城市而探寻心灵的归属，在不同的维度上呈现历史的想象与主体的声音。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70后”一代作家纷纷拿出了自己成熟的作品。之所以说成熟，因为代表了他们的风格调性，也在叙事语言及伦理上，形成了系统性与总体性的表达。他们所思考的城市与乡土、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超验等问题，从更广阔的向度，触及那些或呐喊、或坚忍的灵魂；与此同时，包括写作主体与人物主体在内的“青年”，走出了自我的圈层而投向辽阔的疆界，试探种种不规则的内外变动，其中涌现着诸多的可能性，于不确定性中包孕着开阔与开放，他们所表述和呈现的世界正在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和形态推进向前，而这也成为了近十年的青年写作所捕捉与所传递的内质。
但历史的突变与再造要比想象中复杂，漂移的未来也会有始料未及的时候，站在前沿与浪尖的青年能否应对新的危机，包括外在的与内在的迭变，成为当下青年写作的重要课业。疫情期间，弋舟的《掩面时分》、石一枫的《半张脸》等，摆脱了疫情时期的简单赋形，而透射出灵魂心理的复杂显形或变形，小说里的人们谨小慎微并拒绝冒险，恐惧、自危，言不由衷、词不达意，这也是青年写作的另一面，摹画那些整体性的失语，又试图于乱淆中回拨，以激发深沉的思想新变，道出不同时代的通衢或曲径。
超克颓丧而投身世界
作家蔡骏从悬疑专家转型严肃文学日久，长篇小说《春夜》是他的重要尝试，后工业化叠加后现代主义的叙事，在叙写上海国营工厂的前世今生时，显得尤为贴切，漂移的未来充满着一种速度与美学的结合，将小说甩出了现实主义的轨道，世纪末的颓废与世纪初的曙光不断闪烁，工人阶级也在最后超脱了仇怨，朝向未来，也试图朝向新的共同体。这里之所以专门提及蔡骏，是因为许多19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如科幻作家郝景芳、陈楸帆，网络作家南派三叔、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爱潜水的乌贼，包括马伯庸等，事实上一方面在创造新的价值空间与精神畛域，他们于焉超越原生的拘囿以释放叙事的张力；另一方面也在经历着艰难的转型，更多地体现出关乎写作姿态、内容题材以及身份观念的转换。
对于孙频而言，从2013年的中篇《月煞》，到2014年的短篇《不速之客》，再到后来的《骑白马者》，“80后”一代作家的性别叙事颇为显豁，自我与他者、内心与世界、女性与家庭等，都经由内在的辨认不断变得清晰，人物的性情与灵魂在她的叙事中不断显露新的岩层，无论是寻常生活中酝酿着的豹变，还是精神临界点处面对的断裂，性别认同及其爱与怜悯的背后，都不仅仅指示着简单的价值意旨；无论素朴的现实认同，还是复杂的内部分裂，都指向着更具普遍性的历史遭遇、个体处境及其精神救赎。小昌的小说同样在自“我”中周旋日长后，走向了历史与时代深处，寻觅日常世界中的价值归属和灵魂救赎。可以说，在这一代青年的小说里，逐渐搜索到了先前所缺失的历史感，意识到了更为宽阔的当代性。当然，历史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由对当下的不满和反叛，与对某种过往的反思与反拨实现。也正因如此，在《乌头白》里，父亲会倾其一生追寻自己的理想，姐姐也在周游世界之后追随父亲奔向神秘莫测的大山，与机床为伴的林少予则与青年时期的爱侣于凤梅重燃炽火，每个人都在长时段的精神历史中，遭受情感的与精神的裂变，到头来却毫不丢却“青年”之情思而余烬复燎。
2020年，一个关于“后浪”的视频在网络传播，青年的归途与去向，青年的观念与姿态，成为热议的话题。而周嘉宁在这一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浪的景观》，有所区别的是，小说中下海弄潮的青年“我”、群青、老谢等，却不是所谓之“后浪”，而是“浪的景观”的旁观者、守候者，甚而充当着急流勇退者乃至失败者的角色。他们所等待的“浪的景观”对应着时间的长度，但也稍纵即逝，这样绝美的流逝，代表着一代人电光火石的青春激情，同时也意味着退潮后依旧留存的理想主义。“你见过那些在海里冲浪的人吗，在明晃晃的水里长时间地等待一个完美的浪，等浪来的时候，奋力跳上板子，在浪尖上划出一道又长又美的白色弧线。”从世纪之交上海城市的汹涌人浪，到浦江灯光虚拟的浪，再到时代浪潮，小说徐徐铺开一代青年的奋斗史与精神史，他们庸庸常常，为生计所迫，游弋于社会底层，一切的颓唐、萎靡，却都始终没有坠落，人物内心有一股摇滚的精神底子，随时等候着重新泛起热浪。小说凸显了新世纪前后的时代精神状况，他们四处辗转，行旅拿货，天南地北，无有疆域，演绎着青春的乖张和不羁的自由。在“我”和群青那里，虽谈不上洇渡大江大河，却是世纪末/初的未明与未然中的堂吉诃德，他们倾付所有努力与运气，大凡坚固的东西都经历了内在的曲折。他们甚至有些天不怕地不怕，在掐灭最后一丁点光焰之后，挤压出最具理想色彩的现实主义，“黄浦江上大风大浪，整艘船都往一边倾斜，我和群青费了很大功夫才把板车固定好。然后我们拆开两件羽绒服自己穿上，爬上甲板。没有云，空气冰冷干净，能看见明亮的冬季大三角”。这一代很难算得上可歌可泣的青年，却在后现代主义的前言或序章中，在初尝幻灭与消解的历史里，耗尽心力去安置自身的情感，搏击现实的空间，也于焉重整灵魂的序列。
浮游天地且放眼未来
时间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见证了更年轻一代的写作实践。梁豪在短篇小说《世界》中，突进了现实里的虚拟世界。小说写的是网络主播这一群体，在沈夏等人身上，布满着生计与理想、网恋与奔现等迥异于既往的经验类型，线上流量既能转化为物质和资本，又常常被时间那带刺的玫瑰所戳破、阻断，状似无远弗届的互联网“世界”，实则与传统一样面临重重封闭和阻隔。小说打破了以往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二元分化，因为对于新世纪的当下而言，网络世界已深刻地嵌入主体的生活乃至灵魂。走进并周旋于那个“世界”，势必成为一个游戏的、演绎的却与当下世界平行中有交叉的所在，因而需要的是文化模型的切换，以及生活方式和思维形态的沉浸，这个过程当然不是原本端着的东西被放开和放大，而意味着更年轻一代甚至更广泛的群体的精神装置。直至当下不断发酵的从科幻文学衍生出来的“元宇宙”概念，似乎可以断定，新的“世界”已然降临，而这也成为了文学“新”的问题。
“90后”作家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即打开了多重的平行世界。我一直认为，小说重点不在潜水艇，而在于夜晚，那是想象力的永动机，是一切迷人而深邃的幻像的源泉。在那里，潜水艇是工具和媒介，最后陈透纳弃置了他的幻想进入生活的现世，直至那时才发觉，想象力是规避平庸生命的不二法门，只不过，“潜水艇”已然变得锈迹斑斑。这个小说更像是一则人类寓言，后全球化时代断裂的世界想象，壁垒森严的界域不停地阻滞想象的边际移动，蚕食不同维度散发的可能性存在。因而，呼唤想象力的重铸，追寻的便是人类革新精神的复归，也指向新的意义找寻的历程。用小说里面的话来说，就是“找寻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向博尔赫斯致敬，像一种朝圣”。
值得注意的是，找寻既是意义层面的，也可以是修辞的。在郑在欢那里，立意以“肉搏”的方式贴近与探索，事实上代表着一种对于现实的新的“体”悟。身体以及由此拧结而成的姿态/形态，成为了理解并呈现世界的方法/方向。他的小说《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以戏谑的语言进入故事、进入现实，也是通往人的心理界域的重要路径。小说所经由语词相搏——是左右互搏，也是放手一搏——逼问与追索出答案/真相的所在/不在，在此过程中，讲述便意味着一切，写作也是一种“找寻”。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年轻一代作家在处理城乡经验时也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观。崔君的《迷失海岸》写的是由于疫情之故，“我”从城市返乡，困守乡土，精神颓靡之下开始变得无所适从。然而在那个乡土世界展开的并不是乌托邦之景，自然也非启蒙者视阈中有待改造的场域，而更多的是烟火气和人情味。其中实实在在的生活情感，治愈了“我”的精神隐疾，与此同时也见证了人物精神内循环中的“自愈”。往大一点说，新时代不仅仅是新的历史时间，更意味着新的熔铸灵魂与价值的空间，进城也好，返乡也罢，青年不再进退维艰，而是在更大的余裕中思虑可能性的境地，重新发掘价值与转圜精神。
收束，或重新启航
总体而言，新时代十年的青年写作，我将之对应“70后”到“90后”的叙事实践，当然是一管之见。但我更愿意相信，在特定的脉络里，能够创生出独具历史意味的时刻，形塑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表征。当新世纪的历史叠加新时代的愿景，当“互联网+”转向“人工智能+”，当种种的现实转喻为象征和修辞，这其中既有断裂也有延续，既是回望也是想象。近十年的青年写作，面对的不仅是对历史感的捕捉，同时也是当代性的重塑。叙事的疆界可以无穷，但青年内在的叙事修辞和价值伦理却始终有迹可循。
借用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中的一则幻像：“无数个世界任凭我随意出入，而这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罢了。”十年来，青年写作从一个现实世界走向多元的拟像和多维的宇宙，写实与虚构所分化的二元观念已不复重要，关键在于写作/叙述中的青年正在不断更新自身的“在场”方式，撼动内在的边际与写作的疆域，重新调焦以对视当代中国以至世界，叩问文学的未来及其可能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