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5年第5期｜杨好：半衰期（节选）
杨好，生于山西，长于北京，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比较文学博士，出版有《细读文艺复兴》和长篇小说《黑色小说》《男孩们》，短篇小说集《大眠》即将出版。
半衰期（节选）
杨 好
二〇二一年十月的一个下午，我穿过圣殿酒吧区，想抄教堂后面那条近路，去基尔德尔街上的咖啡店买些东西填肚子。咖啡店是一个土耳其女人开的，她给的咖啡又浓又多，只要半杯就能让人清醒过来。我从来没见过她正面的脸，她总把脸藏在黑色头巾下，我记得她的眼睛应该是棕色的，有时会变成橙色或者绿色。都柏林到处都是这样的移民，你从来看不到他们的正脸，也分辨不出他们眼睛的颜色。
在接近咖啡店转角的地方，几个穿防弹背心的警察拉起了警戒线。此时他们身后的基尔德尔街空无一人。人们被阻拦在警戒线之外，警戒线里面瞬间形成了一个禁区——可能是抢劫、谋杀、失火、毒品交易等任何不明原因的安全威胁。我想确认咖啡店和那个土耳其女人的情况，就站在警戒线边上，一动不动。过了很久，我还是站在原地，仿佛失去了辨认方向的能力。
有两个吉卜赛女人跑过我身边，她们高举的双手延伸向天空，不断重复着同一个音节，那应该是她们的语言。几乎每一个夜晚，她们都聚集在利菲河畔，将自己裹进起了球的、棉杂线织成的长袍里，不跳舞，也不说话。她们和这城市里的海鸥一同坐成一排，用奇特的目光盯着每一个过路的人。此前有几次走过她们身边，我想她们在试图告诉我我的命运，每到这时候，我就赶紧绕开她们快步躲掉。而这次我却异常清晰地听懂了她们的呼喊。她们的声音此起彼伏，一种异样的音律将音调统一起来，如同一个人在发声。
像做了个美梦。
公寓楼下的看门人递给我一颗绿色的糖，他指指自己的喉咙，这种糖在现在这个季节很有用。进入九月以来，我就一直在咳嗽。我没有感冒，也没有生病。我接过看门人的糖，毫不迟疑，“祝你有个美好的晚上”，看门人笑了，继续做他的美梦。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看门人都在睡觉；睡醒后，就戴上他的耳机开始打电话。在他那里，白天和黑夜的循环规律是完全失效的。他始终坐在玻璃挡板后，看不清脸；他两手交叉揣在自己肚子前面，头有时会随着进入睡眠的程度而重重垂下来，接着又进入另一个梦中。
有一次我看见了阿尔及利亚看门人摆在电脑旁边的照片，他穿着现在身上这件黑色耐克运动服站在中间，边上是他的妻子(我猜测)和两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我想，除此之外，他应该还有很多别的亲戚，一个庞大的家族。有时我听到他在电话里和（可能的）亲戚们吹嘘都柏林的生活，我听到过诸如“方便”这类的词。
方便和自由——在二〇二一年，我两年前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也是这么以为的。那时我住在圣殿酒吧区一个中医针灸诊所的楼上。我第一次在距离家乡半个地球远的床上睡觉，失眠折磨了我整整一个冬天。家乡的人听说我在国外找到了工作，都说我运气好得不得了，虽然他们完全说不出来我来的这个地方的名字。在他们的概念里，中国之外的地方都是外国。我其实也从没搞明白过这个国家是怎么来的，这对我来说都差不多。我从没想过自己要在国外工作，我一心想留在北京。当时那条招聘广告上写的是：需要游戏场景设计师，需要一个耐得住孤独的人。我是一个游戏场景设计师，我很耐孤独，就发了个他们想要的场景模型，然后就来了这家位于都柏林由中国人控股的“加速”游戏公司。
所有这些情节和我的讲述组合在一起，听起来一定让人觉得很荒谬，似乎我在描述一件虽在近处、有可能发生却不存在的事情。唯一能肯定的事实是：我是一个优秀的场景设计师，我可以坐着不动专注工作很长时间（一天或者一天半），我可以用鼠标把比例格打得工整又精准，我坚信我做的游戏场景一定存活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被隐藏起来的地方。这一切，根据以往的经验看，都能让雇用我的公司满意。还有，我从不多追问游戏的文本和故事内容。我见过很多场景设计师因为陷入故事情节而无法及时完成、甚至压根无法完成他们的场景制作工作。我不是，我可以仅仅将文字作为一种工作说明，然后根据说明指令完全还原他们想要的世界，我认为这就是我全部该做的以及能做的工作。比如这一次，“加速”游戏公司想要的是一个以二战为背景的世界场景。
他们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所以现在我搬到了公司给我租的这间单身公寓。这里离办公室很近，只需要走五分钟的路；这里配套齐全，仿佛一个人可以在这儿安心待到死去那天为止。有时我会故意让自己回忆，然而我却越来越想不起刚来的时候在针灸诊所楼上的那个房间是什么样子了——大概是白色的，铺着浅色的木制地板，有一扇窄小的窗户，只要有人走路，整个房子的地板就会发出持久的咚咚声。作为一名场景设计师，我却无法记住现实里各种房间的样子和大小。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算不算一件幸事，这让我在搭建场景的时候能忘掉在现实里见过和接触过的一切情景，我只是按照他们给的指示创造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这是一种创造的话。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曾无数次说我没有创造力，说我只是在干活儿，从来没有运用过自己的想象力。我不知道想象力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我拿到的指示一定有它们的意义，而现实里的房间却像一摊透明的水，太阳一出来便会无影无踪。
那些空洞的咚咚声却一直在，它们不会消散，跟着我来到新的单身公寓，直到这些我听到却无法确信究竟从哪里发出的声音加重了我的失眠。我必须记得，在针灸诊所楼上的小房间里，我看到他们出没在那个弥漫着活络油和熬制中药味道的空间：他们的脸一片模糊，不说话也不动，只是静静站立着，痛苦但平静。按照我们家乡的说法，有冤的鬼不会飞，他们只能待在自己死掉的地方徘徊。他们走得很慢，所以有时同乡人会不小心撞到他们，但他们一见到外乡人就会绕道而行。
于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喝酒，去楼下圣殿区买那种最便宜的酒——我不应该和那些狂欢的爱尔兰人在一起，我没什么值得狂欢的事情，他们说的话有一大半我都听不懂，人越多，越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把酒揣在帆布外套里，带回自己房间。我试过很多次，只要一喝酒，房间里的他们就会离开。爱尔兰的廉价酒足够让我昏迷好一阵，然后懵懵懂懂醒来，继续在中药的香气里晕晕沉沉迷糊过去，直到楼下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将我唤醒。这些声音有一大半来自我的同胞，他们习惯在都柏林降温的时候来这里针灸和按摩。
其实我并不确定酒是否真的帮助我进入了睡眠状态，但它却保证了我白天的工作状态。客观地说，我喜欢我的工作——不用和人交流沟通，我可以不在乎甚至不记得我的同事，我只需要按照文本说明用整齐的几何图形做出山、树、城市、战场、道路和遗迹。在我的场景里，我无须见证之后而来的战队如何杀戮和破坏，虽然我知道在游戏的结局里我制作的一切场景终将被摧毁，除了胜利和失败什么都不剩。
有时我会在圣殿区迷路，那些路看起来一模一样：古老，肮脏，歪歪扭扭，一不注意就会踩到人或狗的粪便。蜷缩在路边的流浪汉看起来也一模一样：他们偶尔向人伸出一只手，他们的手短小而粗糙，如同某种危险的金属圆柱体。一次迷路中，刮起大风，我撞进了土耳其女人的咖啡馆。当时我正头昏脑涨，土耳其女人的浓咖啡拯救了我。那天下午我回到办公室，用一个晚上做出了一道壮观的海沟，我给海沟填上了近乎金色的蓝色，看起来像一处扭曲的、迷离的幻境，在这幻境中，我依照游戏要求埋入了成百吨的炸弹——“它们的引爆将成为盟军在这场战役中的关键时刻”，指示上是这么写的。
月亮悬挂在利菲河上方，今天下了一整天雨。月亮通体雪白，仿佛那些光并不来自太阳而来自她自身。我在这一刻无比清晰地思念家乡，我打了一个寒战，不是因为冷，我跟着记忆中母亲的眼睛默念：“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来自忻州，这个自古以来就相当喜悦的北方城市。我跟着姥爷在大佛庙里长大。姥爷是大佛庙的看门人，他在这座破败、森然的庙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乡里人每年六月来帮姥爷播种，十月再来帮忙收玉米。玉米熟的时候没有香气，只是整个庙和姥爷的侧屋罕见地热闹了起来：姥爷分一部分玉米给乡里人，一部分磨成面，一部分晒成老玉米存起来过冬，还有一部分是给庙里的佛祖上供的。姥爷把我接到大佛庙的那年我三岁，第一天他就拿一个不锈钢盆装了玉米把我带进千佛殿里上供品，让我拜佛。第一次进殿里，我先看到漫天的灰尘飘浮在光晕中，在灰尘的隔断里我看到左侧残留的台座，还有右侧的佛像，台座上没有佛像，佛像上没有头。这是我人生中最清晰的记忆片段。姥爷戳了我一下，叫我跟着他跪下给佛祖磕头。我知道磕头，母亲带我找姥爷的时候是抱着我给佛祖磕头的，这次是我第一次自己跪在地上磕头。地上很硬，但完全不凉，我偷偷向上仰望，光晕中的灰尘萦绕在无头佛像上，进行着一种当时的我无法理解的无限永恒运动，显得神秘又变化莫测。从那之后每天早上，我都跟着姥爷来给佛祖送玉米，而佛祖永远躲在那无限的、不可捉摸的光后面。
我和姥爷住的侧屋见不到光，本应该投给看庙人侧屋的光被千佛殿前的两棵大树遮掉了一大半。姥爷称它们是怪树，在我眼里，它们就是怪树，和别的树都不一样。我不喜欢这两棵怪树，它们枝叶稀疏，肆意延展，虬曲嶙峋，仿佛在一处极度的生与死之地蔓延。我问姥爷能不能砍掉怪树，这样我们就有光了。姥爷说不能砍，怪树比庙的时间还长，是保佑我们的。姥爷让我不要再说怪树的坏话，它们能听到，佛祖也会听到。可到了晚上，姥爷的咳嗽声和呼噜声把我从梦里唤醒，我一睁眼就看到这两棵怪树：它们的影子穿过庙里的矮墙，穿过侧屋的小窗，以一种不断变幻的、黏腻的姿态企图钻进我身体里。姥爷在熟睡，踏踏实实地睡，我只好在小床上把身子翻过来让脸对着姥爷。这时，那两棵怪树就像鬼魂，就像我多年之后在都柏林针灸诊所楼上的房间看到的那些鬼魂一样——他们从我的呼吸里爬出来，走走停停，静默、潮湿。我不怕鬼，鬼在的地方应该是爸爸妈妈在的地方，虽然我一次都没和他们的鬼魂说过话。或者换另一个说法，我从来没有像姥爷那样真正看见他们，我看到的也许只是“圆柱几何体”。
圆柱几何体——来庙里的设计学院学生是这么称呼这两棵怪树的。那是二〇〇五年，我在忻州一中上学。那年春天，姥爷带我去了趟北京，我们跟着一个旅行团去看了天安门、颐和园，还有天坛。我和姥爷在这两天三夜的旅行中一步都不敢离开导游身边，即使想上厕所的时候也憋着，等着和别人一起去，我们觉得北京太大了，生怕一转头就跟丢了。
学生说他是从北京来的，还有两个和他一起来的同伴，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一进庙里，我就跟在他们身边。他们带了三塑料袋的玉米，说是在过公路口的时候，一个老乡卖给他们的。老乡说了一大堆他们不怎么听得明白的话，他们只听懂了老乡说这里的佛菩萨喜欢玉米。姥爷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说他们是学设计的。他穿一件棕色的帆布外套，和他一起来的两个人也差不多是这副打扮，只不过这两个人从始至终没有说过话。他们一直跟在和我们说话的这个学生身后，那个女孩手里捧着个黑色本子，我看到她在上面画了我们的怪树——是“圆柱几何体”。那个爱说话的设计学院学生却说女孩画的不是我们的怪树，她只是把怪树放在了他们的电脑场景里作为素材。而我几乎是背诵一般记住了他说的每一个字，这每一个字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却具有我从没感受过的吸引力。姥爷带着他们到了千佛殿，说我们今年春天去过北京，我们和他们有缘分。他们一起请了一炷高香，刚把玉米摆上祭品台，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乌鸦，在空中盘旋了好一会儿才停在其中一棵怪树上再不动了，就待在那儿。又过了很多年——二〇二二年——我到都柏林的第二年，漫天乌鸦如黑云压顶般飞过忻州这座城市的上空，它们在北方的夜晚显得异常沉默、厚重、庄严，仿佛一群来自远古的先知。姥爷若在的话，肯定会说这是那天停在怪树上的乌鸦招来的族人，它们能感知瘟疫和灾难，只是它们的话我们总是听不懂。姥爷此时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姥爷死之前的一年总是呼唤着所有人的名字：我爸妈的、爷爷奶奶的、太爷太奶的、老舅老舅妈的，以及怪树和乌鸦。那几年里，他常常整夜不能入睡，他说这些有名字的鬼魂一直在跟他说话。最终，姥爷在呼唤中耗尽了自己，他听得太多，最后过于疲惫，直到疲惫得什么都不记得了。在他离开前的最后几天，他每隔一会儿就和我说同一句话：
“记得给佛祖上供。”
姥爷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准确地说，是呼出最后一口气）之前，突然想到了那个穿棕色帆布外套的学生，他当然不知道学生的名字，只记得他来自北京。这时是二〇一一年，我在北京一所设计学院读应用设计专业，也和当时来庙里的学生一样穿上了帆布外套，只是姥爷在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来过北京了。他说我能去就好，他就守着他们。
姥爷走的时候和爸爸妈妈不一样：他异常消瘦，皮肤苍白，只剩下一层皮和骨。大多时候，姥爷用一种我无法听懂以及我无法听清的（超越了我的听觉范围的）声音与语调和鬼魂说话。只有几次，我能听到姥爷说，你们走得太可怜了。我知道说这话的时候姥爷看见了爸爸妈妈——他们走的那天躺在市医院病床上，两个人身体上布满深紫色的瘢痕，从头到脚、从眼睛到小腿都又肿又胀。他们异常安静，安静得有些奇异，我是到了成年以后才知道，当时每天吊在他们床头的输液瓶里装着的透明液体是吗啡，是这个东西让我爸妈获得了那种诡异的安静。在人们说的回光返照的那一刻——那一刻其实是静止的——妈妈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其中充满痛苦和惊恐。她突然看向我，挣扎着要握我的手。姥爷将我抱起，抓起我的手递给妈妈，妈妈的眼睛里瞬间充满泪水，但她肿胀变形的手却柔软而温暖。即使隔着胶皮手套，我依然能感受到那一刻的幸福。她轻轻和我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那时，爸爸已经先她一步在吗啡的虚幻镇静中走了。我才三岁，刚刚学会如何记事，妈妈上半年刚教我记住这首关于月亮的诗。那年是一九九二年。直到一九九二年年尾，人们把已经变形的爸爸妈妈的尸体运去北京“检查”的时候，才发现了“钴源”这个致命元素。那个东西就是我爸当玩意儿放在兜里捡回家的金属圆柱体。
现在，我发现并不是利菲河的月亮让我想起家乡和姥爷，而是夜晚的臭味，一种混合了二氧化硫燃烧过后味道的刺鼻的、发酸的臭味。我太熟悉这种气味了，我出生在那个生产“黑色金子”的省份，我经常想象一百年后，当这个古老省份所贮藏的所有黑色金子都被采光的时候，太行山脉必定会陷入一个无底的黑洞中去。我在姥爷的小屋里每晚都能闻到烧煤的气味，和此时包围着利菲河的气味一模一样——人们正是在这臭味中谋生、挣扎、呼吸和睡觉。现在，全世界都变成同一种气味了。
二〇二二年，我搬来公司租的公寓的第一天，楼下的看门人就很热情地告诉我他来自阿尔及利亚，他要我小心这里的吉卜赛女人。我去圣殿区买酒和咖啡的时候已经很多次遇上过这些吉卜赛女人，她们看起来一模一样：长袍或是姿态；她们有时也朝上方或者前方喊叫，我无法听清，也注定无法听懂她们的语言。除了那一次—— 一年前十月的某个下午，武装警察在基尔德尔街附近区域的一个建筑里发现了二战时期遗留的爆炸装置。两个吉卜赛女人跑过我身边，我看清了她们的手，那是被爆炸物损伤后残留下来的手，上面布满瘢痕却有着诡异的光滑感。那种光滑感来自不断被发现的遗留物：遗留的炸药，遗留的炮弹……这些遗留物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它们充满未知的危险，等待着被拆弹专家“处理”。某种意义上，它们和被我埋进海沟里的炸弹一样；这些遗留物一旦爆炸，它们的味道一定和包围利菲河夜晚的臭味一样。那一次，我想，吉卜赛女人对我说的一定是个关于梦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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