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散文创作谈

一

这几年我在《收获》、《钟山》和《雨花》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前两个专栏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雨花》以“时代与肖像”为名写了我对乡村生活的记忆。我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中出入，它们交叉融合，构成了我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当下语境对写作的影响是深刻的，但过往的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仍然具有独立的意义。现在这本散文集以“雨花”的专栏文章为主，又收拢了我以前关于乡村生活的部分散文，合而为一。特别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李黎兄的督促，才有了现在这样的面貌；特别感谢《收获》主编程永新、《钟山》主编和《雨花》主编朱辉三位先生的邀约，让我在学术研究的同时重返散文写作。

我问学之初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后来虽然转向，但与现代散文相关的趣味、语言、修辞等一直散发在我的读书和写作中，对“文章”的热爱不时让我有跨文类写作的冲动。九十年代中期我出版了一本毛边书《把吴钩看了》，在无所不在的“市场”压力下，大学也浮动起来，我会在夜间用裁纸刀裁开毛边，以这样的动作安顿自己的内心。世纪初年，我回到一度中断的知识分子研究，在《南方周末》开设了专栏“纸上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差不多一周或两周写一篇，在武汉开会时还特地去了咸宁的向阳湖，坐在车厢时才隐隐约约听说有什么“非典”了。尽管在向阳湖没有几天，但我在散落的历史细节和现场中对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其实不仅是我这一代，更早的知识分子比我们经历了堪称严酷的考验，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面临了如何在时代中自处的问题。这些感受又坚定了我之前提出的一个想法：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

想来也真是不可思议，我写作散文最多的时间往往是大灾的日子里。那年冬春之际，大雪几乎压垮了江南，我在书房里看到了围墙上久违的冻丁丁，这个寒假未能回老过年。我在晶莹剔透的冰冻里看到了我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景象，我在雪地里等待阳光。写完了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后，我在大街上踏雪，看到年轻的我向我走来。现在，我有了相反的感觉，我看到了一个有些苍老的我，而我曾经生活的乡村却在文字中减去了几十岁。《雨花》“时代与肖像”几乎写于庚子初春到仲夏，在几个月的书斋生活中，我又完成了十多年前就起笔的小说《民谣》。在这样的写作生活中，能够在真实与虚构中生活和想象，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许多年前，我背着一个木箱，过了村前的大桥，去十里外的公路等候往县城的汽车，再从县城搭乘长途车去苏州。在公路上上车的时候我还没有离乡的感觉，即便在县城车站我也没有伤感。车行百里，在江边上渡船时，我才意识到，那个乡村在我身后了。我很少用“乡愁”这个词，写作“时代与肖像”也不是抒发乡愁，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写什么。

在这篇“后记”快要结尾时，我想起一个细节。大学的一个寒假，我夜间从安丰镇踏雪回到村口，在桥南我就听到桥北的父亲和母亲说：王尧回来了。

二

《日常的弦歌》是《钟山》同名专栏文章的结集，在付梓之前增加了一篇。

“西南联大”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陌生和空洞的名字，它确实成了传奇，传奇中的许多人物也成了传奇。写这个专栏时，我有些犹豫，学界和文学界同仁关于“西南联大”的成果丰硕，我能不能写出点新意？想到了“日常的弦歌”这个专栏名字后，我感觉或许能够写出自己的“西南联大”，因而无问西东写了下去。我们通常会把“弦歌”与“日常”分离，但在阅读和理解“西南联大”时，我意识到“西南联大”的“弦歌”是在“日常”中生长出来的。如是，我更愿意在困境、欢愉、黑暗、光明、约束、任性、革命、保守、崇高和卑微等这些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去叙述“西南联大”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物。

在写作这些文章时，我又时空错落的感觉。我在长沙、昆明访问过与“西南联大”相关的遗址，也凭吊过闻一多先生殉难处。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在路上遇见朱自清先生了，我停下来喊他朱先生，他不认识我，朝我笑笑。在读《联大八年》时，我在想要不要给哪个学生杂志投稿。老舍到联大讲座了，是闻一多先生主持的，我应该去抢个位置。苏州也有定胜糕，我想告诉在街上摆摊的梅贻琦夫人，你做的糕点滋味和苏州有什么不同。在阅读和写作中，我似乎回到了“西南联大”的日常生活。

定胜糕里通常会加桂花糖。昆明的桂花比苏州开得早，但我没看到梅夫人采撷桂花的记载，那个时期也应该少有保存经年的桂花。秋天的苏州也是桂花飘香，但今年秋季炎热，桂花至今尚未开出来。我闻到桂花的香味还是在亳州，那地方是中原了。在反常的季节中写这篇跋，我还开了空调。《日常的弦歌》责编魏玮发来微信说，她已经配好插图了，第一张是“西南联大”校门的照片。真好，再过些时日，我打开自己的书，就可以从那个“校门”进入西南联大了。

三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是近二十年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由追问他者开始，再追问自己尽管学术也留下个人精神与情感“自序传”的痕迹，但学术文体因为某种规范总会限制个人诉求，我因此兼及散文写作，意犹未尽，又去写作小说。我想用不同的文体回答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或纪实或虚构。

八十年代问学时，我最初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对此后我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在九十年代将现代散文理解为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这实际上已经间接表述了“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散文这一文体的一大特点，是让你在阅读时会有在场的感觉。我会觉得我在和作者、文本中的意象、情绪、场景、人物、细节对话。所以，我后来用散文写抗战时期重庆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时，会觉得是在写自己，觉得自己和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他们”是“我们”，“我们”会成为“他们”吗？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结集了我近十年的部分作品，多数写于2018年之后。其中有若干篇以“沧海文心”为总题发在2018年《收获》上。这几篇和其他长短录，大致都是写“五四”以来的文人，有我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这类写作让我穿越时空，在编选时我有恍惚的感觉。逝去的未必逝去，留下的未必留下，我仍然无法回答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在《我们的故事是什么》付梓时，我特别感谢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黄红丽总编的邀约，让这些文章能够结集出版。也特别感谢靳辉兄的精心编辑，才有了这本书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