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军东征”、文学市场化和文学空间的扩张
三十年前，1993年，有两件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史，值得记录。一是花城出版社先锋长篇小说丛书出版，该丛书收入格非的《敌人》、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孙甘露的《呼吸》、吕新的《抚摸》和北村的《施洗的河》六种；二是“陕军东征”。1993年5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记者韩小蕙的报道《陕军东征》，介绍北京四家出版社推出的四部陕西作家长篇小说：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和京夫的《八里情仇》。先锋长篇小说丛书在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延长线上续写先锋形式革命和文体扩容的可能；“陕军东征”则不仅在陕西，一定意义上也是在新中国长篇小说延长线上，推动中国现代小说文体升级。“陕军东征”之前，无论是《创业史》，还是《浮躁》和《平凡的世界》，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都代表了新中国文学某一个历史阶段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现在看，虽然，代表“陕军东征”的是哪些长篇小说有不同说法，但恰逢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新起点，陕西长篇小说的群体性出击(我们现在的研究还基本局限在文学领域，“陕军东征”和八十年代文艺界的“西北风”之间的关系，有待考辨)，它作为开启九十年代文学的重要文学和文化事件，已经是基本共识。如今，经过三十年的时间淘洗，《白鹿原》和《废都》已经是几乎被每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认定的标志性和代表性文本。
“陕军东征”成为当时一个现象级的文学事件，其中得到地方宣传部门的肯定和助推。韩小蕙的报道经当时的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巨才批示在陕西媒体转载。但对个体的作家而言，并没有因为“陕军东征”所积聚的能量和社会资源，而赢得更大的文学空间。贾平凹的《废都》(贾平凹《废都》的“重勘”正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丛治辰撰写专文，将在后面发表)遭遇的批评直接影响到作家的文学生活和创作发展。陈忠实的《白鹿原》参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一波三折，最后只能以些微妥协的“修订版”获奖(关于《白鹿原》和茅盾文学奖已经有很多回忆和研究资料，在此不赘述)。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委胡平有文字记录本次评奖，特别提及：“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困难的症结在于《白鹿原》”，按照他的说法：
从作品所描写的客观生活呈现出的历史发展趋势看，它不存在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出现争议的地方在于，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关于“翻鳌子”的一些见解，关于“国共之争无是非”的一些见解，虽然只是从一个人物之口说出，但采取客观角度表现之，可能引起读者误解。此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大关系的性描写也可能引起批评。有了这两条，特别是第一条，在《白鹿原》通往茅盾奖的道路上荆棘丛生，吉凶难卜。谁也无法说清若评上会怎么样，若评不上又会怎么样。也许可以找到许多理由为它辩护，又可能会出现同样多的理由制造反诘。尽管说起来作品的得失要由历史和人民评价，但目下就评奖而言权力全在23名评委。评委会上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家都回避这一敏感问题，投票上见；一种是亮开观点争执不休，最后还是投票上见。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发生的是第三种情况，即会场上出现了全体评委各抒己见，相互协商的局面[1]。
这篇“经历”发表在《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同期还发表了贾平凹谈《白鹿原》获奖的短文《上帝的微笑》，其中写到：“当我听到《白鹿原》获奖的消息，我为之长长吁了一口气。我想仰天浩叹的一定不仅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冬天里，很多很多的人是望着月亮，望着那夜之眼的。”“其实，在读者如我的心中，《白鹿原》五年前就获奖了。现今的获奖，带给我们的只是悲怆之喜，无声之笑。”[2]程光炜认为：“1992年邓小平南行后，进入深水区的‘市场经济’全面铺开，现在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项改革是对中国新时期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的重大举措。所以，九十年代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文学样态，这跟八十年代文学有本质的区别。”[3]那么，怎样的文本？怎样的审美元素？经由哪些力量和途径“市场化”？这些都是值得细究的议题。本期罗先海教授谈到的编辑组稿以及改革开放进程中政治和经济变革的不对称性和时间差体现在现象级文本往往关乎作家和作品的命运，也关乎作家和作品的市场表现。
王跃文《国画》首发于《当代》杂志1999年第1期和2期。1999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国画》初版本，不到三个月重印五次。无疑是一本超级畅销书。《国画》后因故停印，近十年的时间没有正式出版。《国画》恢复出版后，有十几家出版社的各种版本，有的版本封面标为“最新增订版”。除了正版，《国画》的出版和停印过程中，盗版一直没有停止过。按王跃文的说法，有出版业界人士估计，盗版《国画》总量应该在500万册以上。事实上，“盗版”是现象级文本生成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八十年代末以来，绝大多数现象级文本都或多或少地遭遇过盗版的命运。盗版属于违法甚至犯罪行为，但客观上盗版又扩张了现象级文本的影响力。而且，和盗版有着关联的是图书发行放开之后，民营书商的崛起和草创期的无序。随着对书商和民营出版发行机构的规范，当下文学出版格局中，民营出版已经是一支最有活力的力量。《国画》(最新增订版)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即为凤凰联动策划出版。不仅是《国画》，《一个人的战争》除了《花城》1994年第2期“期刊版”，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先后就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和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等不同的版本，其中前两个版本应该是有书商或者民营出版机构参与其中的。盗版是中外图书出版史一个一直存在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学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有过盗印本。而书商和民营出版则和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研究“二渠道”发行、盗版、书商和民营出版等等与现象级文本，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地开拓。
应该说，我们今天对文学的商品性和市场化，通俗地说，对“炒”的接受早已经不是问题。对作家和作品“炒”的认同其实是对文学商品和市场属性常识的尊重。在“陕军东征”余热还在的时候，《小说评论》1994年第1期即发表了署名“五湖”的文艺随笔《也炒“陕军东征”》。作者并不否认“陕军东征”是“炒得沸沸扬扬”的话题，“如果说‘陕军东征’是被新闻媒体界炒起，这话有点不太科学，但是对于陕西几位作家的几部作品，各路新闻界显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慷慨，却是事实。连年征战于‘性’、‘名星’、‘富豪’搏杀中的报刊大战，这一回，来了一个焦点转移”[4]。与其说是“焦点转移”，不如说是材料的替换。今天回过头梳理，九十年代媒体对一些小说的“炒点”，“性”从来没有缺场过，只是现实的“性”，换到了小说的“性”。《也炒“陕军东征”》提出“在炒的使命完成之后”，“接下来应该是批评的介入，文学批评的常识性要求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陕西东征’的气度恐怕也欢迎科学的剖析和讨论，因此，批评的‘温文尔雅’不应变成羞怯的窃窃私语，人们知道，越是充分的乃至锋利的探讨，就越对作家今后的创作有益，更对整个文学建设有益”。那么，在《白鹿原》出版30年之际，在中国知网输入《白鹿原》这个“篇名”能够检索到2149个结果(截止2023年2月15日11时)之际，在《白鹿原》的“故乡”，发表沈杏培教授这样一篇“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既重勘《白鹿原》，也重勘《白鹿原》批评史的清理之作，无疑是有着积极的示范意义的。
按照罗先海的考证，从一开始出版社就意识到《国画》潜存的风险。这种风险不只是有读者认为《国画》是“现代《金瓶梅》”，而且更重要的是官场小说潜在的“批判现实”的政治风险。但出版社的研判《国画》的市场效应会比较好，“彼时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的人文社”需要《国画》来提振市场。面对潜在的政治风险和眼见的市场效益，“不炒”是出版社相对安全的策略。故而，才有聂震宁代表人文社主动将《国画》出版样书送至新闻出版署审核，并明确要求，鉴于《国画》可能存有的“不同看法”，人文社对《国画》采取不作任何宣传炒作的出版和发行策略，新闻出版署也几乎对《国画》的发行策略持肯定态度。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九十年代“热卖”的长篇小说，“炒”和“不炒”有时只是市场推广策略的选择。最终能否赢得市场，关键还是读者阅读心理，而“炒”只是激活和放大读者的阅读心理能量。《国画》出版十年之后，2009年《湘声报》有篇专文分析持续十几年之久的官场小说热。一方面，记者看到了“这本不见宣传不见炒作的《国画》，当时在街头书摊上盗版书随处可见，这种热，是一种民间的自发行为”；另一方面，记者借书店和出版界的相关人士之口认为官场小说“内容涉及权钱交易，满足了读者猎奇心理，而且还对部分读者起到了升迁指导的作用，是该类书热销的主要原因”[5]。因此，考察现象级文本如何成为现象级，需要综合时代性以及更深层次的读者心理和文学传统。故而，我们能否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女性写作兴起仅仅归咎于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可能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往往是社会热点、公共议题和事件只是“一种关注”。虽然不是论述的重点，行超谈《一个人的战争》已经点到这个问题，也期待对现象级文本的“重勘”更具历史感和整体性的视野和能力。
注释
[1]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2]贾平凹：《上帝的微笑》，《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3]程光炜：《一个具体案例中的“九十年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2期。
[4]五湖：《也炒“陕军东征”》，《小说评论》1994年第1期。
[5]姚依农、黄波：《官场小说为何这么热？》，《湘声报》2009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