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宇：乡土文学叙事的承继与超越
近年来，随着中国作家协会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实施与相关作品的出版，对新山乡巨变创作的讨论也成了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这个话题的讨论中蕴含了当下乡土文学研究历史化的思考。
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放到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农村题材）创作的历史来考察，可以发现其对现当代乡土文学传统的承继。在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它形成了自身的叙事传统，如“城里人”返（下）乡的叙事。“五四”乡土小说，如鲁迅的《故乡》，其中就有一个返乡者“我”，小说用“返乡者”的视角来叙述故乡，在一种今不如昔的感觉中呈现出一种反封建的启蒙叙事追求，小说内在地提供了一种如贺桂梅老师强调的文明史视角。在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也有“城里人”下乡的叙事。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三三》写了一个白脸有病的城里男人到乡下来寻求休养却终究没有被治愈的故事，从文明批评的立场来看，这个白脸男子符合逻辑地走向了死亡，其中体现的正是对都市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在“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中，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无疑是代表作，小说中的邓秀梅是县里派到清溪乡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下乡干部，以上这些城里人返（下）乡形象，可视作新山乡巨变创作作品如《宝水》中的地青萍、《热雪》中的肖圆圆以及《莫道君行早》中的肖百合等形象的先声，或者说这些下乡者或返乡者形象是对现当代乡土文学书写传统的激活。此外如民间叙事传统也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中有所承继。当然，最为直接具体的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影响，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在时代主题、人物形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甚至于从文学村庄视角切入叙事等方面，都可见出对《山乡巨变》的呼应和回响。
阅读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又能发现它对传统的超越。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中，《人民文学》杂志有个栏目叫“新时代纪事”，这个栏目刊发的作品很多是书写脱贫攻坚的报告文学作品，把它和同题材小说放到乡土文学传统的历史链条上来考察，可以发现这些作品对传统的超越性。首先是站在新的时代，站在现代性发展背景下来写乡村，写出新的乡土中国样貌。如铁凝主席所言，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深入乡村表现其新特点新生活新现实，呈现出了一种具有新时代气息的乡村巨变，如很多作品都写到了互联网、快递和文旅融合这种新农村的生活。其次是塑造时代新人，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作品里，这种时代新人，既有作为领头羊的村党支部书记，特别是驻村书记，也有作为奉献者的扶贫志愿者这一崭新形象，他们为实现梦想而无私奉献，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更重要的是塑造了新时代新农民的形象，写出了他们的时代精神风貌，他们不但具有积极改变贫困生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有坚持这种意识的行动，作家们在这些人物身上挖掘出了历史前进的总体脉络与内在必然，如关仁山《金谷银山》里的范少山和《莫道君行早》中的麻青蒿等，他们是新时代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史诗中的新时代典型，显现出新时代的精神特质与精神高度。
当然，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在写人的心理等方面，还可以加强对人物内心复杂性的书写，这方面目前可能还不够。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贡献了亭面糊这样的中间人物形象，他们作为历史中间人物，负荷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与思想信息，我个人觉得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有利于体现现代化进程带给人的新生活方式的冲击，更是呈现了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革命，由此表现出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另外，作家在热情拥抱生活，进行新时代山乡巨变主题书写时，可能还必须保持一种与生活的对话性，既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要抽身反观，通过寄托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典型场景甚至生动细节中的叙事表达，实现主题写作在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谱系中的新发展，构筑不负新时代的伟大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