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西方现代性的当代摄构与书写实践——陈晓明的文学批评与中国式...
《陈晓明文集》2023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陈晓明学术思想的高度浓缩与硬核展示。毫无疑问，陈晓明的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理论构建是里程碑式的，为当代文学研究树了一块界碑。这一评价，完全是基于他所要挑战难题阶位而做的判断。当代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是涉及面对流动、无边、延异、空而开放的“大当即”如何归摄、构形、统握、持留的摄构问题（1）。这完全是现象学意向性难题级别的当代性难题，其难度完全不亚于古典或现代的学术研究。陈晓明在这方面体现出惊人的判断力，卓越地开展了勘界、批评与构建。令人好奇、惊叹的是，他终日在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中穿行，却能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伏击中突围而未中其毒。陈晓明携着从本土文学经验、批评实践所培育起的免疫力，以过人的智慧识破了逻各斯主义制造的幻象、吊诡，及其“狡计”，展开了逆西方现代性的当代摄构与书写实践。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与破解是世界性难题，这完全在于其诡异的运行机制与操控术：任何内部的颠覆和反抗顶多是它颠倒的镜像，最终都可能巩固了其秩序；它有诸多世俗子民和隐蔽变体，蛊惑它们施展代理人间战争，而自身却岿然不动；在其二元对立秩序内，拥有优先权一方并不对处于劣势一方赶尽杀绝，而是使之处于僵而不死的依附状态。只要无法真正撬动其牢固框架，任何差异、多元、异质、创新的实质都不过是同质化或同义反复，却还伴有抚慰幻象；任何外部的独断取消，将造成取消者濒临失范失语、蒙昧原始或粗陋乌托邦的深渊。现代性困境是西方逻各斯主义在现代进程中的新近产儿，也是逻各斯主义问题症候的最集中暴露。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对我们文化道路、现代化进程始终形成了某种牵引与掣肘，体用论、源流论、复古与西化，以及庸俗综合、调和、折中与辩证之间的激越对抗长时间、周期性地出没，便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征兆与踪迹。西方现代性的驱动，给后发现代性国家在文化上造成系列创伤、尴尬、迷惑，产生诸多不同于其源发地的系列典型的“现代性矛盾”，诸如“怨恨心理”“怨羡情结”（2）等。陈晓明是摆脱西方逻各斯主义的能手，“最小值的多元现代性”“最小值的多元民族性”“最小值的文学性”这些陈晓明式的创造性实践，击破了逻各斯魔幻而赤裸的顽念、蛊惑、神话与谎言，真正排除了100多年来“西化/本土”“西方/东方”等现代性难题对中国文化道路何去何从所造成的干扰。我们无法也不必封闭地框定中国式现代化，但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起点则十分明确，即首先必须扫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制造的障碍。正是基于这一层面，陈晓明所完成的对西方逻各斯主义的破解与逆写，堪称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道路上的当代典范。
一
先锋的后现代性：朝向无边的统握
《无边的挑战》对于陈晓明的学术生涯不但是重要开端，而且从中已透出其整个学术历程的消息。从发生学角度看，哲学家、理论家从早期作品或博士论文开始一般会有一个成熟过程，而具有原创的开拓者则绝对是个例外。尽管陈晓明有关德里达的学术专著要等到2009年才出现，但根据夏可君记录，其博士论文《解构的踪迹》就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最早研究”（3）。“先锋的后现代性”尽管涉及现代主义等诸多主题，但解构是其底色和纲领。它既是陈晓明文学批评高度的提前宣告，也是当时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构建的制高点，其中一系列前瞻性判断即便在今天仍未被超越。
后现代、先锋派的后现代性，在那个年代对于理解和接受绝对是个挑战。从文化进程看，西方先锋派、后现代主义明显存在文化代际，尽管它们作为理论知识完全可以共时地输入，但从现实经验与需要而言，当时最紧迫的则是实现从现实主义到现代派、现代主义的转换。而当时大家忙于“寻根”“反思”，以及“要不要现代派”的争论，正恶补“荒诞派”“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哪有时间理会“后现代”“解构主义”“人的死亡”。不过，陈晓明却是严肃且底气十足的，但从他的文字中无疑能感觉到现实至少从两大方面给他带来困扰：一方面，是有分量的理论著述遭到冷遇；另一方面，理论借以发力的先锋派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突然哑火，先锋不在且“循规蹈矩”了。1990年代并没有延续1980年代的良好势头，商业主义、大众文化盛行，文坛弥漫着“失败主义”气息。给陈晓明触动最大的恐怕还是结伴同行的先锋派，在1990年代初期不同境遇，先锋派已“蜚声文坛”“获得独家经营的暴利”，但除了少许“悲哀”“欣慰”，热闹的是他们，其他却与自己无关（4）。我们读出了陈晓明的不甘，但毫无疑问，陈晓明身负重压仍执着于为“先锋的后现代性”的公共合法性而呼告。
实际上，今天毫无必要浪费时间来论证《无边的挑战》的重要性，以陈晓明的学术影响和在文化场上的站位，阐释的努力或许有些多余。不过，“无边的挑战”所包含“的先锋的后现代为何在中国发生”的学理分析，及其诸多对当代文学批评有所馈赠的学术资源、命题大义，无疑值得进一步发掘。其一，正式提出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并从社会、经济、商业、文化层面展示了其存在的土壤和条件。这里面还涉及一个有关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非常有价值的判断，即“现代派不适合中国”，它那种宗教式超越性与“中国民族性”“相去甚远”，而后现代主义没有根性，同商业市场更具亲和度，在中国反而有现实基础。尽管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有着另一与先验、后形而上学深度牵连的维度，但我们还是不免为这个今天在物质性实践层面已能获得验证的超前判断而惊叹。其二，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再次申说马克思有关文学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几乎被视同于诸如“古希腊神话”式的范例。陈晓明基于“卡里玛斯”的解体，从时代文化的脱序、危机中看到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可能。其三，对先锋派小说作家群所作“晚生代”命名，以及这一代人所体现的“晚生感”“晚郁风格”这一文化心理与美学层面的统握，十分个性、及时而富有内涵。在陈晓明看来，先锋作家之所以铤而走险开展形式的极端试验，正在于现实的匮乏。这无疑是现实感十足的判断。其四，对从晚生代、美国战后试验小说家到博尔赫斯等作家的论断，涉及文学耗尽、话被说完后如何展开文学的重大问题。文学终结问题也是陈晓明著述的重要论域，而这一问题引发学界广泛讨论，则要到2000年后米勒有关“文学死亡了”等观念进入中国之后。
“先锋的后现代性”是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以及文学未来走向的前摄。在陈晓明写作那个时间，这样的摄构多少还带有学理的推导，以及个人禀性的超越性，但随着虚拟技术神降时代的到来，先锋派试验形式所具有的物质性、现实性不断得到了验证。大型娱乐节目《奔跑吧，兄弟》、游戏产品《赛博朋克2077》等，借助媒介技术与体验把先锋作品十分嗜爱的叙事圈套，即叙事人在现实域、叙事域、故事域穿行的叙事模式（诸如格非《褐色鸟群》），以空间化形式加以物质性呈现，实现了文学文本的三维转换。拉康晚期精神分析学的普及，无疑提升了我们对先锋派匮乏、空缺主题的进一步领会。先锋作家对“文革”书写的不可能，有如拉康自我对“实在”欲望的不可能，这样我们就会即刻抛弃“先锋作家纯粹在玩叙事圈套”的成见，进而明白历史为什么在先锋派那里将其展示为一系列奇异幻象，他们对暴力、冷漠、凶杀等为何茹毛饮血般地贪婪且被作为一种纯形式展示。陈晓明、先锋派、后现代的相遇真是神奇、幸运，按照陈晓明自己的话说，彼此的“遭遇”就是“一拍即合”。“先锋的后现代性”展示了陈晓明“大师的批评”，它不同于“职业的批评”之处在于体现了好的“品鉴”“判断”（5）。“大师的批评”是对当下的统摄，而不同于理论构建、学术研究，它指向鲜活的在场、临界，以及现场感知而非后到的回忆，没有知识生产那种隔岸观火的“安全”，或事后诸葛亮的“时差”。当下的把握就是现代性，波德莱尔首先展示了这种禀赋。我们以前或许囿于学科建制一直低估了批评的难度。好的文学批评涉及如何直面当下展开统摄、持留与构建的现象学难题。尽管陈晓明在后来的著述中，从学理上对这一机制做了充分说明（6），但这后到的“说明”始终遮不住他当年面对空无、无边、空场而做“先锋的后现代性”统握的理论气魄与预见锋芒。
二
最小值多元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逆写
“先锋的后现代性”宣告了中国文学的后现代性可以绕过现代性、现代派提前到来。不过，陈晓明在之后的立论重心并非在后现代或后后现代，而是集中到现代性。为何后现代变成了现代性？陈晓明对此的解释主要基于两点：一方面，是中国当代文学现实、本土经验与创作实践使然；另一方面，在西方后现代之后出现了大量回溯现代性的热潮，二者关系被不断修正，利奥塔、哈贝马斯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这样，问题的关键就变成：“后现代的现代性”同逻各斯中心主义机制下的运行究竟有何质的区别？它如何不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框架的例证或作为西方历时发生“现代性—后现代性”的颠倒镜像？在这一框架下，现代性前面加再多定语都将是同质化的，正如陈晓明在考察查泰勒、汪晖、吴冠军等学人所涉及多元文化、多重现代性方案后发现，它们总会导致民族本位的现代性悖论（7）。
陈晓明所构建的“后现代的现代性”之所以能超越逻各斯框架下主流的现代性观念，关键在于其实质是后形而上学现代性或解构的后现代性。解构主义的对手并非作为世俗产儿的现代性，而是其更为强大之父——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解构主义反形而上学的最大智慧在于，看到任何对形而上学的反对只有同它构成某种牵连方有可能，即回到“能够产生形而上学而又不能被形而上学所思考”的本源、始源地带（8）。陈晓明清醒地看到，不可能以摒弃形而上学的方式反对形而上学。他通过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后形而上学支点这一比较符合认同理性主义又缺少形而上学语境的非西方接受者接受习惯的路径，还原了现代性、后现代的形而上学维度，及其同形而上学本源的牵连，从而也沟通了后现代与解构主义（9）。由此，“后现代的现代性”至少包含这样的内核与方法：现代性、后现代性都是本源的显现方式（形而上本体的后裔），它们并非必然处于同一个阶位或非此即彼的对抗；后现代也是本源的子民，完全可能比现代性更早到，也并非由现代性派生；后现代的合法性并不取消现代性的合法性，理论上双方都不具优先权；本源不可能在场、本体不会绝对显现而只能是替补、踪迹，是幽灵化的，这也是多重现代性、多元与异质真正的原生地带。在这样的机制下，现代性已不可能依然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但在历史化进程或发生学层面，它早于后现代的事实不可被抹除，无论对现代进程过去的叙述还是未来实践，它甚至是根本（最小值现代性）。后现代在本体层面完全可能、可以比现代性更早，作为一种思维可对现代性进程加以重写，但在发生学层面，它不能非历史地取代现代性，而是受到现代性基本制约，尤其对于后发现代性国家或地区，这已是事实且涉及文化伦理责任问题。只有参透了后现代的现代性机制，才能真正明白后现代的现代性为何能够实现对西方现代性的逆写。以下将从三方面论述它如何实现这一逆写实践。
其一，“后现代的现代性”真正超越逻了各斯中心主义框架下现代性诸多二元对立结构成员间欲罢不能的论争。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框架下，围绕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经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论争，没完没了却又未有实质性推进。陈晓明以现代主义/本土文化这一对立项为例指出，“理论界不少文章反复在论证”，实际上不过是“在经验和学理常识上可以验证的道理”，一段时间之后又死灰复燃，“人们不得不一篇又一篇地重新阐释”。既然逻各斯中心主义框架下的现代性是问题的症结，那是否可以抛弃它？回到古典是否就可以了？显然，按照作为西方现代性的对立面去构建传统、古典或国学，无疑陷入了逻各斯的陷阱，我们很难相信可以避开西方现代性而寻找所谓纯粹国学或民族性。陈晓明就此发出警告，“国学并没有优先权”，只有极为有限的领域可以保持所谓“中国传统本色”。所谓“中国人只做中国的学问”完全经不起推敲（10）。尽管作为逻各斯产儿的现代性及其进程存在诸多问题，但无法绕开它撤回到前现代，如此方能避免向传统惰性、莽荒打开口子，这是陈晓明对现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参照系。
其二，“后现代的现代性”在方法论和书写空间上为现代性重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这一范式同逻各斯中心主义机制的最大不同在于晚到、附属、次要的可能更具合法性；现代性未必优先于后现代性，西方未必优先于本土；等等。陈晓明正是基于这样的范式确立了当代文学的合法性，它不再依附于现代文学。围绕当代文学观念及文学史书写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以社会革命、政治运动为主导的当代文学史总出现断裂，文学史叙事“充满了开始与结束”，尤其1949年后的“十七年”文学，浓厚的意识形态、严峻的政治性“阻隔了问题的深入探讨”，而一旦转向美学层面就会出现“十七年”文学无处安放的问题。陈晓明认为，引入（后现代的）现代性这些断裂便能作为现代性内部的矛盾与张力而使之获得整体考察，其间的复杂性能得到发掘，避免它们时而被推到顶峰，时而被全盘否定的尴尬。就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陈晓明开展了不同于以往的实践：一是将当代文学开端上溯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重新沟通现代与当代；二是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为现代性形式，即“极端的激进的表现形式”，从而与1980年代的文学获得内在关联。当然，遵照后现代现代性的运思机制，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也没有优先权，它同已有当代文学史处于敞开对话中。经过后现代濡染的现代性作为地平线，成为陈晓明考察当代文学诸多群体与写作的重要视域。它们既可能是之前被总体化、历史化遮蔽了的内容的再次显露，也可能体现为现代性的例外，从而使农业、女性、乡村、地域、民族等体现现代性发生的丰富性内容获得了展示。（后现代）现代性的丰富性还在于发掘了原来断裂的文学历史段落、单元之间的“复杂勾连”“复杂形势”，体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实践和品质的韧性。
其三，“后现代的现代性”不同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其合法性并不废黜包括现代性在内的其他书写实践，而现代性作为“最小值”“最坚韧部分”构成了后现代或多元现代性的根基。陈晓明对“最小值多元现代性”的构建真正守住了后现代、多元现代性的内涵、历史实践，以及真正的异质性。他谈到了主体、传统、历史的最小值，而最彰显唯物主义因而最具开拓性的地方在于，现代性的最小值被视为“最为内在坚韧的民族传统特质”而展开当代文学批评，以及为当下现代性的所指做了最低（也是最高）的捍卫：首先，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自反性，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建构在现代进程中具有一致性，由此确立了“十七年”文学的正当性，肯定了《创业史》等由底层人民引领的文学，以及《白鹿原》等反映中国农业文明现代转型的作品，在世界文学谱系中的独特贡献（11）。其次，对现代性“最小值”的捍卫，就是对后发现代性的坚持，拒斥后殖民主义、后历史主义、文化研究，以及各种充斥虚无主义的后学理论，对已发生或正展开的启蒙现代性、现代性叙事与实践的无视与涂抹。陈晓明就此宣告，中国现代文学有关革命、启蒙、救亡的诉求，以及“十七年”文学与激进政治的关联，具有积极选择的必然性；对现代性的批判要正视我们“非常薄弱的现代性基础”。现代性与后现代在当下与将来出现了中国式叠合，后现代的现代性在很长时段内“无法终结”（12）。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首先是个实践问题，理论反思需受到现实、历史、实践的约束，要尽可能趋近最小值的历史事实、问题现场和未来朝向，进而避免在学院安全栅栏内做不偏不倚的知识生产。再次，因为现代性的未完成性，其最小值需在更丰富的文学细读与批评实践中展开。1980—1990年代，中国学界刚从庸俗文学社会学和政治、道德拘束中解放出来，就跟风西方，走向无所不包的文化研究。陈晓明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极具超越性的文学定力，并道出问题的症结:中国文艺理论为苏俄文艺学“守寡”的负面影响还未根本清除（13），理论观念先行，重观念轻分析积弊严重，道德主义仍可“横扫一切”，而对文学缺少深度、微观感知。为此，他专门推动了“文本细读”工程，结集为《小说的内与外》。陈晓明认为文化研究不要逃离文学，没有经过文本细读训练而匆匆转向文化研究，那是自取灭亡（14）。今天看来，这不能仅视为对文化研究的反思，更是为正遭遇人工智能降维打击的文学研究如何安置狭义文学、传统文学或纯文学的问题，指出了方向。
三
最小值民族性对民族—世界现代性的重构
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作为现代性的问题，几乎出现了启蒙现代性困境的相同症候。文学的世界性成为一种欲罢不能的目标或无意识趋向，在世界性的驱动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总体上形成了如是定论：中国文学同世界文学的差距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差距主要是文学的美学层面。基于这样的判断，学界就会认为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中启蒙、救亡、革命阻碍了文学的发展，必须从文学形式或技术上不断追赶。不过，文学不同于物质或可测试的芯片，它与西方世界文学的距离缺少更加有效的计量尺度，而中国作家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成为不二的参照选择。中国文学界，以及民间、各种论坛每年都在竞猜哪个中国作家能够获奖，而每每揭晓后几乎都陷入了臆断和失望的循环。奇怪的是，事情非但没有因莫言2012年获奖而得到平息，反而变得更加诡异。世界性问题一旦进展不顺利，文化民族主义就十分强劲，其会大声呼告“走自己的道路”“走中国的特殊的道路”。这就是典型的由民族性、世界性构成的“现代性焦虑”，它不断重演、循环（15）。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性问题虽有受制于其现实、客观的方面，但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框架下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结构性认知方式相关。所谓“世界的就是民族的”或“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辩证吗，在这一框架下也显得有些迂腐、虚妄。
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现代性框架下，考察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其前景十分晦暗。陈晓明还原了可能遇到的诸多困惑与尴尬：在全球化背景或西方美学尺度下，我们的当代文学可能“土得掉渣”；鲁迅是世界性的，巴金、曹禺也可能是世界性的，冯至只有与里尔克建立联系，才可能是世界性的，而王蒙、莫言、贾平凹等人就不好说了。按照这一逻辑，中国当代文学似乎没有希望，狭隘的民族主义会如影随形。由此，只有依照“后现代的现代性”思维取消西方、世界性、普适性的优选权，摆脱与西方文学的求同，中国文学方能真正获得现代性。这是方法论上的哥白尼式的转换。不过，文学不同于经济基础的那些构件，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比较也不同于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那样相对确定。正像陈晓明所追问的，在寻求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异性、民族性时，如何“保证不是更差的、低劣的品质”？谁来评判这种差异性？在陈晓明看来，今天中国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一员构成世界性的一部分，已不存在问题。不过，世界性的评判无论是西方文学，还是第三世界文学，都需要一个尺度，一个“代表了某种普适的、更高的、更完美的艺术品质”，这是问题关键，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依照之前所涉及的多元现代性，不能沦为相对主义，或重新走向蒙昧的复古，或做本质主义框定。陈晓明就此进行了方法论变革，改变了考察方式：民族性或差异性应在中国文学现代发生的奇异性、特殊性层面去探讨，考察其历史演化与推进的具体过程；与其本质主义地强制划分哪些民族性要素是世界性的，不如将中国文学的内涵发展视为与西方世界、世界文学对话和参与的过程，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视为一种生成过程。
依照“后现代的现代性”原则，就能避免遵照西方美学现代性的某种尺度，按图索骥或削足适履地操作，要么把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排除在世界性之外，要么看不到它的特殊性、异质性、复杂性，不能勇敢地承认它的合法性。陈晓明正是基于此对浪漫主义这一典型的现代文学思潮在西方、中国的发生，以及中国式浪漫主义的世界性，做出了不同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勘界与判断。他通过考察认为西方文学的现代性起源是浪漫主义，在理论上以赛亚·柏林、哈贝马斯都做过立法性论述。从文学创作上，除了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或狂飙运动之外，整个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贯穿着浪漫主义传统。在他看来，歌德的《亲和力》体现了“浪漫主义小说乃至西方小说”最根本的特征与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小说是不是有这样的起源与根基？陈晓明发现，浪漫主义在中国不但晚到，而且夭折了，它被强大的现实主义压制了。如果依照浪漫主义作为西方文学世界性的尺度，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够世界化了。“后现代的现代性视角”为陈晓明对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发生，以及中国文学世界性的重估与发掘，打开了新的可能与空间。首先，确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漫主义实质，它“本质上是一场中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国革命文学叙事也是另一场浪漫主义运动，从《子夜》到《三里湾》《红旗谱》等都贯注着浪漫主义的底色（16）。其次，当代文学复活和重建了浪漫主义传统，从铁凝的《哦，香雪》到莫言的《檀香刑》《丰乳肥臀》、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张炜的《你在高原》等，都“补课般地回到现代之初的浪漫主义基础上，重建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审美风尚”（17）。再次，还原了中国现代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选择、排斥、压抑、变异的丰富性：一方面，浪漫主义附体革命，又被现实主义改装，它几乎是幽灵般地显现；另一方面，与西方兼收并蓄，出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多种文学思潮混杂的经验，这就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性问题上所体现的民族性、异质性。正是基于在民族性、世界性问题上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框架的破解，陈晓明从更包容的世界性视野，更加从容地探讨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的汉语写作问题。
四
当代性、未来动力与中国式现代化
文学死了？现代性终结了？文学动力耗尽了？美国作家巴斯、品钦、桑塔格在1960年代就多次宣告小说死亡、文学枯竭，而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格里耶则通过形式变革一次次地延迟文学死亡的到来。随着虚拟媒介、仿真技术席卷而来，以及人工智能神降，这次文学真的要寿终正寝了？陈晓明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动向，从后现代主义进入其视野那一刻就开始了侦测。文学死亡绝对是一个当代性事件，一个当下的紧急时刻、临界状态，它包含对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意识与洞察。
什么是当代性？我们更多地从启蒙现代性的线性思维去套牢当代，自以为当下是确实的实在，它透明而清晰，因此总急着告别过去，肯定地寄寓未来。这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框架下历史观、价值观的产物。实际上，情况并非只是如此。当代不是绝对、本质或已完成的，而是当代的延迟。当代性问题为文学死亡的诊断提供了新视角，为文学动力与未来提供了可能。面对文学死亡与终结，陈晓明再次找到了其本体动力。这是他在“先锋的后现代”之后对文学创作、批评与理论构建的又一重要突破。
关于文学性弥漫、文学以终结方式新生、大文学观念，在文学界并不缺少提倡者（18），可如果不真正回到本源、本体层面，那所谓“文学没有终结”不过是一种抚慰性告白或被动防守而不了了之。经验主义泥潭怎可能实现文学新生的关键一跃？陈晓明借助德里达研究，对文学在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的情况下，就其可能性与未来的前提条件，做了以下宣告与构建：其一，从幽灵化角度理解死亡与新生，从延异中寻找动力与能量。陈晓明指出，现代性终结是一种长时间的持存，它不是对过去的告别。其二，幽灵化文学更新了写作、文学观念，拓展出文字本体的文学；其三，冲出大众文化、视觉文化、文化研究重重包围，再次确立了文学的合法性。面对技术对文学的解密，以及传播、媒介学科对文学的瓜分，陈晓明宣告了一个“大文学时代”的到来：“文学系没有被视觉图像的扩张所挤垮，相反，文学系正在给它们布阵和调兵遣将。这决定了IT时代的数字化存在并没有逃出文学魔掌，而文学系的精灵们正在视觉媒体的各个岗位上整装待发，它们是文学幽灵的永久守护神。”（19）
陈晓明说到做到，并非只是批评、否定或做做姿态，他为后文学观念及其可能展开了先锋探讨。在理论范畴方面，陈晓明相应地构建了“最小值的文学”，赋予批评发掘“文字中的文学性”的新任务（20）。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文学带来的最大危机，在于文学已无力表现、再现或反映现实，虚构已没有触动力，这一新挑战是当年复制技术对文学冲击的几何级的倍数。当文学远低于现实，在统握现实过程中面对无限与同质化沙漠已无力辨识与摄取时，它真就老朽不堪了。文学与现实、虚构与现实的关系是这次危机最大要害。为此，如何披露文学的现实生产机制，如何重构虚构与现实的关系，如何解决文学被现实需要的重大问题，是亟须破解的难题。陈晓明在这方面做了专业的穿越与探险。如果说德里达对柏拉图“药”的解构与重构，是解构主义最困难、最精彩、最有意义的战斗，那么陈晓明对现实主义机制、超级现实主义（hyperrealism）的解构与重构，则是文学通往后文学最为重要的战斗。现实主义总独断地认为，它之外有个现实的或实体化的“纯在”，完全忽视了语言和形式的物质性或中介性，还以对现实的忠心而自诩。陈晓明刺穿了现实主义绝对现实的意识形态幻象，披露了其秘密与谎言，所谓的现实主义不过是二次虚构、双重颠倒的产物：第一次，它所设定的再现之外那个所谓的绝对现实或实在，首先就是（先验）意识与主观的虚构；第二次，虚构进一步以这个设定的现实为起点，通过具体的文学形式、语言加以再现，则是二次虚构。现实主义所表现的现实不过是它自己，所谓的真实、现实不过是神话。那么，现实需要文学吗？现实不但需要文学且依附于文学。从本体层面的人之外的实在、现实是无法言说的，从康德到维特根斯坦皆做如是判断，而这无法言说鼓惑、催生着言说冲动，构成哲学、文学最本源的动力与空间。德里达则从本源处看到哲学的文学性。陈晓明说得更唯物主义：现实需要文学表达、典型化处理，它“不过是一切想象关系的总和”（21）。确实，现实离开最低限度的文学性，抛开文字、想象、隐喻、符号与表达，它就是乌有。陈晓明为开启新的文学提供了前提与通道，并展望了后文学的各种类型，诸如修辞、文字文本等，后文学空间就此真正被打开了。
陈晓明逆西方现代性书写实践的当代性，决非局限于文学，它为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提供了范式。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陈晓明逆西方现代性的当代书写实践，为我们理清了逻辑前提与问题起点。我们至少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道路实践可从“最小值文化现代性”入手，摆脱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对第三世界幽灵般的影响，摆脱独断论、相对主义，坚持真正的包容，在多元世界中勇敢承认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异质性与个性。逆写的现代性，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可以有不同于且不必绕开西方现代性的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性是什么？当代性是脱节、脱序，是对时代问题的“异常敏感”，以及对断裂晦暗的“凝视”（22）。我们的民族文化结构与西方存在着客观差异，冲入、碰撞更可能是机会，认识到在认识型结构等方面同西方的差异，才能看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当代问题与方向，即施展“最小值民族性文化”的韧性。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困境在于母体文化之“道”始终无法顺利结出实用之“器”，而西方引进的器与本土文化造成掣肘，导致“道”“器”滞塞不畅。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再介怀于现代科技在近代为什么不到来的李约瑟之问，而要认识到我们已错过了从文化的形而上生出形而下技术的黄金时期。我们完全可以换个思路，中国科技昌盛了，能培育出新的人文科学；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改变我们思考、探问的方式；西方科技以物质、物理为终极目标，而东方则以生命为核心；我们不以思辨、逻辑、体系见长的直觉、智性、灵性、顿悟等东方文化的特质，或许意味着新的可能。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已不完全取决于文化自身，经济基础的改变将不断改变我们在文化创造上的提问与思考方向。这就是陈晓明中国式现代化文学批评与理论实践带来的启示吧。
注释：
（1）这是一个普适性的重大问题，哲学、美学、文学、批评都曾有过聚焦，康德、胡塞尔对这一意识机制曾做过深度探讨，而波德莱尔、本雅明、阿甘本则是这一领域的诊断能手。该意识活动看似后天所为，实则离不开先验机制。摄构即“前摄(protention)”“构造(konstruktion)”“构形(formung)”“统握（apprehension）”等的简称，原为先验层面专门术语。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第407、284、177、5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本文从文学批评转义角度在准先验层面打通使用。
（2）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第37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第7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夏可君：《解构在中国的发生：试评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4期。
（4）陈晓明：《无边的挑战》，第43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
（5）“大师的批评”“职业的批评”采用了蒂博代的说法，见〔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第110、74页，赵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7）（11）（12）（16）（17）（21）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第22、43-44、15、24、85、91、51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
（8）〔法〕德里达：《论文字学》，第242页，汪家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9）（10）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第5-14、57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
（13）见朱国华：《本土化文论体系何以可能》，《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14）（19）（20）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第329、13、258-25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
（15）陈晓明：《后现代的现代性》，第53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
（18）见陈开晟：《“后文学性”论争迷误辨正》，《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22）〔意大利〕吉奥乔·阿甘本：《论友爱》，第104-105、107-108页，刘耀辉、蔚吉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