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母亲》：疾病隐喻，人之精神存在的溃散

温亚军早年的小说，总是从极其平淡之处展开内掘性炼金，总是从逼仄狭小刹那间跃升人之神性伟岸无限广阔，文本总是终归温暖延宕之处，尽显静美诗学。近十多年来他的小说常常逆转陡进，倾力于小说人物深陷人世困境无以自处之叙事，赫赫然于精神尴尬悬浮无依之境，强力彰显着酷烈诗学之惊心。

纵观温亚军的小说创作，早年的“边疆”“军旅”文本，只是他所创造的沉溺于自我的想象世界，即便是初入大都市的“城市”叙事文本，亦是如此。酷烈诗学之惊心文本，标志着温亚军创作从传统思维拘囿下的成功突围，这些从坚质现实末梢出发的文本，是其创作的现代性转型，是文学从有限情感抚慰转向对人性、存在之深度广度的拷问，是全新哲学张力的艺术开掘。中篇小说《另一个母亲》（《十月》2025年第3期），亦是这种腾升性典型文本，它让小说不再是情感的庇荫，而是在精神深困于疾病深渊之一线边缘，让身处现代文明下的人类重新掂量生命存在的分量；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成为照见人性深处及人己关系逼仄的镜子，更是映照出现实快节奏个体化生活对人之本真的涤荡，及对传统伦理秩序的颠覆。

生活能够自理的母亲，大哥二哥尚不愿面对和担负照顾之责，父亲去世了，他们对被阿尔茨海默症倾覆了生命正常存在的母亲更是避之不及。“另一个母亲”，是父亲不可抛弃不得不去面对的母亲，是意识不在现世现时的母亲，是照顾了大哥二哥两代人而被他们遗弃的，游走在不为人知的世界里的母亲，是颠覆了弥补孝道的柳孝成有序城市生活的至亲。文本以专注、细密、饱满、动人、至哀的叙事凝铸了亲情伤逝的惨然图景，乃至以疾病隐喻解构了个体生命本质性存在的意义，让人们情不自禁地去追溯远逝的宁静而平和的生活。

抛弃母亲的不止是大哥二哥，或许老家更适合阿尔茨海默重症的母亲，但是他们选择了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与柳孝成以利益求取为导向的假离婚的共谋者袁可可，最终无法忍受病中母亲对其生活常态的全然倾覆，不仅抛弃了她，更是连带地抛弃了丈夫柳孝成；一直竭力调和着矛盾日益激化的柳孝成夫妻关系的儿子，最终也以现代经济交换理性思维决然地舍弃了奶奶，甚至直呼父亲的小名“若女”，以冷酷的理性力证了父亲的“傻帽”；母亲亦被绝对好保姆黄婷婷无可奈何地舍弃，因为危及了她卑微的生命；母亲更是被疗养资源紧缺与私营免责制度所抛弃。柳孝成与侄子柳立萌亲情血脉联结没有抛弃母亲，“接下来怎么办”，却依旧是天问。

温亚军以倾情、专注让叙事成为小说本身，更是让情节展开跃升为生命的哲学思辨。柳孝成小名“若女”，注定了他无法抛弃对精神意识已经陷入混乱之中，依旧清晰记得他小名的“另一个母亲”不弃不离的守护。面对变残了的伦理关系与日益淡漠的兄弟情感，即便被妻子儿子从现代观念意识理性所彻底抛弃，即便柳孝成依旧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并没有逃避现实生活荒诞的“馈赠”，而是选择以悲情与之共舞，他正如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以茕茕孑立的悲凉对抗着世相荒诞及生命的无意义，这或许本身就是人之精神存在溃散中衍生出的意义。精神意识深处至悲之中的柳孝成，令人重温体认了加缪的名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 温亚军逆反早年的文学进路，以罢黜温情温暖重构个体困境的张力，将文本推至存在之思的深邃之境。

小说以阿尔茨海默症为策动点，构筑了多层次强大的现代性逻辑对传统伦理的颠覆，在凸显现世之物性价值趋向中如丝如缕地蚕食了人（柳孝成）的精神存在。以前，父亲面对发病的母亲陷入焦虑，求助柳孝成的大哥二哥，却被他们以堂而皇之的理由推给小儿子；父亲葬礼后大哥二哥对安置母亲问题大言不惭的推脱，三兄弟不欢而散的精神交锋等等的背后，其实是现世趋利性价值追求对传统伦理责任的主动放弃。而侄子柳立萌，则是温亚军在整个现世物利共性冷酷中埋下的一丝人间小温。求医无助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缓解，而是不得不接受以丹麦进口药“盐酸美金刚片”所代表的产业化冷酷的盘剥。然而高价药所带来的却是母亲痴呆化的加重，直至丧失最熟悉不过的做饭能力，乃至失去自理需要人看护。父亲的葬礼上柳孝成妻子对乡下烦琐的丧事程序的内心排斥抗拒，对看护婆婆无力承担，亦是城市文明对乡土传统伦理秩序的根本性驱离。量化工作的挤压，制度约束造成的婚姻裂痕的隐埋，直至辞公职开绿化公司，投入产出失衡等等拘囿了柳孝成的精神空间。城市并没有给予患病的母亲以生命场域，她意识残存于时断时续的久远时空里，亦是现代城市文明对传统生命打开方式的隔离。二哥回报柳孝成善意以冷酷的算计，更是趋利人心贪婪的恶意偷袭。母亲进城不仅颠覆了柳孝成夫妇正常的生活秩序，她的走失事件更是造成了他们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还好110最终通过技术手段在麦李桥下找到了母亲。接着母亲的躁狂症又被邻居投诉，片警上门，这一切意味着现代都市文明对可怜的“另一个母亲”从公共空间的排斥。医院专家开的“利培酮片”倒是抑制了狂躁症，然而却有着极大的副作用。柳立萌从网上给奶奶买的定位仪，更是意义全失，科技理性并不能安顿可怜的奶奶。旧的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新的问题又在不断出现，“另一个母亲”对柳孝成夫妇的城市生活的颠覆是全面的，是深渊的不断沦陷。母亲大小便失禁，最终引发了袁可可的彻底爆发，假离婚终成真离婚。他们的婚姻因利而动，因担负而解体，无疑是对传统婚姻观念的涤荡。柳孝成无以承受的承受，只能诉说给侄子柳立萌，从柳立萌的义气担当里获取一点点薄凉的慰藉。经验丰富的保姆黄婷婷的到来，貌似极大地缓解了“另一个母亲”所带来的灾难。原本寄托着中国人团圆团聚的年关，在母亲的意识错乱中却酝酿着更严重的灾难预警——挥刀乱舞的母亲竟然砍伤了保姆黄婷婷，城市的契约服务依旧在阿尔茨海默重症的母亲面前败北。

逐利群体的狂飙激进瓦解了乡土伦理的根基联结，阿尔茨海默重症的母亲被乡土群体遗弃，又被城市文明严密而强势的制度体系所罢黜，她还能回归故土吗？温亚军以暗自递进、逐级层深的细密叙事，一步步将柳孝成推向无底深渊：如同母亲被大哥二哥所遗弃，他终究被妻子袁可可（婚姻）与儿子（意识观念）所抛弃。阿尔茨海默重症的母亲或许就是他明天的生命处境与时态，而他所领受的一切心灵承压，可视为群体性的“阿尔茨海默重症”——个体尊严性生命的消解殆尽。

小说里除了残存在侄子柳立萌那里的一丝小希望，甚至温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意念性虚妄，柳孝成的生命充盈的只是无尽的幻灭感。从人性赞美到人性及群体异化拷问，无疑是温亚军文学品质的绝高提速，困境作为现代性的解剖刀，深入群体深层肌理；困境作为存在的终极叩问，凸显哲学之裂隙。从温暖润心到深渊悬浮的叙事转向，更是文学对自身使命的觉醒与担当，是对表象的背离，是对本质的切中，更是对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

母亲陷入了阿尔茨海默症的深渊，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病了的又何止是母亲？文本以自然叙事流，最终以阿尔茨海默症的灾难性升级不断辐射与回弹，汇聚成当代群体的巨大精神时态隐喻，最终完成了对主人公柳孝成精神存在的溃散定格。或许深陷沉疴积弊的，正是以现代文明标榜的失衡失序的群体构造。于是，小说最终将柳孝成留给了人间万劫不复，将对个体精神性存在的溃散过程留给万千读者，而将言外之意，将更深邃的哲思溢出了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