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笑泉：小说的在地性与世界性

在地性是一个艺术领域的观念。所谓的在地艺术，既是专门为某个物理/文化空间所创作的，也受到这个空间的影响，或者说，作品在与某个具体场域的互相阐发中得以成立。在地性对于大部分小说而言，似乎不用刻意营造，几乎接近天然属性。很难想象怎么把绍兴从鲁迅的小说中抽离出来，即使是《狂人日记》的氛围感也是来自那个具体的小城。沈从文的《边城》所依托的物质空间，更是具体到可以进行现实还原。但与在地艺术家不同的是，小说家可以在现场，也可以不在。周立波为了写《山乡巨变》重返故乡，韩少功在纸上构筑马桥时身处遥远的海南。小说的在地性显然享有更多的自由，其环境、细节、人物、氛围，来源于某块具体的“地”，但经由想象和思考的复杂熔铸，最终生成一块富有精神属性的纸上之地。这种精神属性决定了小说在获得在地性的同时也具备了世界性之可能。

世界性是一个名词，却具有强烈的动感。它体现于小说中能够突破语言、国界、种族限制的那部分。人类会不会具备一种四海共奉的价值观，还得看文明的演进，但人性和由之生发出来的基础性情感，早在语言形成前便已普遍存在。当无意中燃起第一堆火时，山顶洞人和尼安德人应该都产生了混合着恐惧、惊骇和喜悦的情感，随后围绕着火的使用和占有，他们大概也展现出相同的警觉、疑虑、珍惜或慷慨、敌视与友爱。当在地而生的细节能够生动地呈现出人性和情感的核心部分，小说既具备了独特性，又获得了普遍性，而世界性正是建立在二者之上。《百年孤独》是在独特的马孔多小镇生长出来的，但关于一个族群孤独处境的出色描绘，却能引发世界上其他族群的普遍共鸣。文学和世界都是由各种差异性的存在构成。法国的读者或许没有期待在《金瓶梅》中读到和《包法利夫人》相似的外省生活，他们乐于欣赏中国古代清河县种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细节，但潘金莲和爱玛的悲欢中蕴藏着人类共同的情感，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理解成为可能。

世界的每一部分都在世界中，独特性、差异性和寻求沟通、互相理解的渴望使得世界持存。文学世界中，在地性和世界性并非二元对立，世界性以在地性为基础。即便像博尔赫斯这样的小说家，貌似离“地”很远，在其小说中依然能够窥测到相当结实的现实基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郊区和图书馆。在地性需要努力让世界性从自身中生长出来，寻找人类共通的精神属性。只有做到这点，文学作品才具备冲破语言结界的可能，才值得被精心翻译，让其他国度的读者在满怀期待中打开。

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网络正把我们纳入一个由程序编码的信息世界。交往因为脱离具体的血肉联系而呈现出虚拟化的特征，人类的情感也带有虚拟性质，或者说，至少真实感的浓度被稀释、持久度也在缩短。我们不能否认网络世界带来的便利，也需要承认有很多人在其中获得了安全感，但长期身处其中，会逐步丧失在各种具体环境中跟具体的人打交道的能力和欲望，进而各种精微感受逐渐变得迟钝，也难以发展出新的认知。面对这样的趋势，强调在地性不仅关乎小说的成长，也关乎人类的成长。我们需要经常性地从网络中回到具体的地方、具体的人群，恢复各种直接、具体的接触。从这个层面来看，在地性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