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只有跳出鲁迅，才能读懂鲁迅
记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您就参与《鲁迅全集》编注工作，著有《鲁迅与女师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鲁迅史实新探》等作品。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鲁迅的？
陈漱渝：我研究鲁迅的心得最早发表在1962年9月20日的《天津晚报》，评议鲁迅的七言律诗《莲蓬人》，意在赞美鲁迅的风骨，距今已有61年。我比较系统地攻读鲁迅作品是在1968年，距今55年。当时确实没有学术目的，只是为了在人生的坎坷境遇中寻求一种精神支柱，恰如鲁迅散文诗《秋夜》中那两株枣树的枝干，即使被打竹竿抽得遍体鳞伤，仍“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我的少作虽然肤浅，但都不是趋时应景之作。当时我除了佩服鲁迅的风骨之外，还觉得鲁迅研究领域有许多学术生长点，比如鲁迅与社团、流派的关系，与报刊的关系，鲁迅的公务员生涯，鲁迅的教学活动，鲁迅的讲演生活，鲁迅著作的传播史，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等等。限于学力与当时环境，我只是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不能完美回答。
记者：您对鲁迅有怎样的印象？在后期的反复阅读与研究中，对他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
陈漱渝：鲁迅是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后期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他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奠基者，中国现代杂文战斗文体的创造者。他有正气，有血性，有确信，是中国的脊梁。这种印象几十年来没有改变。
记者：您认为鲁迅的读书有怎样的特点？
陈漱渝：鲁迅读书广采博览。仅现存鲁迅藏书就有4000多种，约14000册，其中中文图书2000多种，外国图书约1800多种，外文中又分英文、日文、俄文、德文、世界语等多语种。鲁迅重视阅读文献典籍，即“有字之书”；更重视跟“实社会”相接触，即“无字之书”。鲁迅读书重思索，善分析，学以致用，不让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的跑马场。鲁迅读书既注重传承，更提倡创新。他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地抹杀前人，但“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没有天马行空似的创新精神的人，往往只会邯郸学步，最后连自己原来走路的样子都忘了，从而也就丧失了传承的能力。
记者：鲁迅讲读书有两类，一是职业的读书，二是兴趣的读书。您的读书是属于哪一类？
陈漱渝：我羡慕“兴趣的读书”。但从1976年4月调入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之后，主要变成了职业的读书，即围绕科研课题阅读相关的图书，读后形成了所谓的科研成果。偶尔也会抄起一本书随便翻翻，就是泛览。泛览能扩大知识面，但也经常读后即忘。退休之后则是想写点什么就写点什么，能写点什么就写点什么，读书基本限于已购书籍的范围。我不会电脑，无法从网上搜寻资料；走不动路，所以几十年都没泡过图书馆。“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对于我而言是一种奢望。
记者：您是怎么读鲁迅的？鲁迅的作品有没有被误读或过度解读的？
陈漱渝：阅读鲁迅的方法很多，因人而异。但我主要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鲁迅是一位创作的多面手。他作品的主体部分是杂文，而杂文当中的主体部分又是时评，即贴近现实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所以研究鲁迅不但要懂得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还要懂得鲁迅生活的特定时代。这样才能对鲁迅的卓越贡献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作出公正的判断。我们必须尊崇鲁迅这样的经典作家和民族英雄，但又不应该简单化地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鲁迅褒贬评骘过许多同时代人，我主张对这些人物都进行独立的研究。因为鲁迅对他们的论述往往是针对他们一时一事的具体言行，不能视为对他们的盖棺论定。我多次讲过：“只有跳出鲁迅，才能读懂鲁迅。”
至于鲁迅作品被误读或过度解读的情况，我觉得肯定有，包括我自己在内。不过当下学界价值观念多元，对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的过程当中，一时我无力具体指出哪些是误读或过度解读。“肺腑如能语，医者面如土。”鲁迅本人假如读到阐释他的文章，一定会有很多感慨。这又涉及到“假如”这个伪命题——我在谈“假如”时曾栽过大跟斗，就此打住。
记者：您博览群书，读书有无独特的方法？
陈漱渝：我学植甚浅，读书甚少。我有一篇文章，题为《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收进了我的随笔《倦眼朦胧集》。感谢新时代，给了我补课的机会。但无论跟前辈学者，或者跟学界新锐比较起来，我的知识结构都显得极不完善。我目前读书采用的是笨办法，就是基本上读完即把自己的顿悟记录下来，积累起来就是一篇文章。俗话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以为这是经验之谈。
记者：鲁迅的作品如何更为广泛地被读者接受，您有什么建议吗？
陈漱渝：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开启鲁迅著作宝库的钥匙是“知人论世”这四字箴言。即不能孤立地阅读鲁迅文本，而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周围的各色人物，结合中外文化史、中国革命史来读。对于中小学生而言，阅读鲁迅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鲁迅作品要为读者广泛接受，专家和语文老师肩负着神圣使命，前辈冯雪峰和唐弢都写过《鲁迅的少年时代》《鲁迅的故事》这一类普及读物。这种工作往往不入博识家的慧眼，其实并不容易做。希望鲁迅研究界的学者放下身段，在普及和提高两方面都下一番功夫。
记者：您写了很多传记，《许广平的一生》《宋庆龄传》，更是多次写过鲁迅传记，《民族魂》是您个人著作中发行量最大的一种。鲁迅生前曾谢绝友人建议，不同意撰写长篇自传，理由是“我的一生太平凡”。您如何理解他的观点？为鲁迅作传，您是否有很多顾虑？
陈漱渝：鲁迅说他“一生太平凡”，这无疑是一种自谦。即便是平凡人，传记作家也可以为其立传。《史记》中就有不少普通人物，见诸《滑稽列传》《货殖列传》等。胡适也为一位普通的女大学生李超立过传，开启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先河。我为鲁迅立传的最大顾虑，就是害怕读者期望我能写出一个“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鲁迅。鲁迅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关于他的生平史料已经大体齐备。我只能勉力写出一个逼近历史真实的鲁迅，做到言必有据，而不是重塑鲁迅，用“六经注我”的方法，让鲁迅代我立言。如果我笔下的鲁迅真让人感到“耳目一新”，那可能是我在某些环节出了问题。
记者：有过那么多传记的基础，再写自传时是否比较轻松？您如何评价《我活在人间——陈漱渝的八十年》？
陈漱渝：我写了一部自传，书名原为《沙滩上的足迹》，后经过两次修订增补，现改名为《我活在人间——陈漱渝的八十年》。评论家认为这既是一部自传，也是一部他传——记叙了不少跟学界前辈的交往。作为自传部分当然肤浅，作为他传部分确有史料价值。我写这本书的创作冲动不是为了自炫自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辩自解。这说明我还没有把学术方面的是非荣辱看破放下，这是我性格的弱点。忘年之交钱谷融先生批评我：“漱渝，你这个人太好辩。”跟钱先生的豁达相比，我的境界确实矮了几个层次。
记者：史传的基本要求是“非虚构”，但在为别人写传的时候，是否需要适度想象，如何把握虚与实的分寸？您写的传记兼具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很有叙事技巧，能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吗？
陈漱渝：我认为传记分史传与文学性传记这两大类型，各有优长，不分高低。文学性传记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可以驰骋想象，虚构情节，使传记增强可读性。史传依据的史料应该经过严格甄别，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立论依据。我写作传记，要求无一字无来历。比如《宋庆龄传》中描写宋庆龄宴请美国记者斯诺，那个菜单就是经过有关领导审批，从她秘书当年的工作日记中抄录的。我掌握不了“适度想象”中的这个“度”。我只能通过锤炼语言，精选细节，完善结构这些方法来增强史传的文学性。我虽然做不到完全“还原历史”，但要求自己的文字尽可能“逼近历史”。“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无所得矣。”我虽为自己立了一个目标，但跟我的学术追求距离甚远。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如果有，是哪些？
陈漱渝：老了，多病。枕边有药无书。这是写实。
记者：您有一读再读的书吗？有怎样的阅读习惯？
陈漱渝：一读再读的主要还是《鲁迅全集》。鲁迅的文章往往不是表达单一的主题，很难按文章搞类编。所以每次阅读时角度不同，有常读常新之感。另外，在不同的境遇中读鲁迅也会有不同的人生体验。我记忆力不好，读书时常用黄色荧光笔划出我感兴趣的部分，读完在废弃A4打印纸的背后写点感悟。这样写出的文章不至于跟别人的大作撞车，能多少出点新意。
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陈漱渝：我最想见到的是冯雪峰。他是鲁迅研究的一座活资料库，无论在什么境遇中都能抱诚守真，是一个正派人。我1973年左右比较系统地攻读鲁迅，又身居北京，原本可以争取机会拜谒他。但缘悭一面，造成终生遗憾。
记者：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陈漱渝：一，《新华字典》。身为一个中国人，字典里所收11100多个单字，还有不少我不认识。二，《鲁迅全集》。多重意义，常读常新。三，《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收辞目九千八百多条，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个人辞典之一。当下很难有人干这种“傻事”了。
记者：假设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陈漱渝：如果能举办一次私宴，我想邀请1900年在北京出生的闺秀派女作家凌叔华吃烤鸭。告诉她，我跟她的女儿陈小滢已姐弟相称，无话不谈；同时问问：徐志摩存放在她那里长达六年之久的“八宝箱”中有什么秘密东西？那些书信、日记，究竟写了些什么，竟然引起了她跟林徽因、陆小曼之间的一场激烈争夺？小滢姐说，这件事她从未听她妈谈起过。我想，作家的“八卦”也许是一种“另类史料”，对于解读他们的作品不无裨益。我掌握胡适的一些“八卦”之后，他一些打哑谜似的诗歌也就迎刃而解，豁然于心了。这就是“以史解诗”的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