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读了罗伟章的小说。当看到小说主人公桂平昌走到一个洞口，跟白骨躺下来，说我们谈张大孃的事，谈杨浪的事，阿来说：“这个小说就这样成了！”
阿来看的是罗伟章的新书《隐秘史》。
《隐秘史》叙事干净利落，意义深邃。围绕一起扑朔迷离的凶杀案，读者似乎进入一个未知的圈套，穿过层层迷雾，探索罪恶背后的人性，以及人物内心的隐痛。小说不仅超越了同类题材创作的主题，也在描写技法上有所突破。
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能同时写虚构和非虚构作品，而罗伟章恰恰在这两类不同体裁的创作中游刃有余。他说，写非虚构，是想更加真切地了解现实。“道听途说不行，走马观花也不行，非得深入进去，融进去，有一阵毫不含糊的摸爬滚打，这样才能对现实发言，才有起码的操守和底气。”罗伟章觉得，非虚构写作既是为自己的虚构写作积累素材，也积蓄底气。另一方面，虚构写作对非虚构写作也有极大帮助，比如对视角的要求，对结构和语言的要求，终归起来，是对文学审美的要求，虚构写作的训练和高标准，也会移植到非虚构写作中，提振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品质。
中华读书报：从《声音史》《寂静史》到最新出版的《隐秘史》，你有怎样的创作规划？
罗伟章：三部小说起初并没有整体规划。《声音史》写到快一半的时候，其中有些片断，描述大地的寂静，我自己写着那些文字，禁不住悚然一惊，发现物也好人也好，看上去可能是喧嚣的，比如一条奔腾的大河，它是喧嚣的；一个风风火火的人，他也是喧嚣的。可在另一些层面上——为什么存活于世间？ 如何面对自己的失去？ 怎样处理有限和无限的关系？ 等等等等，都是深不见底的寂静。人和物的寂静史，远远大于声音史。于是我当即就对自己说，《声音史》写完后，我应该再写一部《寂静史》。但在写《寂静史》之前，我先写了《隐秘史》，是因为在写《声音史》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处裂缝，探视那条裂缝，不是《声音史》的任务，需要另一部小说来完成。最后，就有了这三部小说。
中华读书报：学者丁帆认为“《声音史》书写心灵史，《寂静史》书写信仰史，《隐秘史》书写人性史”——您认同吗？ 你愿意如何回顾这三部曲？
罗伟章：丁帆老师这样概括，有他理论家的道理，但事实上，心灵史、信仰史、人性史，在三部小说中都会涉及到。当然各有侧重。当年《声音史》出来的时候，雷达老师还健在，他也是从心灵史的角度来谈论这部小说，认为是“乡村心灵的绝妙隐喻”。我倒更觉得是自然心灵。在《声音史》《寂静史》中，语言的感觉似乎就是大自然赋予的，空灵而生机勃勃，我从这两部小说中索取宽度，而在《隐秘史》里，我索取的是深度。
中华读书报：《隐秘史》中塑造了生性软弱甚至活得有些窝囊的桂平昌和残忍蛮横心狠手辣的苟军，这些人物都有原型吗？ 小说写作有何契机？
罗伟章：具体的原型说不上，但这样的人到处都有，随时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写《隐秘史》，前面说首先是我在《声音史》里发现了一处裂缝，这处裂缝就是有一对邻居，他们的性格和为人，都存在强烈反差，他们富有可能性的人生，我不能在《声音史》里展开，要留给另一部小说；再就是我有次回老家，听说前些日，有人在老家的某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具来历不明的白骨，作为小说作家，“来历不明”几个字，具有某种命令性质：命令你去探究，去复活和关照那个曾经的生命，包括他的死亡。于是，《隐秘史》这个题目出现了，桂平昌和苟军这两个人物，就开始了他们彼此独立又深度交叉的人生历程。
中华读书报：《隐秘史》的开头就吊人胃口，但细读下来会发现这是一部披着悬疑外壳的作品，其实包裹着小说人物内心的隐痛。在小说写作如何创新上，是否也颇费心思？
罗伟章：在我个人的观念里，小说是最具张力的文体，作家有多大本事，都可以拿出来展现。作家能获得一种惯性是幸福的，证明不仅已经启动，还达到了可观的效率，但写作到底不是开车——用开车和步行来比，写作更像是步行，追求的不是速度，而是细细碎碎的经历，那沿途风景，包括喘不喘，累不累，苦不苦，一路上转了些什么心思……都汇流其中。但是步行很难获得惯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惯性写作或许是作家个人的幸福，却是写作本身的敌人。因此，创新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写作的一部分。我很喜欢你说的“隐痛”这个词，是的，《隐秘史》就是写一种痛：隐痛，隐得很深的痛。在对隐痛的揭示当中，彰显人性与慈悲。
中华读书报：小说附录与文本的开放性结尾交融在一起，而且两则附录巧妙地完成了小说文本的现代性。您比较在意文本的探索？
罗伟章：最开始写作的时候，不是很在意，后来越来越在意。这是因为，我越来越发现，文本与内容结盟太紧，纠缠太深。如果说内容是一棵树，文本就是那棵树的倒影，倒影不是树，可它是树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是对本体的扩展和深化，并因为倒影的存在，那棵树仿佛有了可视的灵魂。所以对文本的探索，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内容——为了把内容表达得更到位。正因此，探索也好，创新也好，都是有内在要求的，绝不是越探索越好，越创新越好。当倒影抹掉了树，就只剩了虚化，将水轻轻一拨，就扭曲变形直至什么都不是。
中华读书报：您对于小说人物的心理描写把握非常细腻准确，比如桂平昌发现山洞里的白骨后要不要报警的激烈思想斗争，展示了桂平昌隐秘、真实而细微的心理变化。但是作品结束时桂平昌又一次进入那个山洞的描写，“搂着那具疑似为昔日村中一霸苟军的白骨，亲切地为他盘点起村里现在究竟还剩下几个人，只是数来数去也数不出第八个，连两桌麻将都凑不齐”，您想表达的是什么？
罗伟章：在这个地方，我真正想表达的，是一种珍惜，一种怀想，一种孤独。这三者，孤独是底色。孤独会有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把人变得很宽，走向珍惜和怀想，也可能把人变得很窄，让人狭隘而锋利。整部小说，桂平昌唤醒自己的恨，并以此来战胜自身的软弱，可这时候，他面对仇人的白骨，却是搂住白骨，深情地盘点村里的人事。这是另一个桂平昌，其实也是本来的桂平昌，是他对恨的逃离，是人性的苏醒。从小说的层面，也是对人性宽度的祝福和信心。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罗伟章：刚才我们几次说到人性，从狭义上讲，人性是人之为人的那部分属性，也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从广义上讲，是人和动物的共有属性。这当中孰高孰低？ 狭义的就高于广义的？ 真是很难讲。有一次听学者张文江先生说：所谓修行，就是把人身上的动物性呼唤出来。他显然更看重人性当中的自然属性。所以，我们必须确切地赋予人性光芒，才能真正定义什么是人。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人性当中闪耀的光华，可以温暖，可以彻照。责任感和使命感确立之后，人性才得到有说服力的提升，而且是极大的说服力，极大的提升。作家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这方面的要求会显得更突出一些。中国现当代作家里面，鲁迅无疑是最光辉的榜样。鲁迅取得辉煌成就，鲁迅之所以成为伟人，因素很多，但他身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定是最根本的，是他屹立于世的骨。
中华读书报：《下庄村的道路》以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为主角，讲述这位被誉为“当代愚公”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带领全村人民摆脱贫困奔小康的故事。听说审读的编辑数度落泪——一部打动了读者的作品必然先打动作者，能否谈谈您的写作体会？
罗伟章：昨天还有人告诉我，她读《下庄村的道路》，感动得哭了，这样的阅读经验她已经多年没有过。感动是清洁剂，能擦洗人，当我们感动一场，会觉得轻松很多，能从里到外看见自己的亮度，会觉得自己变得美好了一点，甚至崇高了一点。文学正是在带给你的变化当中，宣示自己存在的价值。的确，作为作者，我首先被感动了，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得通透，得静，静则生灵，灵则能动，就像一个歌唱演员，分明泪流满面，却节奏不乱，音色饱满，他传递给听众的，是美，也是更富灵魂的歌声。
中华读书报：《隐秘史》的语言也是非常现代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方言。您追求怎样的语言？
罗伟章：准确，是我对语言的最高评价。因为高，所以难。比如一个人的心理层次，好作家不会含混过去，好作家用语言清晰呈现，唯有清晰，才产生意义，因而才有深度。这里说的清晰当然不是指数学似的清晰，而是在该你用力的地方，你的力得跟得上去，让读者看见人物，也从中看见自己，而那个自己平时是隐没于混沌当中，是看不见的，现在看见了，就是对自己的发现。发现即丰富。准确附带的意义就是丰富。不准确，谈不上丰富。作家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为语言做贡献，挖掘富有表现力的方言，让那些方言加入到语言的河流，可以让河流变得更丰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