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云：“京漂者”及其故乡

如果把徐则臣的作品加以题材上的分类，那么，人们看到的大抵有如下两个方向：其一，以一个外地来京者的视角，观察和描摹活跃在北京不同角落的外地人的境遇和心态，收在这里的有《啊，北京》《三人行》《西夏》；其二，是对故乡印象的俯拾与整理。这里说的“印象”，相信既有徐则臣的亲历也有儿时的听闻乃至想象，一概以他的感受和体验为底子，比如《花街》《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多数篇什。此外，在末尾留了《我们的老海》《养蜂场旅馆》，用李敬泽在“推荐辞”中的话说：“体现了强烈的怀疑精神和对形而上的兴趣，这类作品致力于小说意蕴的模糊性的开掘，也体现了徐则臣对小说艺术性的追求。”对这类作品的评价很可能会见仁见智，留作读者欣赏则不失为有意义的事。

对“京漂者”生存境遇的关注，而今算不得是独特的艺术发现了。不过能像徐则臣那样锐利地切入“京漂者”的生活，同时一样锐利地提炼出激烈的思想和心理冲突的，却并不多见。《啊，北京》里的边红旗，拿起笔是个诗人，放下笔是个办假证的贩子，“哪位要想办假文凭可以找我，诗人打八折”，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边红旗朗诵完自己的诗作这么自我介绍道。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京漂者”，边红旗从“踏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看见了火热的北京”那一天起，他所挚爱的首都北京就给了他从未想象过的磨砺，那是生存的艰辛奔波，是永无尽头的无望挣扎，直到最后不得不流着眼泪离开北京。《三人行》里在北大读博的康博斯，北大食堂的厨师班小号，偶然和在北京谋生的姑娘佳丽租住在同一个四合院，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都属于“京漂者”，各有各的人生遭际。然而，面对在京八年，“时时刻刻都在精神和身体上感受到生活的不容易”的佳丽康博斯和班小号遭遇的种种波折，最终都不再属于一己的悲欢，而折射出来“居京民生之多艰”的慨叹。有意思的是，和《啊，北京》一样，《三人行》也结束于佳丽的离开北京。佳丽流着泪登上火车之际，康博斯想到了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里写的最后一句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艰难曲折中，寄寓了他们对北京爱恨交加的情愫。

这几乎是所有“京漂者”面对着的尖锐冲突。一方面，“北京是我们伟大的首都，我们爱北京”，从懂事时就被教育被熏陶的这份认识和感情，早已融化进每一个“京漂者”的血液。在他们的心目中，北京不仅意味着无尽的发展机会，更像母亲的怀抱温暖而亲切地等待着他们；但在另一方面，一旦他们踏上北京的土地，融进北京的茫茫人流，立即尝受到生存的艰辛，同时，失去依靠的恐惧也很快就包围了他们，用边红旗的话说，“他第一次发现北京实际上一直都不认识自己，他是北京的陌生人，局外人”。问题的实质就这样被锐利地揭开并推向前台：计划体制下接受的意识形态信念以及情感归宿，与市场体制状态下严酷的生存现实，这一巨大的反差，把“京漂者”推入的，既是迷惘的深谷，更是炼狱般的心理煎熬，这就是“京漂者”生存境遇的实质。那么干脆离开北京呢？很少有人如此决绝。“京漂者”们无论是在北京求学，还是漂泊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少有人能断然选择离开，一方面固然由于北京的巨大魅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离开不仅意味着人生的重大失败，还意味着他们信念与情感的就此割断。这一点，在深圳、上海以及全国各地漂泊着的各色人等是很难感受到的，那么，有心人从小说中读出的，恐怕还能有这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风云变幻。

在我看来，徐则臣就是因了这种“京漂者”的体验，来频频回顾故乡的，这时，故乡旧日的风物人情依然狭窄猥琐，竟显现出来别样的亲切与缠绵。《花街》里的修鞋老默与开豆腐店的蓝麻子一家，庸常无为的几十年后面，是如此让人肝肠寸断的那一份情意；《失声》中的姚丹，为了守候入狱的丈夫，拖着女儿度着艰窘的岁月，留给我们的是传统所谓“恩爱夫妻”的全部广阔与博大；《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中有个后爸的小艾，和失去了父亲的“我”，相濡以沫中的童真毕竟敌不过成人世界的规则，那规则又由于“鸭子上天”的谎言透出浓浓的虚伪和荒诞，读来令人扼腕；《弃婴》里被时光抚平了的人生惨痛，《奔马》中孩子那深知无望却不折不挠的向往，《逃跑的鞋子》里疯婆子六豁老太坚韧的一生……“对人性的处理宽容而节制，对苦难的审视放达而隐忍，对现实的质疑深入而开阔”，仍然是李敬泽“推荐辞”中的评价，照抄下来不仅因为深以为然，也在于它的准确中肯无从置换。中国底层就是以这样坚韧阔大的人性之美，几千年支撑起一个民间世界，从而赓续着民族的血脉。这么看来，它们今天一定也会支撑起“京漂者”的一番天地，从而把希望铺展向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