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
传言福楼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莫言在采访里则说：“我就是荆轲！”
在莫言版本的“荆轲刺秦”故事里，荆轲走上刺秦之路的目的从一开始的坚定到模糊，再被消解至无。最终，“刺秦”成为一件不得不做的无奈之举。
在荆轲与燕姬的大段精彩的对话之间，荆轲不断被逼拷问自己行为的支点，为自己构建一个刺秦的目的。但渐渐地，他发现每一个理由都难以说服自己。
“为了人民不成立、为了正义不成立、为了公道也不成立……于是，他寻找到一个千古流芳作为自己刺秦的意义，一个看似激动人心的意义。”
然而，随着荆轲与燕姬之间沟通的深入，千古流芳的意义也被消解掉了。最后，“刺秦”成为了一件根本没有目的，自然也没有意义的事情。
借用读者@valian 的评价：这个故事与其说是“篡改”历史，不如说是借由古代这个道德高尚的故事拷问现在，拷问在这个物欲膨胀的时代和社会中，我们为人处世的动机，我们对自身的安放。
以下是莫言在《我们的荆轲》话剧演出之时的一次访谈：
“我就是荆轲！”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会写这个话剧？又为什么会选择荆轲这一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来作为自己故事的主角呢？
莫言：写戏的动力，一是兴趣，二是内心深处有话要说。《我们的荆轲》这个戏题材的选择是有挺大偶然性的。我曾经给空军话剧团写过一个小剧场话剧《霸王别姬》，演出后获得很大成功，由此也激发了我写历史剧的热情。
空军话剧团在那之后也希望再排历史剧，请了一位编剧写荆轲的故事，话剧团希望我参与改编。我看了之后觉得人家写得挺好，但是我不想按照传统历史剧的套路来写这个故事，我希望能够解构它，并且上升到一个哲学层面来讨论它。于是，在非典时期，我闷在家里一个星期，写出了这个剧本。后来部队整编，这个剧团不存在了。这个剧本就闲置了，直到人艺的任鸣导演看中了它。
记者：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史学界，对荆轲刺秦这一事件都有很多版本在讨论，您到底怎样解读这个故事，或者说您笔下的荆轲到底为了什么而刺秦？
莫言：这个故事是个几乎全民熟悉的故事，无论来源是《史记》、野史或者戏剧戏曲。对我来说这是个优势，也是个难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荆轲，我怎样用严密的推演，把我心中这个故事讲出来，让别人看了能够理解和接受，这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
《我们的荆轲》里，荆轲最初显然是为了遵循一个很常规的侠客道的规则，包括各种明的和暗的规则，而被卷入刺秦这件事。他刺秦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很模糊。他也在不断寻找自己行为的支点，为自己构建一个刺秦的目的。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每一个理由都难以说服自己。
为了人民不成立、为了正义不成立、为了公道也不成立……于是他寻找到一个千古流芳作为自己刺秦的意义，一个看似激动人心的意义。
然而随着刺秦时刻的接近，随着他与燕姬之间沟通的逐渐深入，千古流芳的意义其实也被消解掉了。最后，荆轲刺秦只是成为了一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根本没有目的！自然也没有意义。
记者：您怎么界定荆轲最后的刺杀行为，悲剧或者闹剧？
莫言：这是一个以我们目下的戏剧观念很难定性的戏。它有悲剧成分、有喜剧成分、有闹剧成分，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正剧。但我觉得以古希腊概念的悲剧（而不是以当下作为喜剧对立面的悲剧）来界定这个戏，还可以算是比较准确的。
记者：燕姬是您为剧情需要创造出来的人物吗？她有历史原型吗？
莫言：《史记》上记载燕太子丹确实给荆轲送过“美人”，也可以算是有原型吧。只是当时是不是就送了这么一个，而且是他自己的姬人，而且还是一个当初嬴政送给他的姬人，那就不得而知了。
记者：关于燕姬，您最后为什么给了她和荆轲如此出人意料的结局？
莫言：我不知道。最初并不是这样设计的。写到这里就觉得，应该是这样，于是我的笔就变成了刀。也许是因为“你知道得太多了”，也许是因为“她是不是爱着秦王”，也许是因为“西施和范蠡的故事太不可能了”，也许是因为“我看见你就像看着镜子”……这是个开放式的设计。不管观众认为是为什么我都觉得是对的。
记者：她是这个剧中唯一的女性，您让这个唯一的女性作为最清醒的存在有什么深意？
莫言：当荆轲刺秦这件事运转到一定程度时，这个女人成了最大的情节推动者。我的作品里经常是女性很伟大，男人反而有些窝窝囊囊的。我一直觉得，男人负责打江山，而女人负责收拾江山，关键时刻，女人比男人更坚韧，更给力。家，国，是靠女人的缝缝补补而得到延续的。
记者：燕姬在与荆轲对话时，曾提出担任刺秦副使，这是否意味着她也未能免俗呢？
莫言：人总是在互相改变的。荆轲无疑在被燕姬改变，但燕姬很可能也在被他改变，或者被他们两个所讨论的东西改变。不过我觉得，她也有可能仅仅是为了逃离燕国，她被自己谋划的西施与范蠡的远景吸引了。就算她是清醒的，谁说最清醒的人，就一定能够免俗呢？
记者：您对燕太子丹的塑造更多地来源于历史还是演绎？这个人物似乎与以往我们印象中的不太一样，甚至有点跳梁小丑般滑稽，是您的初衷还是仅仅是舞台呈现的效果？您为什么这样处理这个人物？
莫言：我说过，这个作品里没有纯然的坏人或是好人。燕太子丹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就没有定位，没有对这个人物心理的刻画。这个人作为在秦的人质，居然从秦王手中成功遁走，又组织了这场功败垂成的刺杀案例，在人们心中，这个人物必然是有城府的。我还没有看到演出，尽管我不知道他还能很滑稽，但是我至少能明确我没有把他设计成阴险毒辣，二次创作让这个人物呈现这种效果，我是很能认同的。算是个意外收获吧。
记者：您认为燕太子丹组织这样一场刺杀的目的何在？
莫言：我觉得在这一干人中，太子丹刺秦的目的应该是相对单纯也相对明确的——就是救燕。他的救国之心肯定是真诚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以他统治者的身份，救国就是救自己。国仇和私怨在他而言，难以割裂。
记者：您说过：“这部戏里的人，其实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或者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荆轲》是否传递出了您自己的某种价值观？是否有您自己的影子？
莫言：肯定是的。我自己经历了这种过程，之后发现，名利皆虚，“神马都是浮云”。但是总要有一种东西支撑我们活下去，人都是有缺陷的，你不可能达到完美，但你至少可以追求纯粹。我在写这个剧本时，前几稿都在追求共性，我希望表达：“我们都是荆轲！”改到最后这一稿，我放弃了之前的立场，我只是表达清楚：“我就是荆轲！”我的目光也从外部转向了内心，这也使我的创作从复杂转向单纯。
记者：您也说过：“我们对他人的批判，必须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那么您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创作这个戏的吗？
莫言：批判是肯定有的，但是同时也有歌颂。批判过度的欲望，歌颂人的觉醒。就像戏里说的，每个人既是英雄，也是懦夫；既是君子，也是小人。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这么看的。
当荆轲持图携剑走上刺秦之路时，他依然是个小人；但当他在易水河边呼唤“高人”，看到了蝼蚁样的自己时，他已经成了英雄。他没有等到来自他力的拯救，但是他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这种觉醒，是值得我们钦佩和歌颂的。
记者：很多之前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曾通过改编在影视领域获得成功，您之前的作品《红高粱》被改编为电影后更是家喻户晓，还有根据《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也在东京电影节获奖，对于此次获奖的《蛙》，您有将其改编的打算吗?
莫言：现在，较之于八十年代，电影对小说的依赖度似乎有所降低。《蛙》当然是一部可以改编成电影的小说，也可以改编成话剧，但我自己暂时不会去改，我想创作新作更重要。
记者：您怎么看待文学作品的改编？您觉得写剧本和写小说有什么不同？
莫言：小说改编成影视或舞台作品，都是个选择的过程。选取精华，扬弃糟粕。改编者的眼光和水平，决定了他们能发现什么样子的小说，也决定了他们改编出的作品与原作的区别。话剧是离小说最近的艺术，其实，可以将话剧当成小说写，也可以将小说当成话剧写。至于影视剧本，有自己的艺术要求。我对此没有太多发言权。
记者：有人认为您在《我们的荆轲》这部作品里不仅解构了一个刺客，解构了一个荆轲刺秦的故事，甚至解构了历史，解构了我们一直以来的历史观。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或者说，这是您的初衷吗？
莫言：历史剧，其实都是现代人借古代的事来说现在的事。但古代的事到底真相如何，其实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我觉得都被严重加工过。我想，所谓古人，从根本上看，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我没有刻意去解构历史，我只是把古人和现代人之间的障碍拆除了。
记者：您在文学界已经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您怎么评价自己在戏剧创作方面的表现?
莫言：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但我有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
记者：您对《我们的荆轲》的舞台呈现有什么期待？您对人艺的演员演绎您的作品有什么期待?
莫言：我对人艺的班底非常信任。剧本完成了，剩下的工作归他们，我不掺加任何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