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诗词的灵魂在于爱别人的能力
2023年8月16日，上海复兴中路的思南文学之家座无虚席。以“重读古诗词，唤醒生命中的诗意”为主题的读书会正在举行。骆玉明教授和两位嘉宾对谈，吸引了众多读者。
“骆玉明是复旦中文系最有魏晋之风的教授。”这句话流传甚广。他在复旦的热门课程《古典诗词导读》也是B站上很受欢迎的课程视频。
早在2013年5月，作家王安忆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提到自己2004年进入复旦大学后选了两位老师的课，一个是傅杰讲《管锥编》，一个是骆玉明讲《世说新语》，“每次听都要抢位子，他们的课很受欢迎，地上都坐满了人”。
如今，王安忆的这句话成为骆玉明新书《古诗词课》广为传播的推荐语。该书即脱胎于他的《古典诗词导读》，21节治愈人心的诗词课还原了古诗词中的人生境遇。
从复旦教室到无限广阔的网络平台，骆玉明的古诗词解释何以能如此打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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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很多网友转发您讲《春江花月夜》的视频。您说“每个人都是被这个世界等待的人”，引发了很多观众的共鸣。
骆玉明：读者朋友所关注的东西，有时候让我感觉有点意外。因为我讲的时候可能是随意地说出自己的感受，没有很多思考。但广泛的关注总有它的原因。也许，这个时代人和人之间总是有疏离感，而生命的所谓“意义”常常是不确定的，这会给很多人带来生活压力。而我说的东西，让读者感到抚慰。
讲《春江花月夜》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月亮这个核心意象。中国古诗词里面写到月亮的很多，比如说“少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是天体中与人类最亲近的，它成为宇宙中的永恒无限与短暂生命之间的纽带。在不可知的宏大无限的宇宙空间，月亮似乎是宇宙的使者，我们能够感受到，古诗中的月亮，让宏大的宇宙和生命个体之间发生了亲切的关联。
那么，“不知江月待何人”，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江月到底在等待什么人？答案是：等待每个有意义的生命。
我试图这样来阐释：每个人对世界都是重要的。因为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存在，并给出这个世界的意义。世界因为你而美好，因此你就是世界等待的人。很多朋友从这里获得启发，并对这个原本是隔膜的世界产生一种亲切感。
记者：您是复旦大学校内及B站上最受欢迎的中国古典文学主讲人之一。前段时间您和小诗人姜二嫚的诗歌对话视频发布后，吸引600多万抖音网友观看。成为“网红教授”感受如何？
骆玉明：首先，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有时在家里写文章需要查资料时，到书柜里翻书不如上网方便。现在好的学习网站很多，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至于“网红”，并不是我喜欢的东西。我上B站是一群朋友怂恿的，包括我的微信公众号，也都是他们帮我操作，我自己花的精力不多。本来想试一试也罢，不好玩就不玩了。后来发现好多朋友的留言非常认真。也就是说，我讲的东西有人很仔细地听，并且很认真地提出问题，这是很好的交流。所以我现在是比较认真地参与，觉得在网上给大家讲课也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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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提倡大家多读诗，必然先提出读诗的好处。读诗有哪些好处？
骆玉明：我说三条：一是让现代中国人更好地理解个体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关联；二是使我们的人生情趣得到熏陶；三是从古诗体味汉语最为精致、细腻且丰富的表达。
比如我们读李白。形容李白最好的词就是飞扬。杜甫也说他“飞扬跋扈为谁雄”。现在用“飞扬跋扈”是贬义词，杜甫用它就不一定是贬义词。李白诗歌里也有庸俗的东西，有很多焦虑。但我们读李白的诗更多地关注什么？关注诗歌里创造的美好意境、美好的生命的形态。人有一种向往，希望我们的生命状态是自在的、飞扬的、超脱的、安静的……诗歌提供美好的生命空间，承载了这些渴望。因为诗的存在，当我们从诗的世界回到现实，就有了反省的能力。诗的好处，不仅让诗人，也让读诗的人，有能力更多地克服人性的局限。“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这是常话。低头也是难免的。但总不能处处低头丧气，有时候头抬一抬也就过了，还能拿你怎么样，于是就轻快一点、飘逸一点。古诗词中表达的生命哲学，对现代人也可以成为平复心灵的精神空间。我想这就是读诗的好处，读诗可以克服我们身上的很多弱点，让我们活得更单纯、简单一点。
记者：您提到读诗的三种状态，这三种状态必须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骆玉明：三者之间有进展吧，不是那么死板。我说的第一种状态，比如说小孩子背古诗，是把诗当作一首歌谣，摇头晃脑很开心。但长大了对此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很多小孩长大了就会把原来背熟的诗忘掉。
所以需要有第二个阶段。一首诗，就是以尽可能完美的语言形式，封存了诗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而后人去解读它，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知识对象。读诗是一种体验式的认知，是一种创造。你“唤醒”诗人，和他对话，同时你的情感和经验在这首诗里得到了验证。诗因为你的介入，绽放新鲜的花朵。所以，诗歌很难形成固定的、规范化的结论。
第三个层面要复杂得多。诗歌的形成，不仅有作者的力量，还有更深广的背景和复杂的历史条件。这种因素有时作者自己也未必清楚。就像我们使用一个语辞，未必明白语辞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读懂一首诗，需要调动很多资源。比较典型的例子可举汉乐府民歌《陌上桑》。这首诗很多学者解释不清，自相矛盾。为什么？因为它所包含的信息必须放在整个诗歌母题的演变中解读，首先需要跟“秋胡戏妻”的故事相对照。这时，用来解读诗歌的知识背景越是广大，作品的内涵就会呈现得越是丰富，诗歌就会显示更多的光彩。这是更高的层面。
记者：您的诗歌解读总是和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比如关注到古诗中如何对抗焦虑的问题。
骆玉明：准确地说是和人的生命感受结合得紧密。不要认为古人和今人、外国人有多大不同。人活在世界上的根本问题就是那些，只不过怎么去发现，怎样去对待，怎么去表现，有很多差异。
比如陶渊明，与世无争的豁达是他的人格辨识度，但其实他是很焦虑的。他经常在安贫乐道和放弃原则去追求荣华富贵两个选择之间纠结，所以他会写“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这句诗里的“常”字很微妙，诗人不是一时想不开，他时不时就要动摇的。另外，陶渊明也像很多家长一样，为了儿子学习的事焦头烂额，他的几个儿子都不太肯读书，他就很烦恼，写了一首《责子》，“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很无奈。还有，最让他焦虑的是“生死”，他的诗涉及死亡的内容，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多。
陶渊明从来没有躺平。他在南山积极种地。种地是严肃的人生追求，是踏实的生命体验，人在土地上的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真实性。陶渊明通过种地，表达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他不是消极的人。躺平是很无趣的，取消了生命的可能性，不值得欣赏。无论陶渊明还是李白，读他们的诗都不能忽视他们诚实流露的“世俗”一面。诗不是现实的对立面，诗首先容纳了现实，继而提供了更美好的生命空间。从魏晋名士到大唐豪杰，中国古诗词所承载的动人意境绝不是逃避主义的，他们的创造至今有真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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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的阅读经历很让我意外，小时候居然读了那么多翻译小说。
骆玉明：大概小学四年级以后我就开始读翻译小说，上课也看，很多课业荒弃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能找到的我都看了。
翻译小说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世界，在翻译小说里面有很宽阔、很宏大的东西，能从中看到不同的历史与社会面貌，对生活不同的理解。我们需要热爱自己的文化，热爱自己的经典，但是不能够狭隘。翻译小说对我们这一代人意义非常重大，使我们对人生有了比较复杂的理解和思考。
读翻译小说也有阶段性的变化。一开始喜欢雨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比较浪漫，感情比较充沛，雨果本身就是诗人；接下来喜欢写实的，像巴尔扎克、左拉，但巴尔扎克的东西其实还是比较粗糙；再往下喜欢福楼拜，俄国是托尔斯泰，最后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再往后就没有更喜欢的作家——因为他写得很压迫人，写得最有力量。
记者：无论阅读小说还是诗歌，都和生命阶段有关？
骆玉明：古人对汉魏诗歌评价很高。汉魏诗歌看起来比较古朴，有些甚至粗糙、简单，我年轻时不喜欢，年龄大了也喜欢了；年轻时候喜欢李白，岁数大一点特别喜欢杜甫。杜甫是比陶渊明更为真实亲切的诗人，他更具体地写出了人生的责任和关怀。杜甫人到中年仍郁郁不得志，他写《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白描了一个低级官吏极度落魄的生活：他路过骊山，远远听到皇室和高门贵族彻夜笙歌，而他寒夜行路，“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冷得手指都僵了。私人生活的巨大不幸还在前面等着他，“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他的孩子在兵荒马乱里饿死了，何其悲惨。然而即便深陷在这样暗无天日的个人悲剧中，杜甫想到了比他更痛苦更无助的人们：“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这是对人间有大爱的博大胸怀。也正是因为这份爱的襟怀，让杜甫写出了“三吏”“三别”这些伟大的作品。我在中年时读懂了杜甫，如今年过七十，每每朗读杜甫作品时，仍会忍不住心酸落泪，在杜诗里，我们能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诗词的灵魂在于爱别人的能力，有能力去爱别人，这样的人生和这样的作品，才是充实的。
记者：读了那么多翻译小说，会下意识地比较版本吗？
骆玉明：没有那个能力，不过有一点粗浅的感觉。读傅雷翻译的作品会感觉很顺，汉语化的转换很成熟。有些翻译作品也很难读。鲁迅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我真的读不下来。鲁迅认为汉语的语法结构太松散，他故意直译，目的是希望把外语里复杂的语法在汉语中表达出来，但是我读不下去。初中没毕业去崇明岛农场种田，读小说的机会越来越少，都是要靠地下流传，有时候常常没有机会，只好读古诗。从来没有人教我，我却莫名其妙地喜欢上古诗词，这也有时代的压迫。因为想到小说不耐读，我在下乡前拿一箱小说换了一本解放前铅字排印的《唐诗别裁》。
记者：能说《唐诗别裁》是您读得最多的书吗？
骆玉明：没书读的时候就把《唐诗别裁》拿出来翻，所以读的遍数多，但不表明能读懂。这本《唐诗别裁》在我生活中起的作用很大。
那个时候，我做过几件值得纪念的事。一是和朋友们一起编过一套《中国历代古诗选》。在一所中学的阁楼上，利用印传单的油印工具，把能找到的古诗词选本杂七杂八地汇起来，编了六本，包括《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唐诗三百首》《宋词选》……这套书也许还在，将来或许有资格送进什么博物馆。
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诗词格律》《汉语诗律学》我都看过，还做过笔记。在农场时还写过古诗，后来没再坚持。写古诗要非常熟悉诗韵，熟悉格律，因为古汉语的读音和现在不一样，很多字在日常语言里分辨不出来。我们没有这个功夫。从小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当然应用能力还是有的，写过一些以后，读诗的感觉不一样，判断古诗好坏的能力还是有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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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曾和贺圣遂合写过《徐文长评传》——是您的学术生涯中唯一的评传吗？
骆玉明：关于这本书，还有件有趣的事情。我曾经跟王运熙先生读书，大概1984的时候，我对先生说有家出版社约我写《徐文长传》，王老师听了很吃惊，他停下来慢慢说了一句话：“还是要好好先读书。”我不服气，没有听老师的话。这本书在1986年出版。后来想起来，应该听老师的话才对。
记者：《徐文长评传》对您是有特殊意义的。
骆玉明：这是我和贺圣遂的第一本书。虽然不成熟，有不少缺点，但还是有它的价值吧。对徐渭家世与生平的比较深入的考证，就是从我们这本小书开始的。对明中后期的社会变化、徐渭的思想特点与文学成就，我们也发表了一些在当时算是比较新鲜的看法。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学术训练。写完后，我对自己的学术能力稍稍放心了，觉得自己可以干这一行。
记者：您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受到哪些名师的影响？
骆玉明：在求学阶段和留校成为青年教师的阶段，由中文系和古典文学教研室安排，我先后跟随过好几位老师，依时间先后，包括王运熙、朱东润、陈子展、刘季高、章培恒，跟陈允吉老师也有较多来往。跟的时间有长有短，但他们都对我有教导。中山大学王季思先生来复旦开会，问起我的“师门”，我把这些老师的名字报给他，他大吃一惊，说了一句：“你真幸福。”
这些先生风格不一样。比如王运熙先生，循规蹈矩，一板一眼，有一套完整的训练经验，这种经验能培养很好的学者（我不听话，所以不包括我）；还有一种类型是海阔天空，没有固定的方法和标准。像章培恒先生，他对别的学生很严格，但对我反正管不住，就是海阔天空，能激发我想很多东西。还有朱东润先生，我内心非常亲近，他具体教我只有半年，但从老先生身上，我知道了什么叫读书人。
我是不大守规矩的，不能被绑着学。如果老师提问题时，有个预设的正确答案，我一般会给他错误答案。反正我对预设答案的教育一概拒绝。
记者：这样的性格特点，您当老师的时候怎么教育学生？
骆玉明：我跟学生说，选我的课来不来没关系，听不听讲没关系，悉听尊便。而上课的内容，第一，我不保证我传授的知识是正确的。但能保证一点，我保证讲的东西都思考过，我是很诚恳地上课；第二，我上课讲的都不是考试的答案，要考的东西在书里，自己去看好了；第三，我说的东西无论对错，对你是有用的，判断它对或不对都要思考，反对我的人是可以得高分的，反对就说明你思考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这样的，读书应该让所有人有自由发挥的机会。当然也有基本的学术训练，基本规则还是要学的。
我很赞同胡适讲的：文史类的大学应该是一所图书馆。大学唯一要做的就是保证有最好的书，然后把想要读的人挑进来读书。如果还不好玩，再找几个老师坐在台上值班，同学有问题去问一下。这样就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