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问题意识进行辩证的批评
叙事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的核心要素。文学的漫长历史赋予“叙事自觉”相当的重量，没有文学叙事能完全脱离特定的“价值”或“意义”关切；文学的时代机遇又敦促“叙事自觉”思考新变与突破，文学叙事总要在继承与融会中别开生面。中国当代小说叙事自觉包含的“重”与“新”决定了它的难度，深度介入就必然与系列棘手的问题劈面相迎。也正是在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时代问题的发现、描述、分析、回应中，徐阿兵的《中国当代小说与叙事自觉》展示出执着的问题意识与辩证的批评思维。这部著作以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自觉为主线，讨论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对文学意义和价值的自觉追求，“当下感”与“形式感”构成了主线的两翼。
众所周知，当代文学是“问题丛生”的领域。无论是对某些关键性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文本和作家的价值判断，都存在较大的分歧，而新媒介技术的兴起和数字人文研究的升温更加重了当代文学讨论的复杂性。什么是当代文学？诸多理论方法介入当代文学为什么带来了更多的困惑？当代文学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方法？如何把握当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的“新质”？小说区别于新闻、诗歌或影视的反映现实的独特方式是什么？当代小说是否表现出新的创作动向或趋势？在论著中起统摄与导引作用的“前言”里，徐阿兵提出了富有整体性的连续追问。这些问题不仅是进入论著所涉对象前的必要理论热身，而且应当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研究自觉的理论前提。所谓自觉的理论前提并不是在开展具体研究前复诵某些定义或定论，而是指始终葆有对论述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以及看似不言自明的“理所当然”的反躬自省，即在理论展开同时保持警惕。
相比于就理论谈论理论，徐阿兵更青睐于实现理论和文本的相互阐释。因此，对当代文学整体性的追问必然得到更细致的延伸与转化，问题自然进入了相对具体的小说叙事的层面，读者也随之涉入了论述的主体部分。
随着研究视野深入广阔的文学现场，当代小说叙事自觉在观念、技艺、伦理、语言、传统等方向上呈扇形打开，徐阿兵在当代小说纷繁芜杂的创作中发现了许多有趣的问题：
小说叙事与时代话语之间应保持怎样的关系？文学虚构如何与当下事实不即不离？当下体验如何丰富或限制了小说家的创作？个体价值至上的“小叙事”是否就放弃对人类存在根本处境的追问？“小叙事”如何或凭借什么参照物来确认“自我”的位置、力量感及可能性？无论是试图为时代代言还是仅强调自身的话语权力，小说叙事意图与其客观呈现是否严丝合缝？小说家们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真的不存在明显的“裂隙”吗？
就这些问题而言，徐阿兵发现，即便从作家意图来考察其叙事效果，两者之间也往往是不对称的，即作家所“意识到的”内容与“暨乎篇成”之间存在难以忽视的落差。汪曾祺、林斤澜、孙犁、王安忆、张炜、邱华栋、阿乙、李浩等作家的小说叙事为这种发现与疑问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文本症候。如何体验当下和日常、如何体认小说的形式与传统陆续得以讨论，一批值得把玩的文本细节浮出了叙事水面，它们将引发这本论著第三个层面的追问。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为何重要人物除了“师师”之外几乎都没有名字，而次要人物反而都有名有姓？李浩坚持技法试验，那他作为小说家独门绝技的魔法何在？这种魔法是否仅是昆德拉和纳博科夫的汉译版？汪曾祺和林斤澜的漫谈各自隐含着怎样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的分析与阐释，同时也是这部著作批评辩证法的展示过程。
《中国当代小说与叙事自觉》的辩证批评意识，直观地表现为几组关系的高频出现。“当下感”与“形式感”、“传统”与“当代”、“时代”与“自我”，乃至曹雪芹与纳博科夫或博尔赫斯，它们出现在论著的结构框架和批评演绎中。或许可以说，这部论著总能在时代与文学叙事的对话中发现批评对象的内在张力，从而形成其辩证批评的丰富与饱满。在合论汪曾祺和林斤澜的小说理论阐述时，徐阿兵写道：“在新潮迭涌的80年代，不少作家和评论家为理论和方法创新而疲于奔命，他们却以退为进、以故为新，自觉回到民族文学传统，并以之为立足点……两位好友所见略同，一面回溯传统，一面对话当下，以此探讨古今中外共通的文艺规律。考虑到学界迟至90年代才大规模地探讨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他们的工作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两位小说家的小说理论阐述，看似在文学叙事与时代潮流的关系、文学观念的更迭等讨论上倾向传统、以故为新，其实却又具备相当的超越性与现代意识。
优秀的作品往往复杂多义，深入研究对象的过程也就是其内在的辩证性在分析中得以还原和发现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徐阿兵提出，汪曾祺和林斤澜主张小说家对生活的认识可以不明朗、需要反复思索，才是有个性和价值的见解；李浩将“非日常性”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深切体察之上，将人在生活中处于庸常和卑微境地、感受到劳烦与压抑的沉闷单调的常态化的“轻”，经由精细描摹转化成阅读感受上的“重”，才塑造了他独特的小说美学风格。也正是在以辩证批评解析优秀作品丰富性的坚持下，得到肯定的论述对象同时也暴露了可能的缺陷，例如对中国传统和现代文论的轻忽和对“翻译腔”语言风格的容忍。
或许更为关键的是，在执着的问题意识和辩证的批评方法的合力下，对中国当代小说叙事自觉的研究始终保持着与时代主题的对话关系，这也是未来小说叙事自觉应有的视野与坚持。作为艺术的文学和作为事业的文学原本应为一体，这是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人民文学的传统所号召的。在这个意义上，这本论著强调融会古今中外优秀资源，艺术地把握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地方知识与国族记忆、个人经验与文学传统等关系，书写当代中国人的喜乐与憧憬，这既是观点的阐扬，也是学术意义的自觉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