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达×杨庆祥：作家是家乡土地的农作物
8月20日晚，“书写南方的信仰——从《皮囊》到《命运》”对谈分享活动在南国书香节分会场花城文学院举行。活动邀请花城文学院签约作家、“读懂中国”文学院执行院长蔡崇达与花城文学院签约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展开对谈，由花城文学院主办，《新周刊》硬核读书会、果麦文化协办。
2014年，作家蔡崇达文学作品集《皮囊》发行，迄今销量已逾500万册，被翻译成多个语种。2022年，蔡崇达长篇小说新作《命运》出版，出版五个月销售逾50万册，创下销量、口碑双丰收奇迹。作为80后作家，蔡崇达之所以赢得读者无数，或许正因为他对人的灵魂，尤其是年轻人灵魂的深入洞察——《皮囊》写的是年轻人在故乡和远方之间的挣扎，《命运》写的是如何回到生命的入海口去领受智慧。同样作为80后的诗人、学者杨庆祥，也对年轻人群体在今天的生存状态有深刻的反思和体认。他曾在《80后，怎么办》一书中，对80后的生存和精神现状、历史定位提出了追问。
《皮囊》中有一句话，叫“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那么文学如何去重构或者填补这种失落的精神根基？我们又应该如何从文学中、从现实和历史中借力，凭借怎样的信仰或智慧，去渡过这种精神危机？另一方面，在蔡崇达的创作历程中，南方的文化和信仰是怎样滋养他的灵魂和写作，又能给读者带来怎样的力量？在从非虚构文集《皮囊》到长篇小说《命运》的过渡中，对南方的认知又起了怎样的助推作用？
围绕上述问题，蔡崇达与杨庆祥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对谈。以下为对谈实录：
人难以自我理解的地方，
是作家工作的开始
杨庆祥：主持人提到了南方和信仰，如何从文学中重建失落的精神根基？我看到你的《命运》中，李敬泽先生说它是一种“回到根部的写作”。《皮囊》是从父亲、母亲、阿太写起的，《命运》是把《皮囊》里阿太这个人物的命运重新做了一个回顾式的书写。中国当代文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潮流，就是寻根文学。我在《80后，怎么办》这本书里谈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叫“悬浮”，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们在大都市生活，离土地已经很遥远，我们经历了剧烈的城市化运动，但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有点不对劲。我们面临着一个精神难题，谁能够回答它或者深刻地书写它，就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灵魂。《皮囊》和《命运》经常谈到灵魂，我以前也写过一句诗叫“我们辜负灵魂太久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回到根部，回到出生地，触碰到我们的生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的，一个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他的人生也是不高级的。《皮囊》和《命运》可能会让人在深夜痛哭，触碰到生命的痛点。
蔡崇达：我个人很期待与庆祥兄的对谈，他应该是中国最酷、最潮、最帅的文学评论家。刚才的问题抓住了我写这本书的本质。中国这几十年来有几亿人同时进入城市，几亿人带着家乡背井离乡，这是放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少见的。我写《皮囊》时的状态也是既告别家乡，又无法抵达远方。我经常说我们注定是要失去家乡的一代，但也是注定要重新发明家乡的一代。
其实写《皮囊》的时候我是不自觉的，到写《命运》的时候，我已经有文学的自觉性了，我知道我在建构什么了。《皮囊》出版之后，我不觉得它会畅销，更不要说长销。但《皮囊》出版之后，第一年卖了40多万册，第二年50多万册，第三年60万册，到现在每一年都有几十万册，很多人都问我《皮囊》为什么畅销？我之前没有回答，不是故作谦虚，是我真的也不知道。我不确定我到底做对了什么，《皮囊》是我在应激状态下写成的。当时我在《中国新闻周刊》担任主编，在表面上看我好像到达了我期待中的某部分理想，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极度焦虑的状态。我给自己树立一个媒体理想，我希望拿国际最重要的非虚构写作奖项，当时我父亲生病了，我希望赚钱给他医治。后来我父亲离世了，责任消失了。再过几年之后，所谓理想也到达了，那一刻我不得不面对我真实的内心命题了：我是为了逃避家乡而必须抵达远方，还是我到底来远方寻找什么？我当时活着的状态就是“既告别家乡又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孤魂野鬼”，就像庆祥兄说的悬浮的、悬空的状态，我也一样。
后来《皮囊》翻译到各个国家，有一个韩国的文学评论家李京格，他说《皮囊》的长销原因是试图调动中国古代的精神秩序，来呼应甚至疗愈当下的自己，当下的中国。那一刻我理解了，其实《皮囊》是成长之书。在那时我是被故乡和远方、理想和现实，生老病死这些问题追到退无可退，逃无可逃的时候，不得不转身面对，才写下了这本书。《皮囊》出版的时候，我另外一个朋友白岩松说了一句话，也让我记忆很深刻。他说：“崇达写《皮囊》或许是为了回家，而回家是为了自由。”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我。我回家其实是回到我的来处。我的老家是泉州，有一条晋江和一条洛江。晋朝时士大夫家族从洛阳地区衣冠南渡，等于是中国拥有最先进文化的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精神体系，就躲到这个地方来。我写《皮囊》的本质是当我面对无法回答的人生命题时，我转身向故乡求助，向我的来处求助，然后我意外地找到了可能是来自晋朝的某一个精神秩序，来自唐朝的某一种精神理念，我找到了在这块土地活过的先人们留下来的宝藏，它帮助我、支撑我去面对那些命题。
所以写完《命运》以后，我才真的意识到我是富二代，我们都是富二代，因为我们的土地藏着很多宝贵的东西。亿亿万万的先人们把他们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理念藏在这块土地，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习俗、一种神像的形式。当我意识到或许我做对了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作家的责任。在人难以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的地方，就是他工作的开始。我也经常说一句话：“走进自己内心是通往他人内心最快的路径。”当一个作家试图去抵达纠缠自己、逼迫自己、让自己无路可逃的命题的时候，当他挣扎着走进去，看见它、拥抱它并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可以借由你的理解而理解，可以借由你的拥抱而拥抱。所以写作和阅读的意义都是来自对那些艰难的、共通的那些命题的探索、跋涉和追寻。
我写《命运》这本书，其实我当时觉得中国是需要有人试着写“命运”的时刻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否可以，但得有人做，我没有看到别人做，我就试着做。说实话，这个名字起初大家都觉得很大，但我就是硬刚的。因为我是受文学恩惠的，我知道读者们陪伴着我，更应该有勇气做这个事情。所以整个《命运》写作过程中，那两个字像一块碑石立在那儿，而我拼命调动文字的千军万马，一路往前逼近，逼近，逼近，我当时不确定我能否抵达，但我能确定的是我尽力。
后来我在豆瓣上看到一个评论，说一开始觉得这本书叫《命运》很奇怪，但读完之后，他觉得这本书只能叫《命运》，我觉得这就是对我写作最大的鼓励了。
对他者的观察、对世界的观照
形成了蔡崇达独特的个人美学风格
杨庆祥：我第一次听到崇达在这种场合演讲，非常精彩。他回答了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尤其是谈到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会离开家乡。我想起中国当代最著名的诗人，也是我们安徽人海子，他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浪子旅程》，其中有一段：“我本是农家子弟/我本应该成为迷雾退去的河岸上/年轻的乡村教师/从都会师院毕业后/在一个黎明/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一起陷入情网/但为什么/我来到了酒馆/和城市。”后来还有一首：“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倦”，所以死后要将他葬在故乡高高的山冈上，看着自己的故乡。特别了不起。我还想到一个人，德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荷尔德林，他本来是个家庭教师，突然有一天可能遭遇了崇达说的那种生命的关键时刻，他徒步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回家，途中看到了故乡的山水美景，写下伟大的诗篇《归乡》。保罗·策兰也有一首诗叫《回家》。后来海德格尔写了一本书评价荷尔德林《归乡》，他说：“大地上可有尺规？绝无。”大地上有规则吗？没有，你刚才说“人是被抛进了这个世界”，人确实是被命运扔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就特别孤独恐惧、没有安全感，如果是在裂变的历史时期，它一定会构成巨大的精神创伤。
我在好几篇文章里也谈到这个问题，9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现象就是大迁徙，这种大迁徙、大流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我们的心理结构。上海作家路内写了《雾行者》，其实就是写的大迁徙，但你的《命运》把历史更往前追溯了，因为我们南方靠海，大迁徙和大流动更早。
无论是《皮囊》还是《命运》，都是个人生命中关键时刻的觉醒。自我对他者的观察，对世界的观照，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蔡崇达非常独特的个人美学风格、写作风格，这非常了不起。这种风格最打动我的地方是真诚。后人类某种程度上就是“假人”，过着一种假生活。金庸《射雕英雄传》里，郭靖问成吉思汗：“你死后，你的墓穴要多大？”大汗用鞭子划了一下，说：“就这么大。”郭靖说：“那你要这么大的天下做什么？”成吉思汗无言以对。我觉得这是金庸小说里面最精彩的地方，这涉及了生存的问题，人活着，你究竟要这些东西干什么？我觉得崇达在这个小说里面对这些东西是有非常深刻的体悟和感知的。比如你写你父亲生病，你去病房陪护，在病房里最能够体会到人生的负面，看到每个人都活得这么痛苦这么无常，但还要活下去。就像阿太是如此平凡普通，但度过了这么丰富有意义的一生。
尼采讲过有三种灵魂，一种是王的灵魂，是继承过来的。第二种是哲人的灵魂，是要教导王，让王做好事情，不要做坏事。但最重要的是凡人的灵魂，凡人的灵魂就是要忍受庸长、无聊的人生。蔡崇达写的都是凡人的灵魂，凡人需要信仰，要不然他就活不下去，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南方的信仰。生活过不去了，就到庙里拜一拜，庙里供着中国特色的信仰，有耶稣，有关二爷、财神和送子观音，三教九流全部供在这个小小的庙里，我们从这里面跟它对话，对话的对象其实是自己。
你作品里面还有一句话，讲南方人找老婆是找“某”，这个“某”就是指你自己。如果你找的不是你自己，你们肯定过不到一起去。如果你找到了，你把自己的灵魂捡起来，你就会看到更多好玩的灵魂，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么普通，但是我们的灵魂其实也挺有趣的。
再接着来说你的南方信仰。中国每个地方的地方性都是如此丰富，如此迷人，我们文化最坚实的源泉从那里不断地流出来。你的《命运》展现了南方信仰的丰富性，闽南的方言、习俗、文化和伦理关系都非常有意思。也可以谈谈这个问题。
神明本质上是先人们
留守在地方的一套精神秩序
蔡崇达：我经常说不是我的书畅销，是闽南文化畅销。后来我又加了一句，其实不是闽南文化畅销，是传统的中原文化畅销。因为我们的先人们非常善意地构造了一套关于如何活下去的生活秩序，不厌其烦发明很多东西，习俗、音乐、诵经等等，也发明了神明。泉州的神明多到什么程度？据不完全统计，有500多路神明，床有床神，灶有灶头神，我们的神明是无孔不入的。我们有镇境神，就是守护这个地方“境”，怕他们忙不过来，我们祖先又把他们分为副手和正职人员，分为管阳间事和阴间事的。而且很可爱的，生命的失败者，而不是英雄，也可以成为神明。一旦有一具尸体从山里面被冲刷下来，我们就要问卜，你是要当离去的灵魂还是要留下来当神？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生活的失败者可以当神明？实际上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是说当一具尸体被推到海，你可以看到他是饿死的还是战乱的，可以传递信息给当地居民。但阿太给我解答，说他能当神是因为他了解人间正在发生的不幸。所以我们老祖宗是无比善良的，无比爱我们的，正如我们爱我们的小孩一样。这都是我们的家底。
70后到80后是幸运的一代，他的童年或许没有那么贫困，他的青春正在经历这个国家的社会腾飞。我觉得放在人类任何一个阶段，前几年这样的发展都是惊人的，事实上顺遂从来不是这人世间最常见的样子。
杨庆祥：没错，历史上吃饱饭的日子非常少。
蔡崇达：是的，放到世界上也是。当整个世界经历了经济放缓，经历着生命的无常，很多人觉得无所依凭，因为他既不会表达自我，也难以理解自我。我为什么要回到根系里？其实是回到你的来处理解自己。但我写《命运》时是想要“露家底”了，当你精神无处依凭的时候，再不挖掘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家底，什么时候用？我们的内心现在是急需要支撑和陪伴的。所以我在《命运》的后记里说过一句话：“我希望成为这块土地的器官，代这块土地开口说话，而说的都是关于如何生下来，活下去的话。”
杨庆祥：我在人民大学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们也讨论时间的问题。我说有古典的时空和现代的时空有一个区别，就是古典的时空在每一个层面都立着一个微小的神，就像你刚才说的婚丧嫁娶有神，每一个时辰都有神，你可能背离了物质的故乡，但这些神同样是你的文化和精神的故乡，所以你不会害怕。但现在就是把不同平面上的所有神都赶走，把它赶到了书里或庙里去。
蔡崇达：我特别赞成庆祥兄说的这一点。其实神明本质上是我们先人们留守在那个地方的一个精神秩序。
死亡是命运最好的切入点
杨庆祥：《命运》的开篇非常了不起，写阿太怎么练习等待死亡，这个太厉害了。因为中国人是害怕谈死亡的，现代人拼命挣很多钱，买很大的房子，都是为了追求永生，这其实也是人类的一个基因结构。但阿太这个闽南人特别有意思，她练习死亡，把床摆出来等死。列维纳斯说：“我们对死亡一无所知，所以我们恐惧死亡。”我们现在害怕死亡是因为一个人得了重症，我们立即把他推到ICU，亲人不允许进去，这时病人很恐惧，因为没有人陪伴，家里人很恐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把死亡屏蔽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境地，导致我们普遍精神结构的缺陷，就是我们不敢面对死亡。练习死亡、面对死亡，我觉得这是特别大的智慧和哲学，这是这个小说特别精彩的地方，你为什么想到从这个角度进入？
蔡崇达：《命运》的开头我重复推翻改写了27遍，这本小说只有16万字左右，但实际上我枪毙了十几万字的开头，最终才找到了这个开头。我找到这个开头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必须从这儿开始写，因为只有站在死亡的入海口，站在生命的临终点去回望，才能看到命运的样子。死亡是命运最好的切入点和开头。
杨庆祥：我们每天都在死亡一部分，所谓衰老，就是一个人身上的死比他的生更多，因为你的死占了上风。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拒绝，去打针、整形，永远保持一副不老的样子。夏多布里昂讲过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他说：“大自然如果不衰老，大自然就一点都不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从容地面对死亡，把死亡当成一个珍贵的礼物，面对衰老，把衰老当成大自然的美丽，多美啊！我觉得我们会迎来这个时候，但需要有人来唤醒这种灵性。
所以艺术家、作家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把我们唤醒，让我们能够觉知到一个更真实的、更审美的、更自由的生命崛起。崇达的《皮囊》是一种唤醒，《命运》也是一种唤醒，这就能解释你的作品为什么能拥有这么多读者，因为你的唤醒功能比较强大。如果一个作品唤醒不了太多人，它基本上就是失效的，首先他都没有唤醒自己，他要先唤醒自己再唤醒别人，然后一起跟这个世界共舞，不是拒绝这个世界，不是恨这个世界，是跟这个世界共舞。
蔡崇达：庆祥兄说得特别对，我写《命运》是进入一个试图寻找答案、试图唤醒自我的过程，我是拼了命面向自己内心最深的部分，试图点亮自己的灵魂，从而映照其他灵魂。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可能天才作家不会这样，我写完《命运》就生了一场大病，真的是靠这种反复的点亮来写作的。
杨庆祥：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能量场，你把你的能量转移到这本书里了。
作家只是家乡土地的农作物
蔡崇达：我能写《命运》这本书的底气不是我多聪明，多有才华。作家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作家只是家乡的农作物。是因为这块土地滋养着他，他才能生长，才能结果。写作者不能回答所有命题，他其实是陪同所有人先行一步去深入那些命题。关于人最难面对的死亡，我们的先人们都埋了话语在这里，都派了神明守在这儿，所以我就更觉得我要赶紧进入这个命题，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去抵达命运了。《命运》整本书写了三年，前一年半都在反复地推翻那个开头，但是当开头写出来以后，我就跟出版机构说，我觉得写得出来了，可以签了。
杨庆祥：我想起苏轼的一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其实我们的先贤给我们留下很多道路。我们说传统是什么？传统不是博物馆，传统是活在我们每个人血里的东西。
今年3月份我在北京有一个演讲，有一个学生说经历了过去的几年，他很迷茫，他想写，又觉得自己写出来也没地方发表，怎么办。我说没有更好的办法，你只能把它写下来。因为所谓的中国故事，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故事组成的，是每个人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血脉、自己的亲人，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故事写下来。写下来以后，你才能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崇达在写，我也在写，在座每一位朋友都是潜在的书写者，说不定哪天你就写成了一本能够影响更大的书，但影响大不大是另一回事，那是顺手做到的，更重要的是你在这里安放了自己，安放了他人，安放了历史。崇达从一个著名的媒体人变成一个如此有影响力的作家，也给我们昭示了这样一条选择的路径，开头写了20多遍，写了一年半，最后还是把它写出来了，没关系，我们不停地写，这是最重要的。
非虚构与虚构互相成就，
抵达真正逼近和提纯真相的写作
读者提问：蔡崇达老师，你为什么没有继续写非虚构的作品，而开始写长篇小说，您之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创作计划？
蔡崇达：这个问题也经常有人问我，但我没有完整回答过。非虚构写作是非常昂贵的，比如当时我写过一篇已获得过媒体“年度致敬”的《审判》，其实我是带着一个实习记者采访了将近五六个月，又花了一个月，最终写成这篇文章，因为非虚构写作是需要尽可能逼近真实，这个真实包括大量的细节。当时我采访了当事的几方，每个人我都采访三遍，你会发现第二遍讲述和第一遍就有出入，第三遍讲述又跟第二遍讲述有出入，你会发现同一件事情，在场的A、B双方两个人的讲述都有出入。你说他们撒谎吗？不是，他们不是撒谎，而是每个人只能看到他心里有的东西。所以非得是非常多次采访、交叉采访、穿插采访、反复采访，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出颗粒度特别细腻的文本出来。
《审判》那篇特稿，我写完之后发给所有采访过的人，结果所有人都说我说错了，所有人又会说他们的说法才是对的。所以非虚构写作是必须用大量的经历，大量的成本去堆出来的一种写作，这种写作在媒体的黄金时代是可能的。但后来媒体的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盈利模式受到冲击，不要说半年的采访，不要说多次的采访，它甚至养不了三天的采访。现在整个媒体的生态让我们失去了非虚构写作这么一种奢侈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本来是社会报道的记者，后来到《周末快报》当新闻版主编，后来去《GQ时尚杂志》担任总监。后来《GQ》广告量也迅速萎缩，我觉得在萎缩的空间里，已经没办法写出超过我以前的非虚构报道了，我为什么要做一个我永远无法超过过去的事情？所以其实当时写《皮囊》是我担任《中国新闻周刊》主编的时候，我当时希望写完《皮囊》就告别纸媒，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第二个，我想讲虚构和非虚构写作的关系。我一开始是文学青年，高三参加写作比赛拿一等奖，出过一本书。但后来我开始做媒体，再后来又回到了文学写作。我在媒体报道领域真的很幸运，毕业第四个月就拿到了媒体的“年度致敬”奖，第三年当主编，拿了国内外的特稿奖。这其实是得益于虚构写作的基础。在同样面对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我看到的不仅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我看到的是时代的、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我之间这几重关系，怎么一刀刀细腻地刻出这个人和这些关系。所以当我抱着虚构写作建构的那种框架，甚至可以说是想象力和理解力，去面对一个真实事件的时候，我的报道就很容易有更广远的观察框架和意境，或许就是所谓的文学性。我后来想，我在媒体领域如此顺利，其实是因为受虚构文学训练的原因。
再讲回来，当我后来写《皮囊》的时候，其实是发在博客上，不是要出书，只是试图把自己当成客观体，我想报道自己的内心。因为那些命题已经像一只只疯狗追着我咬了，我觉得我要像我曾经一直在做的揭黑记者、特稿记者一样，要去面对这一只只疯狗，要去面对这一个个巨大的伤口，其实也可以说是为了拯救自己，为了治疗自己。那个时候应该是非虚构的方式、作为媒体人的方式，帮助我解剖我自己，帮助我理解我自己，帮助我表达我自己，最后帮助我拯救了我自己，我觉得是这么一个过程。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点？《皮囊》是非虚构作品，但大家总会说，这是一本拥有小说阅读质感的非虚构作品，或者这是一本拥有虚构气质的非虚构作品。事实上因为当我用更广远的框架思考，抱着文学性来报道自己内心的时候，写出来的就是一个文学作品。就像有媒体说我的特稿充满文学性，是因为我使用文学打开感官、感知来面对一个个真实世界和一个个真实的人。
很好玩的是我的《皮囊》是非虚构，除了为了保护一些人，其实大部分是真实的，有时候我很委屈，有读者骂我，你凭什么把谁谁谁写成那样，但其实这绝大部分是真实事件。反而《命运》是一本虚构作品，但大家觉得它是人物传记，是真实的故事。在我看来，其实虚构也是真实的，虚构只是对真实世界的提纯，我所有的努力，其实是为了抵达我们内心共同的真相，去看到我们真实相处的世界。很多的真相是用影像记录，用报道文字能表达，但更多真相需要你提纯、提炼，我也希望写出这部分真相。所以为什么人类需要非虚构写作，也需要虚构写作？因为很多真相需要虚构写作的提纯，很多真相需要非虚构写作的逼近。
我没有得意洋洋的时刻，
我始终是惶恐的
读者提问：《皮囊》大爆之后，相信不管是从名声还是物质条件上你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不知道这些改变会不会影响你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写作？
蔡崇达：成名之后有没有嘚瑟，说实话，这样听起来更嘚瑟了，其实我在媒体圈早就成名了，听起来像凡尔赛，但我待会儿会有一个反转。我第一份工作是《新周刊》，毕业第四个月就拿到年度致敬，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新闻奖项。那时我还有一个很羞耻的称号：天才达达，才24岁，一下子就被赋予重望，所以我一度很顺遂，但你们看到《皮囊》就知道我经历了非常不容易的童年和少年。
讲回到《皮囊》，《皮囊》出版之后，我发现出去有人偷拍我了。当时会有紧张，会有异样，但我很认真地跟大家讲，我没有得意洋洋的时刻，我不是谦卑，其实我一直是恐慌的。我小时候就很敏感，因为敏感而孤独，我交不到太多朋友，但你又好奇自己身上开始长出你当时自己不理解的东西，开始长出各种情感、欲望，但你表达不出来，你甚至无法命名它。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读到书，我记得我读到某一段话，它真的简直像雷劈着我一样，我觉得他说出来了我说不出的话，有了那种灵魂的共鸣之后，你就觉得写作太牛了，作家太重要了，阅读太重要了。所以我觉得我幸运的地方是当我孤独地寻找出路的时候，文学给了我出路，文学给了我陪伴，我受文学恩惠。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能做一个在内心难以抵达、难以理解、难以表达的地方去陪伴人、去表达的那个写作者，那该多好啊！在《皮囊》出版的前一周，我打电话问果麦的人说能不能不出版，因为我疑惑我写出来的这些东西真的值得印成书吗？我对书这个载体很惶恐。《皮囊》出版之后5年左右，每次在公开场合要介绍我，媒体采访我，我都会要求不要写作家蔡崇达，称为作者，因为我被最好的灵魂照亮过，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成为照亮他人的灵魂。
另外一个事情，我还很清晰的一点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品格，就是我很市井。我回到老家，家里的三姑六婆都会跟我讲家长里短，我听着听着会哭。其实我觉得我写作没什么天分，我是真的爱人。你们读过《皮囊》就知道，在我人生面临如此绝望的时刻，有很多人陪伴我，这让我永远没办法精英化，永远没办法脱离人民群众。我很感谢老天爷给我这份恩惠，这份恩惠让我的内心永远跟所有最底层的人在一起。你们应该知道我把母亲的房子，就是书里写到的那个房子改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书馆。其实那座图书馆就是我现在的样子，我就是活成永远立在平民区之中，但是长出最现代的样子陪伴着大家，表达着这片土地本来就有的生命力和美好。
女性是编织精神秩序的主要力量
读者提问：您书里有你母亲说的一句话：“男人终究是胆小的”，我看到这句话，我心头一紧，好像在说我，不知道您是怎么认为的？
蔡崇达：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闽南话男生叫打捕，就是打鱼、捕鱼，女生叫扎布，就是织布那种。男性好像勇猛刚猛、有力量，但事实上在编织生活、编织精神世界的往往是女性。我们经常说男生是要负责现实主义部分，而女生是要负责精神部分，这家内心怎么安定，这家怎么继续向前，这家怎么幸福，都依靠女性。闽南的女性太忙了，像我母亲在我老婆嫁进来的第一天就把所有的东西交代她了，第一个是钱，第二个是交代她几月几号是你祖父的忌日，几月几号是你祖母的忌日，几月几号是哪一堆神明的生日，其实她接管的不仅是财政大权，她还接管一个精神世界。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闽南男性在他内心脆弱的时候，他也会求助于编织精神秩序的女性，除了自己的妻子以外，他会求助他的母亲、奶奶和祖母，甚至他们家族的大嫂。比如我是我们堂兄弟中最小的，我是十三少，每次我回老家，我大嫂就会问我：“最近好吗？有没有什么事情不敢跟你母亲讲，需要跟人讲的。”这就是闽南女性一直扮演的角色。
去追求有趣的灵魂、有趣的事业
读者提问：杨老师，作为一名优秀的评论家和诗人，请问您平时是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当然，您可以从刚刚蔡老师提到的虚构和非虚构写作的角度来说。
杨庆祥：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转化成另外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前媒体人，崇达你怎么平衡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身份和作为小说家的一个身份，它其实是同构的。我的回答非常简单，一个人的精神维度非常多元的，我们不要被所谓的诗人、评论家、媒体人、丈夫、妻子这些社会性的标签给制约了。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一个人，作为一个特别丰富的，不要那么无聊的人，不要让别人看到这个人觉得很烦，让别人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觉得还可以打一个招呼，聊几句，我觉得这就非常OK了。我刚才讲了，很多人是“假人”，但我们要做一个真正有趣的人，去追求真正有趣的灵魂、有趣的事业，就像蔡崇达的写作一样，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特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