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汉文版2023年第6期｜扎西才让：敬礼（节选）
扎西才让，藏族，生于1970年代，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作协理事，第十五届甘南州政协委员。主要作品有诗集《桑多镇》《甘南志》《七扇门》《大夏河畔》《当爱情化为星辰》《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散文集《诗边札记：在甘南》，小说集《桑多镇故事集》《山神永在》等。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诗收获》《诗选刊》转载。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甘肃省黄河文学奖、三毛散文奖、海子诗歌奖、鲁藜诗歌奖、梁斌小说奖、《飞天》十年文学奖、《文学港》年度作品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1
那件事发生后，住进羚城医院的前四五天里，一到晚上，我就无法入睡，我确信自己得了失眠症。这失眠的缘由，显然是因为那件事的发生，直接导致我深藏的耻辱感，如那天突降的雪花一样，从心底的深渊里诞生。
事件的枝枝叶叶，每时每刻都在自在生长，我想抑制其无穷尽的蔓延势头，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到了晚上，当窗外的世界回归宁静，它的枝叶就越发清晰，像慢镜头那样，一帧一帧地在我脑海里显现。即使我想加快播放的速度，纷乱的画面中也会有一些细碎的画面，频频闪现，挥之不去。我只好睁大眼睛，看着灰蒙蒙的天花板数羊，从一数到百，从百数到千，但令人昏昏欲睡的那只“羊”，始终没有到来。
又过了两三天。这期间听到消息的亲朋好友陆陆续续来看望我。在他们反反复复的追问中，我成了一名熟练的讲述者。我像祥林嫂那样一遍又一遍对来访者讲述事情的始末，就像一次又一次穿过在痛苦、羞辱、悲伤、无奈中挖出的隧道。我所经历的一切，在不断讲述中，化成了只有我自己能听到的心底的叹息。而听者们，一阵表现出猎奇的兴趣，一阵露出愤怒的神情，一阵又是同情，在告别之际，几乎都要给我加油打气，要我抗争，要我坚持，要我一定要等到肇事者得到惩处才作罢。
我频频点头，感谢他们给我带来安慰和勇气，但同时，又觉得自己似乎跌入了一个漩涡，人们潮水一般来了又走，漩涡里只有我自己。
不过，“讲述”这种交流方式似乎有着非常奇特的作用，渐渐地我感觉胸中郁结竟奇迹般地化掉了一些，就好比窗外暗夜中偶尔经过的车辆碾过柏油路的声音，先从远处呼啸而来穿越我的耳鼓，占据我的脑子，粗暴而不容拒绝；之后又呼啸而去，将我的各种情绪都抽扯出，拉远，寂然而去了。时间——这个伟大的魔术师也悄然登台，她悄悄地弥合着我的伤口，让我在不断讲述和回忆中，明确地感受到伤痛的感觉被她一毫一厘地带走，压在我胸口的某种情绪，也变得越来越淡了。显然，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魔术师，对现在的我来说，比眼前的医生和护士更有治愈心灵创伤的魔力。
如此这般，不知不觉中，从住进医院至今，已经快半个月了，我心灵和肉体的双重创伤，似乎得到了平复。连续三四个阴天过后，今天，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晴日。当温暖而洁净的晨光透过窗户落到病床上，落到我寂寞的脸上的时候，那让人的灵魂都微微颤动的幸福感，我又体验到了。我愉悦地呼吸着带有阳光味的甜丝丝的空气，看着窗外高原海子般宁静的碧空，情不自禁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2
这时，病房门被人轻声敲响。
“请进。”我说。
我以为是护士，谁知推门而入的，是个头发微卷的青年，着黑色夹克衫，搭配宽松的牛仔裤，手里虽拎着一个笨重的大包，但看起来挺精神的。
“你是？”我迟疑地问。
青年笑了，放下包，坐在病床旁的三人沙发上。
羚城是个小县城，住院病房的配置，竟显得很人性化：单人间里有一张单人床，还配一张三人沙发，便于陪护者起居，但更多时候，却成全了来访者们——毕竟坐在沙发上聊天，有点儿像在家里拉家常。
青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扑克牌大小的酒红色小本，翻开，递给我说：“苏奴您好，打扰您啦，我是《羚城周末》的记者，今天过来，想采访一下您。这是我的记者证，您看看。”
我接过来一看，封皮上果然写着“新闻记者证”五个字，内页上，有青年的照片和“羚城周末”等字样。照片上的青年看起来眉目清晰，理想远大，眼前的他满脸阳光，意气风发。
我说：“哦，《羚城周末》，这报纸，在我们羚城挺有名气的。”这不是敷衍，是心里话。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喜欢读书看报，私下里，也用笔名写些小文字，算是个文学爱好者。
“我就知道您肯定知道《羚城周末》。”青年自豪地说。
看了看青年的名字，我说：“你叫才让扎西？这名字好啊，在我们这里，十个人名里，有两个就叫这，意思好——长寿吉祥，我们每个人，都想长命百岁，吉祥如意。”
才让扎西笑了，“嗯，我这名字确实常见，算是长辈对后辈的一种期望吧。”
我说：“就是，才让扎西，哦不，我还是叫你扎西吧，这样显得亲近些。”
扎西说：“这个您说了算。”又接上原先的话题，“听您说喜欢《羚城周末》，我打心眼儿里高兴，您爱看我们报纸上的哪些内容？”
他这一问，引起了我的表达欲，我说：“第三版的人间万象栏目，好多年了，内容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故事性又强，很接地气，我真的爱看。不仅我爱看，我的好多连手们（西北地区方言，指朋友），也爱看。”
扎西又笑了，一边打开提包，从里头取东西，一边对我说：“啊呀，这次，就是因为这个栏目的稿子，专门来找您的。”说着，取出一台摄像机和支架，熟练地组装在一起，摆在床尾，镜头对准了我。
我问他：“你这是干啥？”
扎西说：“采访您啊，有声音，有图像，有事实。”
我听了，心里不高兴。我不是个喜欢抛头露面的人，尤其不爱在镜头前露脸。说起原因，并不是像老人们担心的那样，一旦照相或录像，就会把灵魂摄走，成为行尸走肉啥的，而是不愿成为被别人关注的对象，活在别人茶余饭后的八卦中。有人说，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公众人物”；现在像我这样的，应该叫“社恐”。其实，我只是把自己定性为生活在桑多一带不起眼的小人物，混迹于芸芸众生之中，而不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于是我说：“不行，你要继续聊，就收起你的摄像机。”
扎西有点儿蒙，但还是很听话地把摄像机装回大包里，又从袋子侧面取出本子和笔，还有一枚打火机大小的东西。他把那玩意儿轻摁了一下，那东西的一处，亮起了绿灯。
我问：“这是啥东西？”
扎西解释说：“录音笔，我担心记不全，得录一下，这个……您不反对吧？”
我说：“不反对。不过，我说的话，你拣着用，不要一股脑儿都发出去。”
扎西把录音笔放在我的床头说：“您放心，这个，我是有分寸的，我也是守规矩的人。”
“那就好。”我说。
扎西说：“我们还是从《羚城周末》的人间万象说起，您肯定知道，这个纪实性栏目的文章，大多是反映咱们老百姓的大事小情的，有时由记者写，有时由作家写，不管谁写，都得走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所以采稿编稿，挺费时间和精力的。”
我表示理解，“采访过程肯定辛苦，也受过很多委屈吧？”
“我当记者两三年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委屈，确实受过，不过，没有您这次经历的委屈……您这次经历的，简直是凌辱！”
这家伙，不愧是当记者的，一下子就把话题引到我的心病上来了，看来，他有备而来。我在犹豫，但心里有个声音说，都发生了，有啥不好说的？再说，已经给亲戚朋友反反复复说了好多次了。只犹豫了片刻，我就下了决心：说出来，就当是再、再、再给朋友诉一遍苦吧！
于是我开了口：“唉，有些人，有些事，是躲不过去的。”
扎西：“我阿爸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命中注定要来的，根本就躲不过，只能认真地面对。”
我问：“你阿爸干啥的？他信命？”
扎西：“不，他不信命，他是个中学教师，算是知识分子，他相信这世间万物的运行，都有规律可循，他说万事都有因果，这因果，就是规律。”
我说：“看来你阿爸不是一般人！”
扎西：“嗯，当然，您也不是一般人，前两天我听说了这次您遇上的事，很吃惊，所以今天专门过来，想做个深入了解。占用您宝贵的时间了，抱歉啊！”
我笑了笑，算是应承了扎西，又说：“其实没必要抱歉的，这两天我有的是时间。你看我一整天都躺在这床上，都缓了快十天了，伤势好像还没完全好。再说，一天到晚就这样躺着，也挺焦虑的，聊聊也挺好。”
扎西：“好，那我问了啊。您这次经历的事，比较复杂，如果我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您可以不回答，可不能生气！”
我说：“生啥气啊？你阿爸不是说事情发生了，就得认真面对吗？”
扎西：“那就好，那就好。”
“哎，你们从哪里听说我的事的？这事儿，我只给亲戚朋友们说过。”我反问。
扎西又笑了，似乎意识到有些不礼貌，忙解释道：“您想想啊，一个大活人，青天白日下被捆在电线杆上，这不管在羚城，还是在桑多镇，都算是大新闻了。”
不解释倒好，这一解释，我那即将弥合的伤口，又被他很温柔又很残忍地揭开了。
我不高兴地说：“大新闻？不，对我来说，这可是大丑闻。”
扎西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说：“你甭紧张，这事与你无关，你想啊，好端端地，突然间祸从天降，一点儿预兆都没有，我就成了连你们记者都惊动了的名人。这样想来，有点儿魔幻，也有点儿心悸，唉。”
事后我在回忆和讲述的时候，也时常陷入怀疑：真的发生了吗？这一切是不是我在脑海中臆想出来的幻象？如今心悸的感觉还在，它说明一个问题：我，确实是这事件的亲历者。
3
现在，扎西进入了记者的角色。只在瞬间，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变了，冷静、执着，眼眸里有团凝聚的光亮。
他问我：“事情发生前，真的一点儿预兆都没有？”
我也回到了事发之前，搜索与扎西的询问有关的信息。现在想来，倒是真有几点：一、天气不好。桑多一带海拔高，近3000米，属高原气候，虽说早已过了春分，但还处于严寒，天气阴而冷，令人不适。二、一个客人，两辆出租车，无论上了哪一辆，对另一辆车的司机而言，都是件让人懊丧的事情。三、棕发青年。他一头棕发，看起来就不像个善茬儿。不过，这些都是“马后炮”，那一天跟往常确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在高原上拉客谁没遇上过几个坏天气。
“你知道我是个出租车司机，对不？说实话，我热爱这工作。”
我告诉扎西，那天，因为要去桑多镇，路有点儿远，我就想多拉几个客人。等车上陆续坐定三个客人，我下车喊了几嗓子：“桑多镇，桑多镇，缺一人，就差一个人了。”这一喊，对面出租车上下来一个人，西装革履，像个干部。我看见车主是个把头发染成棕色的青年，瘦高瘦高的，见客人要换车，他拉住那人不放，客人恼怒地说：“我赶时间，等不住！”棕发青年只好松开手。客人向我走来，但不看我，直接上了车。我听见棕发青年骂了一声，接着又“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我说：“要说预兆，这也是个预兆，但我没在意。我当时只想一件事：既然客人已满，就该一脚油门，出发。你说对不？”
扎西点头，“那棕发青年，就是打您的人吗？”
我说：“就是，除了他，还有他的两个朋友，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流里流气的，火气大，手上没轻没重的。”
扎西突然问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不清楚扎西问我年龄的目的，但还是回答说：“我大他们十来岁，论辈分，能当他们的叔叔了。”
“拉客的车，是您买的吗？”扎西问。
这不废话吗？我们自己买车，之后加入出租车公司，统一管理，统一行动，这叫有组织有纪律。但我明白，扎西这样问，只是出于习惯，该走的流程，还是得走的。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扎西：“嗯，就是，今年年初新买的，上海大众，上到路上，前前后后花了我十三万呢。”
说到“十三万”这个数字，我的心抽搐了一下，是的，年初为了筹措这笔钱求爷爷告奶奶，东拼西凑的情形，又在脑海里快速地“播放”了一遍。
“车还好吧？”扎西问。
“前风挡玻璃被他们砸了个洞，其他地方，倒没啥损坏。”说这话时，我的口气淡淡的。
扎西这时才在本子上记了一两段。他拿碳素笔的样子有点儿怪，笔尖与纸面的斜度比较小。我在上中学时爱看笔迹鉴定的书籍，记得一个外国心理学家分析过，这种执笔方式，显示出了执笔者的心思：在纸面上留出更大的视野，以便自己能总揽全局。我对这种分析将信将疑，反倒相信一点，这样的执笔者，性格肯定和别人不一样。这能从扎西写的汉字中看出来：字迹一律向左倾斜，不像个安分守己的人。
“您不心疼吗？”扎西打断了我的思考。
“啥意思？”我疑惑地问。
“我的意思是，风挡玻璃被人砸了，您肯定很心疼吧？”
我瞥了扎西一眼，“那肯定心疼了。”又解释说，“你不知道，我能买上车，很不容易。”
扎西：“能说得详细些吗？”
我点头，整理了一下思路说：“高中毕业那年，我没考上大学，当时，伤心了好一阵子，觉得自己不是能当干部的料。后来想通了，觉得条条大路通罗马，何必硬往一条路上挤，也就没去复读高三。我想既然上学的路断了，那就只剩一条路，当个好农民，务弄几亩地，春耕秋收，娶妻生子，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日子。但是，再后来，农村兴起了打工潮，这等于在一面平静的湖泊里投入了一块巨石，这石头鼓荡起的涟漪，在桑多，在羚城，一直没有平息。看到同龄人纷纷出门，我也动心了，走上了务工的路，挖水渠，铺公路，修桥梁，盖大楼，干的都是小工的活儿。我省吃俭用，把挣来的钱，一分一厘都存入银行，想积少成多，把日子过得更好些。再后来，看到跑出租挺赚钱的，我就去学开车，拿到驾照，给一个老板当司机，挣的确实是起早贪黑的辛苦钱。这样折腾了好几年，终于攒了些钱，跑到省城买了那辆车。车接回来的那天，我专门摆了一桌，那时的心情，就像当年娶媳妇一样，又激动，又忐忑。那天，我准备了二十坛青稞酒，一杯又一杯地喝，直接喝醉了，但醉是醉，亲戚和朋友的祝福，却记得清清楚楚：挣到更多的钱，过上好日子。”
“您想过的好日子，是啥样子的？”扎西问。
我想了想说：“得有一院房子，最好占四五分地，上房嘛，最好是二层楼，带玻璃暖廊的那种，一年四季，房子里都热烘烘的。若是住楼房，最好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大小，得有三室两厅，有两个卫生间，老人娃娃都能住进去，一家人吃饭、聊天、睡觉，睡醒了就看电视，看电视里的世界。就这样，一家子其乐融融，多好！另外，只要日常生活能吃穿不愁，无病无灾，就更满足了。”
扎西：“我们这地方，人口少，最不缺的，就是土地，您这梦想，要求不那么高，完全可以实现啊！”
我说：“对你们干部来说，这不算大梦想，对我们这些在城乡接合部混的打工者来说，现实和梦想的距离，差得远着呢！”
扎西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又问我，“现在还没达到您梦想的标准？”
我说：“没有！吃穿倒是一点儿也不愁，住房不太理想，还住在二十年前盖的旧楼房里，七十几平方米，两室一厅，感觉有点儿窄狭，不适合三代人一起生活。”
扎西同情地说：“上有老下有小的，七十平方米，确实小了。”
我说：“对啊，本想买了车，跑几年出租，就能改善眼下的窘况，谁知还没开几个月，就出了这档子事儿，丢人啊！”
话题又扯回来，这倒提醒了扎西，他问：“他们找您麻烦的原因，您知道吗？”
我说：“估计就是因为我抢了他们的客人。其实也不是抢，客人赶时间，愿意到我车上来，我总不能拒载。对不？”
“对，长途吗？”
我说：“不是，从羚城到桑多镇，也就七十公里。”
“那……挣得好吗？”扎西的口气有点儿犹豫，似乎拿不准这个问题能不能问。
我说：“也就那样吧，四个顾客，总共八十块。跑得勤的话，一天四个来回，也就挣个三百多，除掉油钱，只能落个两百块。”
扎西：“那挣得也不太多啊，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六千。”
我说：“对，不多，遇到几个违章，就白跑了。”
扎西：“看来干啥都不容易。”
我说：“你这话，说得实在，前两天交警来调查，我也是这样说的。跑出租这一行，挣得多还是挣得少，交警比我们还清楚。”
扎西：“我听说国家和地方，对你们跑出租的，还是很重视的。”
我说：“对，这也是实话，只要你想跑，有驾照又有车，去交管部门会有人帮你办理各种手续，想加入哪个车行都行。”
扎西：“有啥优惠政策吗？”
我说：“有。我们车行的老板说，出租车行业关系到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和城镇的形象工程，政府不重视都不行，所以除了车行给我们交保险费之外，每年还能补贴一万块的油费呢！”
扎西：“看来您选择跑出租，是早早就计划好了的。”
我笑了，有点儿小小的自豪，“那肯定啦，古人说谋定而后动，我们说要想吃饱就先选好草场，这是一样的道理。”
扎西：“我知道，您的选择，可能也是更多羚城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共同的选择。”
我说：“好多行业，只要兴起来，跟着跑的，肯定多。”
扎西：“我下面要提的这个问题，可能又得撕开您还没愈合的伤口，我知道这样过于残忍，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告诉我真相。”
我明白，扎西要了解棕发青年他们后来是怎么对待我的，心头有点儿堵，但还是对扎西表态：“你放心，我会告诉你全部过程，你想知道的，我都说。”
我想把那些撕心裂肺的细节，重新一丝一缕地抽出来，说给扎西听。这和说给亲戚朋友们听，是两回事。面对扎西，其实就是面对媒体，面对公众，我不能隐瞒，也不想夸大，得说出来，一五一十，说出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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