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能否分享一下您读书的状态?您在《谁掠夺了我们的脸》一书中,曾把读书人分为“书主和书奴”,这个说法比较有趣。
陈染:我读书基本上是在“玩”的心境下进行的。每每夜幕低垂,窗外黑风响得紧,雨珠敲得勤的时候,特别是冰冷彻骨的冬夜,房间里暖融融的,一盏孤灯、一杯香茶、一把软椅、一个平和的心境,加上一本好书,真是世间难寻的幸福,一个默想人生领悟世界的境界。这份宁静与沉思的享受并不是谁人都可以得到的。
世间读书人大致有书主和书奴两类。“锥刺股”们以及在考试的压力下读书的,即是书奴;相反,那种借着书页浏览了大自然美丽景致或者似与一位大智者长谈一番的快乐忘情之人,便是书主。当然,有时候往往是那些书奴表现得最为谦逊、最为随和、最为合群,也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同与成功;而那种心灵极度自由、深爱孤静、沉迷一灯一椅一茶一书的书主却显得落落寡合,不易为常人所接纳。遗憾的是,在很多人眼里,前者往往被看作合乎规范与情理。我却不这样看,勉强心智去做自己不喜爱的事才是不合规范与情理的。
记者:您特别强调读书的自由?
陈染:读书的自由也许像所有的自由一样,是一种中庸或一种技巧,只看我们怎样使用它了。我并不提倡这种中庸。只是说,消极、被动的一半是为了更好地使积极、主动的一半得以施展和发挥。这是一种消极的积极。
话说回来,对书的选择应是自由,与书的依附关系更应是自由。我和书的友谊就是一个由紧密到松散的过程。正像一对情人,由初恋的如蜜似胶相依相偎,发展到后来的一种无须言语然而却默契理解的散淡。
大约爱书成癖的人最初都很“痴”,他们用一本一本的书砌成一个个沉重的城堡,把自己围在里面,生活本身却在城堡的外边。他们一本一本地狂啃,带着一种忧思,一种模糊,一种梦幻,以为吃完了城堡就可以把真理攥在手里了。
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痴人,也许现在仍然是,只是似乎领悟了点什么。其实,城堡外边的生活里,智慧是那么简简单单没有加工地明摆着。
当然,这个道理只有把自己关在城堡里的人关到最后才能拾到。
现在,当我外出旅游时,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背上一堆书,甚至背上大字典,它们已经无形地装在我心里了,书是否带在身边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可以看许多许多其他的“大书”,看老榆树沉稳地站立,柔弱的风怎样躲开雨滴,看夜色皮肤的衰老,看悲哀的病鸟躲进黄昏的瓦缝,看泪眼里面的晴空,看晴空后边的背影,背影里死亡的梦和没有梦的宁静,去看很多很多。世界比书本的颜色多得多。
记者:能谈谈您喜欢哪一类书吗?有什么读书方法?
陈染:读书方法仍然是自己选择,不强迫自己,也爱把自己喜爱的书推荐给朋友们。除了文学,我感兴趣于中国古典哲学、宗教与中医学,也感兴趣于西方精神分析学与现代主义哲学,感兴趣于超自然界、宗教以及边缘科学。我从不给自己设防,也没有禁区。书可有形,亦可无形;书可以穿上衣服变成我,我也可以脱掉衣服钻入书。我们相互依赖,又彼此独立。书永远是我的朋友。
记者:如果有机会和朋友聚会,您希望约哪些人?
陈染:生活里,我真正的朋友并不多,也许我天生就是那种不善交友却能与个别朋友诚笃至深的类型。对于我个人来说,写作是最好的交谈。我对于人的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着特殊的兴趣,这使我总是有许多想法和感受。但我又不善于口头的表达。当语句从嘴唇里流溢出来时,它常常是游离了原来的本意,甚至有可能违背了初衷,起码它无法涵盖我内心里复杂而敏感的意图的全部。交谈对于我,很难贴近事物本身的那个微妙的分寸。有时候,外边的那些“言词”如同月光一样,是一种伪饰的光芒,虚晃一招,毫无意义。在这种时候,信奉交谈是一种慰藉,无异于信奉画一个面包可以充饥。
但是,写作这一种交谈,我觉得它的丰富性、多面性是埋藏在文字的深处的,只有当我把它付诸文字,也就是说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良好。好像是独自“玩”着一种极为高级的智力“游戏”,我愿意为这个“游戏”放弃其他的游戏,独乐其中。
记者:最近还经常买书吗?
陈染:我买书越来越少了,即使到了书店,望着那些琳琅满目、铺天盖地、华丽漂亮的书,人却仿佛没什么精神,兴奋不起来。我觉得不是我的好奇心求知欲退化了,而是经过无数次的“打击”不再那么轻易相信了——比如一个非常精彩的书名、非常精致漂亮的装潢、非常值得探究的话题,这样好端端的一本书被买回家,一看,内容却粗糙肤浅得一塌糊涂,简直就是粗制滥造。这样的打击多了,人也就木然了,变得不轻易买书了。
我一直觉得,物质商品的市场化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文化、文学、艺术的产品是否也要绝对的市场化呢?单纯的大众娱乐的繁荣是否是真正的文化繁荣?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记者:您判断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陈染:我没有什么评价好书的绝对标准,只有一点个人的喜好——没有官气也没有商气,这是最基本的。我也几乎不相信排行榜一类的事物。我经常重读书柜里的旧书,读旧书如同品味陈年的醇酒,韵味无穷。
记者:您喜欢的旧书有哪些?有怎样的枕边书?
陈染:前一段时间,我重读几本书柜里的旧书,《大哲学家生活传记》(美国,1992年5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成为我的一本枕边书,这本书可以作为我在庸琐的现实中寻求自己的精神位置的一本书,我可以没前没后翻开哪儿是哪儿地读下去,而且只需片刻时间,我便可以进入另一种精神状态——那是和我的内心非常符合的深沉的精神所在,一种寻找自己并能够与自己相遇的精神状态,说到底,它是一本通过哲学家的思想脉络梳理我们自己思想的书。
另一本书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魔鬼辞典》(美国)。这几乎是一本令人百读不厌的书,作者用辞典的方式,为周遭事物进行幽默、调侃和反讽的定义,阐明作家对人类及其文明的深深的沉思与质疑。还有一本书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人的焦虑与希望》(德国)。该书涉及一些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探索了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思想的根源,反省我们的社会结构、人与自然以及我们自身生命的嬗变、更迁,并试图指出一条脱离困境与危机的路途,在人类思想的不断破旧立新的激变中,在全球性的思想多元化的世界上,如何寻找我们自己。
记者: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关注吧?您有比较喜欢的作品吗?
陈染:我是在《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从书业排行榜冷却下来之后读到此书的。读完九十岁高龄的杨绛先生的书的时候,我的确心悦诚服,杨绛老人的书我以为到达了炉火纯青的至高智慧。她尽力将历史、政治等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不着一丝一痕,把那些随世而逝的时代的风云掩埋在聚散离合、骨肉人生的话语里边。当然杨绛老人多少也回避了生活中那些存在的丑陋,夫妻从不吵架吗?从不产生厌倦吗?人性中从未有过私欲、褊狭和粗暴吗?我觉得书中过多的和谐与温情冲淡了生活本身的某些锋芒与尖锐,因为即使是不掺杂历史政治的人生也会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不堪啊!老人是有意回避这些的,她不想说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东西永远不想提及,不会透露于世,永远尘封于心,与生命一起消失。
我还要提及一本特殊的书《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此书每一篇我都读了,觉得这是一本在中国这种独特而复杂的意识形态和人际关系背景下的人生哲学经典,既有变通的姿态,又有固守的执着;既有审慎小心的仔细,又有洒脱不羁的一笑了之……是一个活得太明白太通透太智慧的人的人生经验和策略。也许有人会说,圆通的多,棱角就显得少;四面顾及的多,冷僻锋芒就显得少;外化的多,内化就显得少。但是,我想人生哲学不同于艺术创作,以王蒙先生的丰富阅历,是不会再把生活本身艺术化的。
读一本好书的确如同品味一杯醇酒,好几天都会觉得日子非常充实,沉醉其中,这对于我这样一个沉静并安于家中的阅读者来说,为生活中拥有如此的甘饴而感到韵味盎然。在书的宝藏中,我始终渴望智慧的火花娓娓跳出,渗透皮肤,融到血中,钻入骨中,犹如醇酒被慢慢咽入胸腹,之后,它的馨香和力量才缓缓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