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盒神秘的录音带,一场离奇的大火,一座大厂家属区内人们各怀心事暗流汹涌,神秘案件的背后是难以揣测的复杂纠葛……
一段尘封的记忆,一曲恶的回响,卑微如蝼蚁,倔强如大象,疯狂如野狼,看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如何挣扎沉浮,在冻土与寒冰中开出人性的善良之花。
事情的真相,大概就像东北特产的大冻梨,在坚硬冰冷的铠甲下,是柔软得不堪一击的果肉,等待我们去探寻、品尝、回味……
7月14日,推理小说家安大飞带着他的全新推理小说集《黑熊之谜》做客北京广播台“编辑部的故事”节目,让我们通过悬疑的表象,窥见真相的另外一面。
记者: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推理小说家安大飞老师。安老师您好。
安大飞:主持人好。
记者:我们重点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黑熊之谜》这部作品,这本书由两篇小说组成,一篇叫作《录音带之谜》,另一篇叫作《黑熊之谜》。我读您的这两篇作品,感受到了东北的另外一番模样,和迟子建老师、梁晓声老师笔下的东北黑土地不太一样。您在小说中描写了不少东北中小城市的生活经验,是不是和您自己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安大飞:是这样的,我是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下面的一个区里出生长大的,我生长的环境就是工厂,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我一直在工厂的家属区里成长。我也看过一些其他东北作家的作品,包括您说的迟子建老师、梁晓声老师,还有一些新生代的作家,比如铁西三剑客,他们和我的生长环境与视角多少有些不同。迟子建老师、梁晓声老师笔下的,比如知青生活、北大荒,那个年代我是没有经历过的;铁西三剑客写的很多是铁西的工人区,他们在沈阳生活,沈阳是一个大城市,一个很繁华的商业城市。而我所在的是一个城市下面的工业区,这个区域里面只有工厂,没有其他的东西。
我们这个区高峰期有40多万人口,集中了重机厂、钢厂、电厂、玻璃厂、纺织厂,还有一系列工厂的配套设施。我上高三之前从没在工厂以外的澡堂子洗过澡,从不去外面的电影院看电影。1990年代以前咱们国家是单休,只休周日。我们各个厂休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管外面叫“社会”,外面休息的日子叫“社会星期天”。像我们把外面的人叫“社会上的人”,在当时工厂子弟的语境里,“社会上的人”这个词稍微有一点贬义,老师经常会说:“不要跟外面社会上的人来往。”所以我觉得我和他们写的不一样,可能更多是视角和年代的区别。
记者:在您的这个小说当中经常会出现,比如说第四十几厂、二十几厂,这些数字是不是代表着您所生活的城市中不同的工厂?
安大飞:是我们工厂的各个分厂,比如我们有21分厂,原来叫28车间。我们住的街区也是用数字来做代号的,比如住29街区、住13街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比如梁晓声老师写的“光字片”,也是这个道理。
记者:那个时候的这种大厂,其实特别像一个小社会,它除了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甚至还有自己的公检法机关。它是一个大的系统,生活、学习、工作都能够解决。您在小说里也谈到了接班的问题,这个是您小说中的一个社会生活背景。两篇小说发生的年代不太一样,《录音带之谜》发生在1993年前后,《黑熊之谜》更往后一点,已经进入21世纪了,差不多应该在2004到2007年前后,那么这两篇小说中的不同时代,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安大飞:我写的一系列小说,大多都集中在中国1990年代到2000年代,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特别快的十几年。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它对人们观念上的影响非常大。像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工厂子弟上大学毕业之后回厂,或者接班进厂当工人,大家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多富裕,但是很稳定,一眼看得到头。但是90年代之后,一切都被打破了,有南方的民营企业,外面还有港台的合资企业进来。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大学时候在寝室里讨论,我们的社会将来会怎么样,家家都能买得起汽车了?这在当时听起来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是现在来看都已经实现了。
大家都知道,东北的工业企业在90年代末期经历了大下岗,基本波及了所有工厂和所有家庭,这对人们在生活和在观念上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冲击可能也改变了一代人。2000年之后,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健发展,我家所在的这个企业比较幸运地挺过了那段艰难时期,并在2005年前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很不幸,齐齐哈尔有很多工厂就没有挺过去,要么破产,要么重组。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次很大的考验。
记者: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很多,比如梁晓声老师的《人世间》,小说中周秉义当时就是在一个大厂当领导。包括李修文老师的《猛虎下山》也讲到了1998年到1999年下岗潮那段时间的社会现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接班的问题,您大学毕业面临选择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接班?为什么您要出来?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安大飞:接班一般指的不是大学毕业。我1995年本科毕业,那时候,国家开始让大学生自己找工作,但是还是给兜底的,肯定给你分配一个单位。接班是指什么?比如说我初中或者高中考不上了,这个时候家里的父母都是职工的话,可以退休一个,然后有一个子女可以进来当工人。像我表姐,她就接我姥爷的班进了电厂,当时算福利、待遇都不错的。因为我表姐家觉得表姐考大学比较难,我表哥已经上了大学,所以表姐就接班了。但是接班这种方式,后来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取消了,因为这种照顾方式其实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记者:刚才我们聊了整个社会背景。其实描写黑土地上那个时代的故事,可以用不同的文学方式来表达,《黑熊之谜》和《录音带之谜》是带有推理、悬疑色彩的小说,您当时怎么考虑用这样一种文学的表达形式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生活,而没有采用一些更纯文学、更严肃的表达方式呢?
安大飞:我从小挺喜欢看推理小说、推理剧的。我初一的时候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后来长大之后也看松本清张、江户川乱步的作品。近年我其实推理小说看得并不多,更多的是历史著作。年纪大了嘛,人都喜欢回忆过去,愿意想一些小时候的事儿,愿意把它们记录下来,也有空余的时间。写作其实需要交流,我也想过写成日记或者回忆录的形式,但我觉得一个中老年人的絮絮叨叨不会赢得什么读者的。
推理小说它更像是一个项目:我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我一定要想到一个杀人事件,并且通过设计杀人事件,最后把那个年代写出来。其实我不太喜欢写那种完全架空的推理小说,我更愿意代入社会背景。所以每次写完一个推理小说,我都像完成一个任务一样,我自己挺喜欢这种方式的。
记者:《黑熊之谜》这篇小说的篇幅不短,有10万字左右。它的开头就是我们传统的推理小说的开头:一起案件发生了,然后去勘察现场,发现死者,寻找和案件、死者相关的当事人,死因到底是什么。这篇小说其实是双线结构,有一条线的主人公叫林双海,这条线和整个小说的破案过程是同步推进的。我读完之后,有一种和读其他传统的推理小说不一样的感受,有一种无奈和悲凉感。您当时创作这篇作品的时候,是受到了一些怎样的事件,或者是怎样的记忆的启发?
安大飞:这篇小说是在2023年春节前后写完的,我写它的起因是想起了我的家乡。我搬过好几次家,最后一次搬家的那个房子住的时间不长。我当时已经大学毕业了,对周围的邻居不太认识。有一天有个男邻居跟我妈打招呼,后来我妈跟我说,这个邻居家暴非常严重,他打老婆,他老婆年轻的时候特别漂亮,但是被他娶到手之后,动不动就被打得躺在地上动不了。他是很典型的那种家暴男,打完第二天抱着老婆又哭又下跪又哀求,求老婆原谅,两个人就这么打打闹闹过了一辈子。我当时听了就想:他老婆太倒霉了,这样的人生怎么过?据说后来他们两个孩子大了之后,也还是离婚了。我想家暴的问题,即使到今天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能有效解决。我想如果我是他的老婆,或者他的老婆是我的亲人,我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人?如果我有机会,我是不是会采取极端方法去把这个家暴男收拾掉?这是我当时写这个小说的一个起因。
记者:在小说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林双海这个角色。他作为沿江春饭庄的厨师,厨艺不错,而且是从南方千里迢迢来到东北生活和工作的。您在创作的时候又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人物的?
安大飞:这个人物其实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他可能是我心里的一部分折射。林双海是一个挺被动的人,父母的不幸给他积累了很多仇恨,但如果没有合适的渠道,他可能也就这么过下去了,而且日子也越过越好了。可是当有一个途径让他可以采用极端的方法替父母报仇,他就一定会去做。
我父亲的一个同事钱包里有一张照片,是他一家人的合照,他永远带着那张照片。当年他的父亲受人迫害自杀了,他对这个事情记忆非常深刻,后来他和弟弟分别被送到亲戚家抚养,他永远记得家里的事。我想如果我是他,我大概也会做这样的事情。林双海被设定为厨子,可能也是因为我喜欢做饭。
记者:小说的题目叫《黑熊之谜》,那么故事跟黑熊有什么关系呢?
安大飞:我写小说的特点是,我喜欢最开始先发散思维,想几个可能不相关的点,这些点就像冰雹一样,都是由空气中的一粒灰尘形成的。渐渐地灰尘积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从天上掉落下来,就形成了一场冰雹雨。
我家乡江边有个红岸公园,红岸公园里有一只黑熊,这只黑熊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在野外的亚洲黑熊寿命大概是25年,人工饲养环境下大概是30年,这只黑熊的寿命绝对已经超过30岁了。很多年前好像是两只,现在只有一只。我前两年在抖音看我家乡自媒体的时候,才知道它居然还活着。我相信每一个在外地的家乡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吃惊:那个黑熊还活着,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想办法把它写进去,也算是对它的一种纪念。
记者:黑熊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您的《黑熊之谜》这个小说当中,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安大飞:我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我觉得它可能寓意着生命力的顽强。红岸公园环境一般,喂养黑熊的食物也不会特别好,但是它这么多年一直活着,这个挺不容易的。而且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一段记忆,它就像家乡的一部分一样存在。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去家乡,我还跟他说了,他专门去拍了张照片给我。没拍到黑熊,是熊圈的照片,那个黑熊大多数时候不出来。
记者:小说中塑造的王冠军的形象非常丰富:他非常喜欢打扮,喜欢收拾自己,长得很帅气,娶了一个不错的老婆,在工厂里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与众不同的人。您觉得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尤其在大厂这种工人集中的地方,是不是真的会存在一些比较特立独行的人?
安大飞:那个时候产业工人的生活待遇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厂就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厂有一个青工,自己骑摩托车环游中国。当时中越边境还在打仗,他还去医院采访了我军的伤员,回来后到我们中学,在广播室做了很长的报告,他一路的见闻非常有意思。
他刚到大庆,那里就下了冰雹,冰雹大到把他摩托车的玻璃都打碎了,头被砸流血了。他说当时一边哭,一边想:我后悔了。但是他觉得既然出来,如果回家的话太丢人了,所以他就一直骑,他说之后就再也没后悔过。那时候他30岁左右,挺精神的一个人。如果是现在,这样丰富的经历可以写一本书了。
记者:另一篇《录音带之谜》是比较特别的、非典型的推理悬疑作品,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是什么呢?
安大飞:这部小说是我在2022年元旦的时候写的,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写一个比较正式的小说。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放假时候总去他家里玩。快开学赶暑假作业,大家就凑到一起互相抄,我们都去他家。我们大多数人家里都是两居室,他爸是个领导,所以他家是三居室。他家还有个大阳台,抄完作业,我们就跑到阳台上拿着望远镜看对面的厂里。他家是一个重组家庭,他和他姐姐两个人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假期去他家,他姐姐可能第一是跟我们不熟,第二是年纪也差得比较多,从来不出来,就在自己的屋子里。我只见过他姐姐一次,也没敢仔细看,总觉得他姐姐挺神秘的。这个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另外就是录音带这个意象。我父亲在1982年到1984年去日本留学了两年,当时他在我们厂工作,考取了公派研究生。日本那个大学的教研室每年都要淘汰电脑,淘汰的电脑当废品处理。我爸说要不就卖给我吧,他本意是买回来给单位用,后来单位领导说这个电脑我们也用不上,你自己留着吧,我爸就把这个电脑放在家里了。这一台电脑我现在还有印象,是那种单色显示屏的,主机是装在键盘上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存储用的录音带,它每次读取、存取的时候,都会发出那种滋啦滋啦的声音。
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开始用5寸盘、3寸盘,后面就开始用光驱了,或者用U盘。大型的工业机上它会用那种特别大的磁带,叫“开盘带”,它可以用在微型计算机上。它的读取声音像拨号上网时的调试解调器的声音,但是比那个要柔和一些。我当时想,把这个写进去应该挺有意思的。
记者:您觉得天保姐姐这个形象,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安大飞: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目的非常明确,为达到目不择一切手段的人。几乎每一个看过这个小说的人都会跟我说,这个人物的特点很鲜明,好像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写一个人。
1990年代的中国,确实有一阵子“出国热”。当时大家考托福、考教育,为了出国不惜一切手段,在今天人们很难想象。那个年代大家为了出国,在北京甚至私下找美国大使馆签证官。哪个签证官好说话,哪个签证官拒签率高,这些信息大多数是不太靠谱的。出国留学在1990年代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样子。
记者:这两篇小说最后嫌疑人的结局都和那条江有直接关系,都和那片水相连。所以您创作小说的时候是刻意为之吗?
安大飞:嫩江对于在区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一条母亲河,因为有它,所以才有我们这些工厂,所有的工厂都需要大量的工业用水,都是依江而建的。另一方面,嫩江又是一条非常凶险的江,它每年都会涨水,江水即便在盛夏的时候也非常寒冷。
我小时候妈妈一再嘱咐我千万不要下江游泳,邻居家哥哥就是下江游泳淹死了,所以我们对江水有一种畏惧感。成年之后我才在游泳池里学会游泳,我之前是不敢下江里游泳的。对这条江我们确实有很深的情感,这个情感也是复杂的。
记者:《黑熊之谜》中的两篇作品属于“嫩江黑水”迷案系列,您对这个系列的创作是怎样计划的呢?
安大飞:我写的差不多是1990到2000年这十年的故事。一个是录音带里的这个主人公,第一人称“我”,第二个就是《黑熊之谜》的保卫处干警李刚,还有他的几个同事。我创作的小说大体上就是这两个主题的人物。
我写小说是一定要设计的,一定要推理,一定要悬疑,《黑熊之谜》的结尾我改了好几遍。春节期间我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休息了几天,回来之后我把这个结尾又改了一下,大体上的脉络是想通了。
很多推理小说作者会在诡计的设计上绞尽脑汁。我写的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我总想写一个不重复的人。推理小说已经发展100多年了,很难想到一个诡计没有任何人用过,那么最终我是想保证绝对不会去抄袭或拷贝别人,我只写我自己想出来的。当然,我确实不太喜欢那种过于精巧的诡计,比如一个架空的建筑物,里面又是密室,又是不在场证明。我觉得那种不真实,太虚、太悬浮了。我还是喜欢写普通人在普通条件下,他能做到、能想到的事情。
记者:您觉得通过《录音带之谜》的主人公天保姐姐,还有《黑熊之谜》林双海这些角色的塑造,能够反映出那个年代小人物怎样的共同状态?
安大飞:我觉得他们都是不甘心的,不甘心现有情况,他们还是希望能折腾出更好的前程来。这个是我自己心理的投射。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们会说,你们赶紧考大学,考完大学就分出去,不要再待在这里了。东北的冬天太冷,一年四季的风非常大,夏天短暂,秋天几乎没有,生活在这里是十分不舒服的。但我们离开家乡久了,还是会越来越想念它。家乡不只是在生活习惯影响我们,也会让工厂出来的子弟对集体有一种崇拜和信任,这个也是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造就的。我觉得我小说里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也有这样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