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满堂：我在电影工厂的北漂生涯
高满堂，1955年生，著名编剧、作家，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第六届副主席，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名誉会长，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电视剧代表作：《抉择》《闯关东》《北风那个吹》《家有九凤》《老农民》《老酒馆》等，作品曾多次荣获金鹰奖、华表奖、飞天奖、白玉兰奖、“五个一工程”奖、亚洲电视节、首尔电视节等国内外影视剧奖项。
印象高满堂
母亲有张照片一直放在我家客厅的显耀位置，那是2008年春天在《艺术人生》演播厅，她与《闯关东》主演萨日娜的合影，她俩的背景是靳东、侯鸿亮与高满堂，他们仨闲聊时的微笑虽被焦点虚化，在那张被放大的照片景深处却依然可辨。母亲会向好友介绍，这是当年的靳东，那是写这部戏的编剧高满堂。
2022年盛夏的下午，母亲午睡后在看卫视复播的《闯关东》，我接到大连演艺集团邀约，将高满堂编剧的电视剧《老酒馆》改编成话剧剧作，我荣幸赴约。半个月后，我将写完的剧本打印快递到大连。制作人张荣荣请我发个电子版，说满堂老师正在外地采风，昨天还在黑龙江呢，一早就到了广东顺德，剧本的电子版更方便他。
剧本得到满堂老师肯定后，我于九月底到了大连。大连已入秋，我受凉导致胆囊炎综合征住院一周，出院后十月金秋，满堂老师也结束采风从山东回到大连，要来剧组看第一幕联排。荣姐告诉我，满堂老师得先去理个发，傍晚才到排练厅。初见满堂老师，他的第一句话就问我身体康复得如何，他说还好话剧剧组如今都在大城市里，你治病没被耽误。他聊起自己年轻时在黑河采风，夜里出发上火车前肚子疼，在按时上火车还是去医院检查之间，他选择了去县城医院。进了医院就被推进了手术室，切掉了发炎严重的阑尾。他说倘若忍痛上了那趟开往深山的夜行列车，他就回不来了。
看完第一幕联排，满堂老师把第一个发言的机会让给了我，他说要先听编剧的意见。这份信任，让我在那天消夜时有了破戒敬酒的冲动，满堂老师说劲松你喝水，气氛到了心意丢不了。他问起我的经历，我说二十八岁就辞职去北漂了。他说他也是那个岁数去北漂的，但没辞职，十年北漂在仿清楼给电影编剧们抄剧本，八十年代复印机还不普及，剧本用复写纸誊抄。他聊起的那些八十年代电影编剧里，除了李准、张弦、白桦外，都是与仿清楼一样陌生的名字，但那个中国电影与电影文学繁荣的八十年代，早已沉浸在我记忆深处，那些并不陌生的光影雕刻着我的年少时光。我对满堂老师说，能约个时间再听您聊聊那段经历吗，他先答应后又婉拒，他说当年那些电影剧作家都已成故人，我说回忆正是对他们年代最好的纪念。
11月中，话剧《老酒馆》如期在大连首演，满堂老师说舞台剧首演是创作的又一开始。看完首演，他去潍坊出席了新剧《南来北往》的开机仪式。他感慨自己年近古稀，有烟有酒，不是在采风的路上，就是在家里写戏的书房，我心归处是写戏。恰是写戏的间隙，在大连的书房里，满堂老师和我聊起了电影往事。
电影是我的启蒙
记者：听说你从小就是“电影虫子”，少年时代对电影的迷恋，如今留下的是哪些记忆？
高满堂：都是当年看过的影片，比如阿尔巴尼亚的《伏击》《宁死不屈》，朝鲜的《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这些影片看了很多遍。《宁死不屈》里的女游击队员很漂亮，被捕后被德国军官带到树林里，林子里挖了个坑，军官看着鲜花说，鲜花多美啊，但很快就要坠入泥坑多可惜啊，女游击队员意志坚定地回击道，鲜花衰落预示着你们法西斯的好日子到头了。当时觉得拿鲜花作比喻真有意思。《伏击》里在打德国鬼子前，女游击队员咬着嘴唇看着男游击队员，男游击队员也看着她，不说一句话。他俩看什么看？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大战之前不知生死的爱的表达，没一句台词，这场戏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电影是我的启蒙，文学的，情感的。后来看得多的是南斯拉夫影片。中国电影让我难忘的是放映故事片前加映的《新闻简报》，因为可以看到领袖接见外宾。
记者：你插队回城后上了大学，那时候看的电影应该就更多了，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
高满堂：我上的是三年的师范大专，我们学校后面是个部队大院，每天放电影，我就翻墙到大院里看。印象最深的还是日本的《追捕》，1978年引进的，看完了几天几夜在讨论，上课也传纸条讨论。以前没看过这样的电影啊，从表现手法、风格形式到故事都让我们感到新鲜，特别是真由美与杜丘的爱情。我们读中文系，就给《追捕》续结尾。我是这样续写的：真由美和杜丘彼此表白了爱情，但杜丘有了新的任务，与真由美告别，真由美说路上小心，我等你！杜丘点头，转身往前走，在十字路口，他中了匪徒的子弹，他慢慢转身望了正在目送他离去的真由美最后一眼，然后倒下。这个续尾让我们班同学一顿暴揍我，说续得太惨了，不能忍。
记者：那个年代，大家还习惯于中国戏剧叙事的大团圆传统，花好月圆。师专毕业后，你到中学当了语文教师，应该教过学生写影评。
高满堂：我们那时不叫影评，叫写电影观后感，教学生写的是三段式的议论文，第一段简短讲述电影的故事情节，第二段写这部电影给你的教育与启发，第三段写你今后怎么做。我教的学生从初中到高中，感受力、理解力与表达力不同，但这三段论方法通吃。学校有包场，包场看哪部电影，都会来问我，说让高老师定。学生写观后感，电影看一遍没明白的，那就看第二遍。电影票的钱都是班费，班费都是同学们捡旧报纸捡破烂卖了后攒的。最能卖钱的是铁块，为了看电影，不少同学到外面偷生铁，后来被抓，一问，原来是想买电影票。
记者：我中学时代也是学校包场看电影，到了寒暑假会发一套电影票，用订书钉订好的一沓。有回作文比赛，我抽到的是“评某某的表演艺术”，我就把那时候从《大众电影》等刊物上看的关于《人到中年》的文章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写了《评潘虹的表演艺术》，获了一等奖，奖品是一只手压式暖水瓶。
高满堂：《人到中年》轰动全国的时候，我快离开大连五十一中了，结束了我四年的教师生涯。那年我二十七八岁，当时大连高中生岁数普遍偏大，我也就比他们大了几岁，年轻气盛，打算离开学校换个环境。我是工人家庭出身，很想到工厂上班，大连罐头厂、水泥厂、缝纫机厂、自行车厂、高压阀门厂，都在五十一中周围，我跑了一遍，这些工厂全拒绝了我。我那时候已经发表了不少小说，就带着那些杂志往文化宣传单位跑，连吃了几个月闭门羹。听说大连广电局的电视台招人，我就直接敲开了曹局长办公室的门，进门就问，你们要不要人，曹局长背着身问我你写过啥，我说写过小说，曹局长转过身来看着我，让我把发表的小说留下。
记者:八十年代初是文学阅读的黄金年代，父母所在的单位都会订一两本文学杂志，最起码订小开本的《故事会》。每个省都有很多文学刊物。
高满堂：辽宁就有《鸭绿江》《芒种》《辽河》，《海燕》是大连的，当年都发表过我的小说。我的文学创作基因，来自从小看的大量电影。《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选登的是《后窗》和《海边有一间小木屋》，这也是我最有名的两部。《后窗》是伤痕文学，以孩子的视角写下放农村的老干部与美丽的慧嫂发乎情止乎礼的故事；《海边有一间小木屋》写吹笛子的盲童与赶海老人的故事。曹局长看完了我的这些小说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说写得好，电视台文艺部准备拍些电视剧，正在社会上找文艺人才，你可以来当编辑还可以写剧本，但进了电视台不许要房子，得先写个承诺书。我们当时都住简易房，全靠单位分房。想到可以进电视台，我就写了不要房子的承诺书。进了电视台后，接触到很多电影人。长影的李前宽导演是大连人，我和他弟弟李前安很熟，还有在大连公安局工作过的金韬导演，他们一回大连就和我们聚。饭桌上，我就听他们说怎么拍电影，当时就觉得干影视不出去不行，得跑长春、去北京。
记者:身未动，心已远。我是1998年从南京事业单位辞职去北漂的，也觉得北京的舞台大。
高满堂：八十年代初还是很保守，何况我刚进电视台。我就把去长春、北京的想法对曹局长说了，他爽快地答应，说眼光长远点好，年轻人就得到外面锻炼，可以以给电视台组稿的名义去，算是单位出差。北京刚成立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正好去加强联系。我先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在长影文学部的小白楼里见到张笑天等大编剧，发现他们基本在北京，我就跑去北京。当年大连到北京的火车往返得一两天，我就从一周变成三四个月才回大连一趟，算是北漂了。曹局长很支持我，我感恩至今。
北影厂仿清楼往事
记者：你北漂落脚点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仿清楼是你的“影视大学”，是你编剧创作真正起步的地方。
高满堂：仿清楼是北影厂区里的一幢两层、约有二十个客房的招待所，和长影的小白楼、上影永福路花园一样，只住电影编剧与导演。我1984年开始北漂，得感谢北影文学部的江怀延，他是演员江珊的父亲。他安排我住在仿清楼后面的剧组员工楼，七八层老楼，一个房间上下铺共住八人，像学校集体宿舍。老楼里住的是演员、摄影、美术、服装、化妆、道具等各个工种的剧组成员，像张丰毅等知名演员就是两人一房间。仿清楼里住的编剧与导演都是一人一房间，当年电影厂让编剧和导演享受最好的生活环境，而不是演员。我刚到北京时，李前宽导演正好住在仿清楼筹拍写王震同志的《西征大将》，对我很照顾。他的剧组一开会，就把我从老楼喊到仿清楼他的房间，听剧本讨论、导演阐述等。仿清楼最多同时住七八个剧组，长廊上一组组人在讨论。导演住的房间也是剧组开会的地方，参加剧组会的都是各部门的组长，读剧本、讨论剧本，现在叫围读剧本。
记者:我们第一次看到“围读”一词是从介绍韩国影视创作的文章里，说韩剧为什么好看，是因为导演与演员重视剧本围读讨论。其实这一重要创作方法，早就是中国电影生产的传统了。近二十多年中国电影产业飞速发展，有种观点是要我们学习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化体系。其实，中国电影工业化生产体系早就运行与实践了四十多年，那时就有戴着眼镜看的立体故事片《魔术师的奇遇》（上海电影制片厂1962年出品）和《欢欢笑笑》（北京电影制片厂1981年出品），也就是现在的3D电影，还有巨幕电影。从新中国成立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等，都是用工业化流程组织电影创作与生产。与罐头厂、缝纫机厂、自行车厂等一样，电影厂是当年国民工业体系中提供人民生活用品的一分子，生产的是精神生活用品。
高满堂：文学部抓电影剧本，是电影厂的第一车间，也是生产核心，电影文学剧本是电影故事片的发动机。在仿清楼，见过李准、白桦、叶楠、苏叔阳、毕必成、张弦、王树元、徐子衡、秦培春、彭名燕等著名编剧，他们大多不修边幅，一看就是被剧本熬的。文学部编辑就五六位，负责对接各位编剧，编剧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八十年代，中国住房很紧张，大多数编剧回家没地方静下心来写作。在仿清楼里，澡堂、食堂等生活设施齐全，来了，就不想走。
记者: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邻居》就是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居住状况的。
高满堂：当年编剧竞争很激烈，文学编辑很严苛，江怀延说过文学编辑这一行是以挑剔为职业的。编剧不管大小，写的剧本都得面临文学编辑与主管剧本的副厂长等人的审核与讨论，仿清楼楼道里常听到“谁谁谁今天过堂了”的叫喊，就是那位编剧的本子那天过审了。当年剧本都是用北影厂稿纸手写，一遍遍根据修改意见重写，但懒得重抄，就在修改段落上将新写的内容用胶水粘贴上去，反复修改多次粘贴，剧本稿纸就厚得跟煎饼似的，时间长了掉地上有的都碎了，一部剧本手稿最后拿出去“过堂”时比香河肉饼都厚。这样的手稿往厂领导面前一放，“你看我改了多少遍”，先拿个态度好的印象分。当年没有电脑打印，硬笔书法很火，我的字写得好，一位编剧请我帮他把“肉饼”厚的剧本抄一遍去过审，没想到折腾了很久的那个剧本顺利通过，我一下子成为仿清楼编剧们的吉祥物，大家纷纷找我抄剧本。
记者：你帮仿清楼编剧誊抄剧本，有收入吗？
高满堂：没有。编剧找我时就说了，我可没钱。我说没事，我愿意。那以后，我的书包里就多了几样家把什：剪子、浆糊、复写纸。那时候没复印机，一个剧本就靠复写纸同时抄出几份。剧本一多，我就成宿抄。编剧手稿上的字大多是破马张飞，看不懂的字和句子，我就去仿清楼敲门问，几乎是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服务。誊抄了剧本，我就有机会被邀请当个“小参谋”出谋划策，参加剧本讨论。我如饥似渴地做笔记，听他们争论，看他们拍案。我骑着自行车欢快地帮他们买酒买菜，也就是白菜豆腐炖个火锅、几个便宜的下酒菜；给他们斟酒，看他们借酒发疯，听他们高谈阔论，快乐无边。仿清楼剧组里各路人川流不息，南腔北调，大酒大肉，夜半歌声，那种畅快自由很难忘。有回一位编剧临时离京，让我住到他的仿清楼房间里抄写剧本。一天，通知晚上八点有热水，我难得洗上热水澡，赶紧去买了挂面、小菜、二锅头，准备了小煤油炉子，想吃饱喝足好好洗个热水澡。晚上八点一到，我打开龙头放水，浴缸里的水起初是可乐色的，一会儿变成茶色，好久之后才是清水。刚准备好，没想到来了一老师，他已经喝得舌头老大了，却还要喝，不能让他扫兴，那就喝吧。他可能是啤酒喝多了，总上卫生间。等他走后，我脱衣服进了卫生间，顿时就傻了，浴缸里的水又变成了茶色，他一趟趟地跑卫生间，把尿都撒在浴缸里了！我怒火中烧，忍不住破口大骂。那位老师亦师亦兄，后来对我帮助很大。
制片厂，电影资料馆，我的大学
记者：在他乡漂泊，友情也是财富。
高满堂：给我帮助的很多编剧老师，都故去了，他们在仿清楼里的争论记不清了，记住的就是细节。我第一次见到李准，他也是先写小说后写电影剧本，《李双双》《老兵新传》《大河奔流》以及《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都是他的剧作。他告诉我，好的电影剧本给导演一百个情节，不如给几个细节，有了细节，满盘皆活。在仿清楼，我遇到的每位编剧都是我的老师，我誊抄的每个剧本都是一本教材。编剧写的那是文学剧本，到了导演手里，要改成分镜头剧本，但导演对文学本也很挑剔。有位老师的剧本写了一句“车间里一片繁忙”，导演说这几个字你让我拍什么啊，太笼统。车床车间与刨床车间的繁忙是不一样的，要表现现实，编剧就得去体验生活。水华导演有回看到剧本里写着“妇女拎着一袋粮食”，跟编剧说你去给我拎一袋粮食来，看你能拎着走几步。所以不对，应该是“扛着”一袋粮食，这个都搞不清楚还写什么农村戏啊，不成，你还得继续去下生活。他们以严谨坚守着中国电影真正的现实主义传统。
记者:当年剧本确定后，导演还要做哪些准备？
高满堂：导演一般要找同类型、风格相近的国外影片观摩，到小西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选好片子，报一下观看人数做个登记。选的都是欧美和苏联的新片，没有配音，有的有字幕，无字幕的就在放映前由工作人员口述一下剧情。我认识资料馆的岳小梅大姐，有导演拉片，她就通知我，我就带着面包、汽水蹭进资料馆放映厅，几部片子看一整天。导演组出门吃饭，我不出去，否则就进不来了。看完片子，还能听到导演与剧组部门长的热烈讨论。当年的导演都是陈怀皑那辈的，部门长就是张艺谋等后来的第五代导演，我都在资料馆放映厅见过他们。看内部资料片是我北漂时的盛大节日，如饥似渴，看完回到宿舍还把观后感写下来。印象最深的是美国《战争风云》，用爱情故事线写了二战，当时看了挺震撼的。
记者：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时，这叫拉片。九十年代末VCD普及了，但学校里很多经典片用的还是家用录像带，影像不清晰。八十年代能看到胶片放映的外国原版片很难得，电视机小屏幕与大银幕的视觉感受是不同的，特别是看注重影像叙事的欧洲电影。近年来，北京小西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厅成为艺术院校师生与影迷观摩经典电影的胜地，特别是数字修复版经典片的重映，各国大师作品单元、艺术流派主题单元，电影艺术教育更普及于大众。
高满堂：北漂那十年，北影厂是我的电影课堂，从仿清楼、电影资料馆到家属大院，是我的校园。北影厂很多人认识我，邀请我去家里做客，吃百家饭。《钢锉将军》的编剧萧马老师喜欢养热带鱼，当时很稀罕，他邀请我去他家观赏过。我和于晓阳导演处成兄弟了，常去他家蹭饭，他父亲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老师。有回去他家吃饺子，我聊起大连造船厂的困境，两万人的大厂账上只有几千块钱。于洋老师演过《火红的年代》，对工人一直有感情，他对我说，小高啊，你应该写下来，造船厂拍出来多有气魄啊。晓阳也对我说，哥你来写，我来拍。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写了电影剧本《铁血合龙》，发表在1992年第四期《电影创作》上，后通过北影立项，最终由福建电影制片厂投资拍摄，改名为《大海风》，于洋老师友情出演，这部影片荣获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电影华表奖。我记得写《大海风》时给我的片酬是一万元，因为这部影片，我才以编剧身份正式住进了仿清楼。我的剧本真正被北影投拍的是《潇洒一回》，这要感谢齐士龙老师，他那时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任教，但还住在北影大院。他已经导演过电影《乡思》，殷亭如、张国立演的。齐老师的岳父是国画大师黄胄先生，每回到他家吃饭，都能听到不少有益的东西。《潇洒一回》剧本原是写县城文化馆故事，齐老师看完觉得太土了，我就改成了京剧团。他推荐给了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许同钧教授，许导拍过《珍珍的发屋》，熟悉北京，《潇洒一回》就成了反映1992年北京风貌的剧情片。这两部电影之后，我就逐步离开了北京，北影厂也在全国国营电影厂的改革大潮中变化着，门厂口靠蓟门桥那边的破墙开了家涮羊肉的火锅店，店的后门通北影大院，那家店成了我们的大食堂。
记者:那家火锅店我有印象，1998年我在电影学院进修时还在，两层楼，当年价格不便宜。每天上午北影厂门口都有群演在那儿接活儿，当时怀柔已经建了星美影视基地，台湾古装电视剧都在那儿拍的。也就是在那家火锅店门口，王宝强被导演发现，主演了《盲井》。九十年代，大众主流文化生活被电视文艺占据，流行歌星、综艺晚会与电视剧取代了电影院里的电影，很多影剧院都改成了图书、服装大卖场，或者是歌舞厅夜总会。大家不是不看电影了，而是电影故事片的传播与观赏方式变了，“打开电视看电影”， 电影频道（CCTV-6）应运而生。
高满堂：电脑打印、复印机的普及，淘汰了我这样的剧本誊抄员；房地产行业从北京等大城市破冰，编剧的居住环境逐步改善；主要是国营电影厂的机制革新，民营资本逐步进入电影业，四十年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就瓦解了，仿清楼风光不再。
记者:这种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主要体现在北京、长春、上海、八一、珠江、峨眉、西安这七家电影制片厂。这七家除了有固定编制的编导演等主创，还有摄影车间甚至胶片洗印等全套制作硬件与相应员工。
高满堂：这七家也都有各自的“仿清楼”，以及刊发电影剧本的杂志月刊，从创作、制作到宣传发行，很全面的产业链。《电影创作》就是北影的剧本杂志，《电影文学》是长影的剧本杂志，我的《关东民谣》就刊发在长影杂志上。这七家也是全国电影制片厂的孵化制作基地。比如我的《大海风》最早是北京立项，最后被福建电影制片厂拿去投资拍摄了。齐士龙的《乡思》就是江西电影制片厂出品。
记者：福建、江西包括当年的南京电影制片厂，都没有像那七大电影厂那样完整的生产体系与制作基地，只是依附于这七大厂的创作与制作能力。比如南京厂出品的影片基本都是与上影厂合作完成的。这些地方电影厂主要是出钱投资，很像如今的民营电影投资机构。八十年代，没有票房统计，是以卖拷贝数来核算一部电影投资亏盈的，这是当年的特点。
高满堂：九十年代是中国电影的转型，很多事情都变了。在八十年代，看到这样一句台词“警察进房间后，把警服脱了挂在衣架上后去吃饭了”，导演就会问这件警服归道具管还是服装部门管，顺着剧本中这件警服的情节，剧组主创讨论半天，讨论不出个子丑寅卯，但把人物与情节都理顺了。到了九十年代后，就没有这样的讨论了，服装直接准备一件就得了。有回我在一剧组看到民国中学校长给情人送了副对联，我一看那对联上的字，太难看了，一问，是剧组管道具的农民工临时写的。资本的指挥棒，搅乱与破坏了中国电影的工业化建制与流程。
回到大连，奔赴电视剧蓝海
记者：1994年后，你就回到大连电视台，继续电视剧创作。其实在八十年代，你写的电视剧作品已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高满堂：那时候央视只有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过我编剧的《荒岛上的琴声》《竹林街15号》《停泊十天》，一般都是上下集，剧作很接近电影剧本，也有六集的中篇电视剧。当年央视分管电视剧的是黄惠群台长，她在全国找剧作家成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特约编剧，仿清楼里的电影编剧都被她请去过。还经常组织我们到九寨沟等旅游胜地举办笔会采风，就是为央视写电视剧，在那些笔会上，我认识了各地很多剧作家。八十年代，电视剧编剧队伍是从电影厂里拉出来的，为后来的中国长篇电视剧的剧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记者:离开仿清楼后，你的电视剧创作进入了飞速发展期，也合作了很多电影导演执导你的电视剧剧作，北影陈国星导过你写的《抉择》，影视编导人才相通，用现在的词叫双向奔赴。
高满堂：电视剧在九十年代突飞猛进，很多电影导演也都开始投身其中。我与陈国星的缘分也是在仿清楼，他从演员转行导演已拍了好几部电影，我们常在于晓阳家里喝酒，这才有了1998年初他邀请我写《抉择》的电视剧剧本。《抉择》改编自著名作家张平的同名小说。陈国星那时在美国参加圣丹斯电影节，我看完原著后给陈国星打电话说我改不了，原著有三点没法改，就是会议多、电话多、议论与心理分析多，主要靠这三点写故事，没视觉场景。陈国星和“金英马”的滕站坚持让我改编。后来我下了功夫。我把写好的大纲传真到洛杉矶的中国大使馆，陈国星说他在美国看我写的大纲激动得都流泪了，我猜那是他第一次导电视剧，感情丰富了点。《抉择》播出引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波澜，成为第一部反腐题材的电视剧，十七集，当时算长篇剧。
记者：《闯关东》首播是2008年，是那时的长篇剧，五十一集，你的代表作。
高满堂：这部剧早在九十年代就开始谋划，还是张宏森同志提议的。当年他陪著名作家冯德英先生从山东到大连电视台参加我们的文化访谈节目做嘉宾。节目叫《天南地北山东人》，他俩代表山东、我代表大连，聊到我父辈闯关东往事的时候，宏森说写一写闯关东吧，我说好啊，咱俩一起写。宏森说他写山东，我写关东，山东部分一两集够了，关东部分得写个五十集。节目做完，他俩回山东了，把执念留给了我。后来，我陆陆续续去老关东地区采风，开始动笔的时候，我已五十岁了。
电视剧剧作其实是编剧的独立文本
记者：在你的电视剧剧作创作高峰时期，中国电影院线产业也飞速发展，这二十多年，你还涉足过电影创作吗？
高满堂：有过三部电影作品。一是那部《关东民谣》，2003年长春厂拍摄的，写乡党委书记反腐的故事。二是2015年安战军导演的《北京时间》，写建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工人跨越五十年的爱情故事。三是2021年的《我的父亲焦裕禄》，这是焦书记的二女儿焦守云让投资方找我写的本子，郭晓东、丁柳元主演的。三部都不是高票房电影。估计现在的电影观众都很少知道，但有部我参与创作的影片，现在豆瓣评分很高，网友给到了9.4分，就是1999年陈国星导演的《横空出世》。筹拍时，他又把我召回仿清楼，让我帮忙改原来的剧本。我住了三个月，采访了国防科工委等科学家还有大将军，但最后实在写不动了，我说快换人，让宏森来吧。那是我最后一回住仿清楼，可能就是这一个电影剧组。来不及唏嘘长叹，我就离开了北京。我对陈国星导演最大的贡献是帮他起了现在的片名。原剧作的片名叫《马兰草》，我觉得与影片故事与情怀不相称，格局太小。我脱口而出“横空出世”，很多领导一下没回过神来，我就朗诵毛泽东诗词《念奴娇·昆仑》给他们听，大家有了感觉，接受了，最后影片画面片名还用了毛体书法。
记者:《横空出世》片头署名里，你是策划之一。影片最后呈现的剧情与台词，与原剧作差距大吗？
高满堂：显然是不同的。电影最终是导演的文本，《横空出世》最终是多个编剧集体智慧的呈现。九十年代，北影厂依然遵循八十年代文学责编流程，文学部会与编剧签独家署名权的合约，但剧本到了导演手里进行二度创作时，导演很可能再找其他编剧进行修改以更加完善，那些将原剧作改得更好的影片署名上，后来的编剧就做了无名英雄，只能被冠以“策划”或“剧本统筹”等创作职务来体现。这些年，很多大片的电影编剧署名越来越多，最多的有八九个编剧一起署名，这在国营电影厂的年代几乎不可能出现。
记者:说明现在的投资方与导演对编剧创作署名权益意识增强，但也说明电影剧作家独立时代的相对落幕。现在我们常常参照好莱坞的电影剧作创作体系，细分成谁擅长写剧情，谁写台词好。前些年，美国编剧罗伯特·麦基到华开过“故事”培训班，出版的《故事》一度成为中国青年编剧入门的“圣典”，但收效甚微。现在大家还是在说电影缺好故事、缺好编剧，谈麦基理论的人也少了。近年又在发明会写电影剧本的机器人。
高满堂：数字集成的人工智能工业产品不会是电影剧作的发展方向，影视剧作是文学的，可以通过影视制作的工业化体系去孵化、孕育、创作、完善，但终究是人文精神作品，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输出的。好莱坞再强调电影编剧的团队化、流程化、集约化，每年站在奥斯卡最佳编剧奖领奖台上的编剧还是一两人，很少见过一群编剧上来领奖的。真要有机器人写的电影剧本获奖，上台领奖的应该是工程师。
记者：在四十多年创作生涯中，你先后涉及了小说、电影剧本、电视剧剧本三种文体，三种文体创作几乎没有交集。
高满堂：三种文体都属于文学大范畴，在文学期刊的火红年代里我写小说，国产电影繁荣时我学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渐成大众文化主流时，我开始写电视剧剧本。
记者:应运而生，顺势而为。
高满堂：我觉得电视剧写作更“本我”，收入也高。电影剧作不完全是作者文本，最终呈现是导演文本，有的甚至会是投资方文本。电视剧剧作与小说，都是作者的独立文本，特别是小说，很自由的个人写作，我写过二十多部中短篇。听说现在很多作家都希望自己的小说被改成影视剧，但不是所有的小说都适合改成影视剧，文学改编其实挺讲究的。当年我改《抉择》，在原著的书上做笔记进行场景情节转化，标注得密密麻麻的那本书，我一直保留着。每当有制片方拿着一本小说找我改编时，我就望着书房里那本《抉择》，坚决婉拒。那部戏成为我改编文学作品的唯一剧本。
记者:当年仿清楼里的那些电影剧本手稿，到今天，你一直保留着。
高满堂：保留了很多，自己写的，帮编剧老师誊抄的，还有当年《电影创作》等电影文学杂志。它们都陪着我先后从北京坐上十六个小时的火车回到大连，三十多年，我的书房越来越大，每回搬家，我都怕落下它们。现在不会再搬家了，我也就不担心把它们给弄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