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译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
山西晚报：得知自己获得“鲁奖”时是什么心情？
杨铁军：当然很高兴啊，我在美国待了二十多年，一直游离在中国文学圈之外，“鲁奖”能注意到我翻译的这部作品，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也很有意义。其实在8月22日得知《奥麦罗斯》进入提名作品名单并公示时，我就已经很激动了，因为我没有想到《奥麦罗斯》能从86部文学翻译参评作品中被选出来，成为10部提名作品里的一部。到25日《奥麦罗斯》最终成为5部获奖作品里的一员时，其间只隔了两天，都没缓过神来，还有点沉浸在被提名的喜悦里。
山西晚报：被提名就很高兴了？
杨铁军：是的。我2017年才回国，对国内文学界一点儿都不熟悉，被提名就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虽然这部作品确实很重要，但我也确实没有想到它最终会获奖，虽然这也不是它第一次获奖了。这次获“鲁奖”说明有许多圈内人士、权威人士、诗歌界的人注意到了这部作品，这就很难得、很好了，这就是我翻译的初衷，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沃尔科特和他的作品。
山西晚报：感觉有更多的人知道沃尔科特和《奥麦罗斯》比您获奖更令您开心？
杨铁军：是啊，沃尔科特和他的作品早已蜚声世界，《奥麦罗斯》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之一，把他介绍给中国读者，让更多的人读到他的这部史诗巨著，确实是我的衷心所愿。
山西晚报：您能具体说说它的意义吗？
杨铁军：《奥麦罗斯》通过一个似乎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加勒比海与西方经典的平行互通结构，让诗意在错位中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张力。沃尔科特因此冲出了由T. S.艾略特开启的现代长诗的定式，开辟了一个浩渺的诗学空间。这样的写作在后艾略特时代，既让人意想不到，又全在情理之中。沃尔科特拒绝循规蹈矩，拒绝在现代派的夹缝里匍匐，这个做法本身就很有意义，更不用提他光芒四射的文本本身。
这一点对中国当代诗学是有启发意义的。艾略特的长诗，在当时是一种文体的解放，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断绝了长诗的可能性，自此之后，所有的长诗都不约而同地向《荒原》看齐，在文体上更激进一步，作为确立自身诗学的法门。包括很多中国当代诗人的长诗，都是如此。但沃尔科特在长诗的“荒原”中开辟了一条可行之路，希望沃尔科特的实践，能起到帮助中国当代诗人开拓思路的作用。另外，沃尔科特对加勒比海岛国在西方文化辐射下命运的思考，对我们中国也是有意义的，比如他对西方和本地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思考等。
翻译《奥麦罗斯》是“勤我”战胜了“懒我”
山西晚报：跻身“五强”确实不容易，但翻译这部作品应该更不容易，《奥麦罗斯》共七卷八千余行，是一部现代生活的史诗巨构，当初是什么促使您翻译它的？
杨铁军：当时我还在美国，每天晚出早归上班，懒散得很，什么也没做，心越空，反而越被空填满了。一早一晚，在森林里走几个小时的路，排遣排遣心情，排遣到排遣本身也需要排遣了。就在那时，广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吴小龙在微信上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我的那个“懒我”下意识就推托了，更不用说此前也是应小龙之约，翻译过希尼的晚期诗集《电灯光》，艰辛情境，历历在目。
但过了一阵子，我的“勤我”鼓起勇气，质问“懒我”：“你不总是焦虑不安吗，你不经常说时不我待吗？闲着也是闲着，这不是荒废时日吗？”“懒我”为了对得起“勤我”的良心，也为了能把自己给骗过去，只好万分不情愿地应允了。于是二我归一，事情就这样定了。虽然不管哪个我，对今后几年的大大超出预期的各种困难，并没有心理准备，也无从准备。
山西晚报：《奥麦罗斯》以荷马史诗《奥德赛》为原型，以渔民赫克托和阿喀琉争夺美丽的海伦为主要线索，通过众多来自现实、梦境、历史、经典的人物，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奥德修斯漫游记，这其中呈现了沃尔科特对爱、历史等永恒主题的思索与感受，这些内容都要用中文来表达，难度可想而知。
杨铁军：确实，《奥麦罗斯》作为一部规模庞大的史诗，真到了翻译的时候，便如汪洋大海，每在惊涛骇浪之中，难窥天日之时，“懒我”都会出来指责一下“勤我”。最大的问题是，在翻译过程中，我越来越对其在汉语中呈现出来的平淡、冗长深感不安，完全没有我想达到的汪洋恣肆的效果。记得翻译到一多半的时候，我已经有点丧失信心。每一行都是煎熬，每一页都加深了已经沉到最底的怀疑。但是，必须挺过这些怀疑，一步一步，蹚过晦暗不明的丛林，不可能指望奇迹。就这样，凭着残余的纪律性，慢慢地完成了初稿。沮丧之余，我在停顿了几个月后，开始修订。
山西晚报：您修改了许多次？
杨铁军：是啊，但在漫长的修改过程中，我反而体会到了最大的欢乐。《奥麦罗斯》采取了《神曲》的三行体，有一种一浪一浪、汹涌不绝的节奏，如何在汉语中呈现它，本来就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此次翻译的核心所在。认识到困难所在，就等于抓住了解决的线索，我的沮丧原来都是错付。我把前面几章作为样本，反复琢磨，一遍一遍修改，大改不下六七次，小改起码有六七十次，在调整的过程中定调，在定调的过程中调整。修订伊始，我并没有什么期待，只有不能提供任何担保的过往经验可依靠，剩下的就是挣扎，似乎一切都是运气。当我终于找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我自己内心其实是明白的，因为它充满了欣喜。
调子定了，就有了方向，但全诗八千多行，每一行都得按新语调重新衡量，于是就有了第一次全书规模的大改。经过这次大改，我把草稿搁置了几个月，完全不去想它。当我从头捡起，感觉还可以进一步精简，每一行都可以再减两到三个字，把意义压缩在更有张力的诗行中，效果只会更好，于是就有了全书规模的第二次大改，对每一行都做了如此的精简，梳理意义和结构，重新处理当时因“身在其中，不识真面”的含糊之处。
下笨功夫翻译三年多感知到自己对语言控制力的提高
山西晚报：这本书您翻译了多久？
杨铁军：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挑战性最大，下的功夫最多，翻译了三年多，如果不是国内版权快要到期，我仍然愿意用更长的时间去推敲和打磨。
山西晚报：这样长的诗篇一遍遍地打磨真的是非常辛苦，但在辛苦的同时，三年多的翻译时间，您也应该有收获吧？
杨铁军：对短诗的修改可以是局部性的，但对长诗来说，一个句子的修改便可以影响全局。如果碰巧这个句子不在开头或结尾，那么不但后面的诗行得改，还得回过头，重新修订前面的。这个过程回环反复，似乎没有尽头，越改问题越多似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各个关键部分的句子在脑子里不断回响，失去了固有的顺序，逐渐地融为一炉，直至最后，尘埃落定。
过了一个点，忽然一切都合理化了，哪怕偶尔的瑕疵似乎也不影响全局，可以放心地享受自己的收获了。回头看，这种笨功夫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的认知，我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对语言控制力的提高，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酬劳吗？
山西晚报：您自己也是诗人，出过数本诗集，也翻译过弗罗斯特、希尼、佩索阿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但听您讲述翻译《奥麦罗斯》的过程，依然犹如抽筋剥皮般痛苦。
杨铁军：《奥麦罗斯》在国内有一种艰涩的名声，因为艰涩符合国内很多诗人对诗的期待，在了解甚少的时候，大家对《奥麦罗斯》似乎先有了美学风格的预设。《奥麦罗斯》的翻译，难处并不在于理解原文，也不在于文字艰涩，正如前文所述，而是在于如何在汉语中为呈现它找到一个系统的语言处理的办法，但这个办法是想不明白的，必须在不断探索中才有柳暗花明的可能。我“幸运”地找到了这个办法，一切都好像是命定的，但只有自己明白其中的曲折。在修订期间，我从美国回到中国，工作一下紧张起来，每天只有下班后的两三个小时可资利用，往往还筋疲力尽，做不了太多。但好在剩下的修订，大多按部就班便可以完成的，碎片化的时间也无妨思路。
山西晚报：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为什么选择诗歌这一写作形式从事文学创作？
杨铁军：大二的时候，也就是1991年、1992年前后。记得有一天我们班十几个人搭火车去八达岭长城游玩，我们往西走了很久，走到完全没有修葺的古长城，城墙倾颓破败，北望莽莽苍苍的景色，心中颇有感慨，回来之后便提笔写了平生第一首诗，一气呵成。当时也没有“开始写作”这个意识，更不知道写作会给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写诗一开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冲动，完全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我此前喜欢看小说，翻杂志的时候，看到诗就赶紧翻过，连题目都不扫一眼的。所以我到现在也还不清楚为什么那天要写诗，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山西晚报：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诗歌作品的？其中有什么特殊经历吗？
杨铁军：我大学的时候就翻译过美国诗人阿胥伯莱的诗，当时自己还感觉不错，如今思之，令人汗颜。那时候英文太差，完全没有资格翻译，更不用说翻阿胥伯莱这样“晦涩”的诗了。真正从事翻译是很后来了，那时候我在美国上班，有一阵子，每晚睡前，我都会捧着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集看几首，很沉浸地读了几个月到半年吧，然后就忍不住翻译了几首，贴在网上，当时一个朋友、北大的葡语系的老师闵雪飞把我推荐给上海九久文化的编辑何家炜，他约我翻译一个弗罗斯特的选集。自此开始了翻译生涯。
年龄大了忽然回过头来才认识到自己的根
山西晚报：您在博士阶段进行了文理跨越，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
杨铁军：这个有几方面的原因吧。我去美国读的是比较文学博士，读了大量的文学理论著作，课程基本都已完成，只剩下毕业论文了，虽然成绩也都很好，但是我并不喜欢我每天读的那些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文学性不存在。理论研究关心的是文本，以及文本所蕴含的政治和权利关系，文学文本并没有特殊的地位，广告、电影，所有传统上非文学的文本反而具有更多的价值。我意识到这样的意识形态和我的写作是互相矛盾的。
另外，来到美国后的四五年里，我的写作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非常焦虑，觉得自己是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东西了，除了那些学术八股文。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我决定必须离开。我就找我的导师喝咖啡，跟她谈了这个情况，并说我想转行，不读文学了。她是个非常好的人，虽然不理解我的决定，但也只是很委婉地在我的学术委员会档案上写道：铁军说，文学理论对他的写作是一种伤害。
读计算机，是因为相对文学理论，对一个人的精神没有太大的折磨，做熟了无非是机械性的操作。考试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事，感觉学计算机比学文学容易。
山西晚报：是什么促使您在2019年回到了家乡？当时是什么心情？
杨铁军：我2017年初回国，在上海做计算机方面的工作。工作很累，下班回家后往往累得什么也做不了了，能坐下来阅读、写作的时间几乎没有，那时候正在进行《奥麦罗斯》的修改工作，进度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就有了辞职的念头。回到老家后不久，就赶上疫情，就在老家待下去了。这么多年在外，我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漂泊感，即使在老家也一样，因为一切都变了。
山西晚报：这样的变化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影响吗？
杨铁军：我近几年有意识地写了一些关于家乡的诗，基本上以芮城和黄河为中心，有历史题材，也有个人体验的东西。我们那一代人，年轻的时候总有反叛的冲动，觉得走得越远越好。年龄大了以后，忽然才回过头来，认识到自己的根。我有点后悔年轻时在家乡待得时间不够多，体验不够深。所以，我会珍视这个机会，让自己的写作更进一步，这个机会我只能在家乡寻找。
山西晚报：在个人创作和作品翻译方面，今后您有怎样的打算？
杨铁军：在写作上，我以前总是处于极度的焦虑状态，后来慢慢就好了，因为我知道我肯定能写，而且肯定还有进步的空间，这就足够了，剩下的就是继续努力写作、翻译。沃尔科特的另一本诗集译本《阿肯色证言》刚刚出版，洛威尔的《生活研究暨致联邦死者》也已经交稿，很快就会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