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越是有大悲悯，越是要尽人事
《河山传》，贾平凹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
这是继《废都》《暂坐》之后，贾平凹创作的一部全新的城市题材小说，小说背景是“西安”。《河山传》的时间跨度为1978年到2020年，交织记述了洗河等农村青年到西安奋斗的历程，以及罗山等企业家的经历。小说涉猎面广，触及底层人士、商界精英、政治掮客、高级官员，密集而生动的细节丰富、点染着整部作品，几乎是一幅意韵深长的乡村风情画卷，充满了迭荡起伏的悬念以及人性的善和恶。自始至终，贾平凹的写作情感饱满，有大泼墨、大写意，也有工笔画的精微细致。
《河山传》依然是现时的故事，贾平凹说，自己写不了过去和未来。故事里写到了西安，其实那只是一个标签。文学使现实进入了历史，使它因真实而更具有意义。
记者：我们看到的是大河在奔涌流淌，水面下是从四面八方汇合来的暗流。所有的事情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情的瓜葛、现实社会的暗疾……看着看着，似乎逐渐明白小说之所以名为《河山传》的深意。您的创作初衷是怎样的？
贾平凹：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我是经历者，以前所写的小说、散文，大致都在这个范畴里观察和思考，但一直想写一部能概括这几十年的作品，当有了一个故事，有了这个故事的讲法，就动笔了。这部书倾向于写实，借鉴了《左传》《资治通鉴》里那种层层展开的叙述。这种叙述不能哗众取宠，不能偏执，需要平静，需要不动声色。“灿烂翻为萧瑟，躁动归于静寂”。社会是如何发展的，我们曾经是怎样一步步走来的？我毕竟是一位写作人，我想以文学的方式将这些记录下来。
记者：洗河爹是第一代进城打工的人，小说开头就描写了农民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付出，阅读中能感受到您对农民工怀着深厚的感情，有一种悲悯之心。
贾平凹：我出身于农村，由于基因和血缘的关系，一直关注着农村、农民。思想观念的大转变，社会的大转型，犹如黄河出了禹门，波涛滚滚，直奔大海，它可能会垮堤毁田又总是在滋润两岸。《河山传》中不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形形色色，他们没有一个是坏人，用不着歌颂或诅咒。当几十年后回顾往事，什么是时代的大势，什么是生命的卑微和伟大，太让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记者：洗河爹死了之后，洗河成了没人管的浪子，娘对他一味包容，没有责骂，临终还在为儿子擀面，这一幕让我落泪。洗河长得拙，却是个“人才”，对他的描写细致传神，散烟一节，真实细腻，很有戏剧性。他的弹弓简直就是绝活，又过目不忘，堪称俗世奇人。您把一个好吃懒做又仗义疏才的人物写活了，这个人物有原型吗？
贾平凹：洗河当然有原型，但只能说是一部分情节是他的，我称他是洗河的“草稿人”。这人极其聪明，善于折腾，初交时很好，大方、仗义、能办事，而时间一久，社会气太浓，恶习多。《河山传》里的罗山和洗河都是农民出身，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在社会转型期大展身手，这也使整个改革开放具有了农民意识的特色。
记者：洗河有农民的善良、厚道、不忘本，但他也参与并协助罗山处理车祸、敲诈、煤窑命案等棘手的事情。他也很会“做人”，比如打弹弓，开始是为了吓唬孩子们不让他们追自己，有一次是为了帮曾老汉打麻雀解馋，还有一次是和罗山打猎，分明是自己用皮筋加石子打中了猎物，却说罗山是“神枪手”……这不但写出了人物的复杂和传奇性，也充分显示了道具的功能。
贾平凹：自行车的轮子只有一寸宽吧，但在一尺宽的路上是无法骑行的，路越宽，骑行越自如。细节能使情节丰富，故事饱满。细节的获得都来自生活，以及对生活的熟悉和观察。我生性不喜欢聚会、开会，但我爱到乡下去跑。我一直在说，作家对生活要有新鲜感，对社会要敏感，你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我写作了几十年，其实是越写越惊恐，越能体会古人的话：初学三年，天下去得，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年轻的时候，我写得很快，现在越来越慢，初稿还快，但反复改，用的时间太多。
记者：小学校长文丑良在小说中是一个哲人、智者的形象。文丑良诠释的“改革家”通俗易懂，他的迷茫也是您本人的迷茫吧？
贾平凹：作家写作其实都是写自己，文丑良的迷茫当然是我的迷茫。《河山传》只是呈现事实，提供思考和研究的课题。大时代对每个人都是拷问、检验、审核。
记者：您的小说中总有这么个人物，比如《暂坐》里的作家羿光。如何站在秦岭观察中国、观察世界，并理解中国、理解世界？您认为作家怎样才能和世界建立紧密的联系？
贾平凹：作家肯定是有观点的，他得讲出自己的思考，这就是《河山传》中的文丑良、《暂坐》中的羿光存在的原因。现在信息传播如此发达，只要你生活着，你就在和整个世界发生着关系。我看世界，总喜欢把它比作我老家的村子，发生的任何事情就都容易理解。当你手里端着一筛子的豆子，任何别的豆子放在这筛子的豆子里，你都会知道这颗豆子是黄色或是绿色，是瘪的还是圆的。
记者：小说里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也让人觉得立得住，读后能印在脑子里。您曾经说，“尽力让每一个人出来都能带着光”，这“光”是如何形成的？
贾平凹：主要人物的活动，都是在人和事中，都在关系中，每个人都是角色都有位置，这也是生活的自然态。
记者：小说故事看似独立，实则有内在的线索，一环扣一环，像株繁茂的大树，各个树干伸展着，各自又长出一些细枝，这些枝枝蔓蔓，丰满了整个故事。处理这些细节其实不比构建故事框架容易。您在处理枝节时也要事先做好规划吗？
贾平凹：当你心里有了一种想法，当然得选择一个好的故事把它讲出来，但小说并不是只讲故事，各人有各人讲故事的方法。我在讲故事时会竭力打碎故事，让它更生活化。这就像我们经常要去某个地方见某个人，却在去的路上有这样事那样事，见到了没想要见到的人。叙述不能太顺溜，要走走停停。要摇曳开来。风是看不见的，得从树上、竹上、草上看。这些“枝节”有事先规划的，但更多是笔下随时冒出来的。好的写作讲究这种“闲笔”。
记者：小说基本上以时间为线索，那些历史背景使得作品立足中国宏阔厚重的现实的同时也充满着烟火气。即使写作经验如此丰富，写作之前您也仍然要做充分的准备吧？
贾平凹：《河山传》的故事跨度有几十年，里边涉及的事情很多，为了不出现硬伤，就得查阅好多资料。我写每一部作品，尤其是长篇，一旦心里有个种籽，就会发动生意，不断地汇聚材料，反复列提纲，这几乎需要多半年的时间。开始动笔了，那是相当快的，但先前的提纲又常常只能用到三分之一。《河山传》的材料丰富，写作时结构变了几次，写了七八万字了，又作废重写。
记者：您如何处理作废的文稿？写得如此辛苦，决定作废时会不会沮丧？废掉书稿对作家精神和体力会有损耗吗？
贾平凹：作废的稿子虽然没毁掉，但扔到屋子的什么地方也找不着了。废了就废了，并不沮丧，这就如同开矿，虽然挖下去发现这个洞子没矿，但让我知道了“这洞子没矿”这个事实。有的书稿写成了而没有出版，那也就先不出版吧，相信总有出版的时候。
记者：小说没有回避重重叠叠的人性之恶，您在写时是如何把握分寸的？
贾平凹：人世间永远都是佛与魔、黑与白、阳与阴、是与非、善与恶交织着，每一个年代又有着每一个年代的特点。《河山传》里呈现了人性的种种恶，但要看到这些人性之恶是怎样发生的，这些人性之恶反映了什么，在历史进程中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黄河奔流必然泥沙俱下，收获麦子肯定也收割了麦草。或许还有一种情况，麦地里的燕麦是以恶草的形象出现的。看清事件的背景，知道了它们的特点，就能够把握住分寸。
记者：我在小说中陆续看到了《极花》里被拐卖的胡蝶、《高兴》里的刘高兴、《暂坐》里藏污纳垢的茶楼……作家的每部作品，是否都可以看作是他们的灵魂自传？您仍然在写着关于秦岭、关于中国的“同一部”作品？
贾平凹：是的，是这样的。当你专注了某一个方面，这个方面的什么事情都会向你展示。比如收藏，你乐此不疲地收藏古玩，其实是古玩在收藏你。《极花》《高兴》《暂坐》写的都是某一阶段里发生的具体故事，《河山传》我想写写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经验有哪些，教训有哪些。虽然自己能力欠缺，写时达不到“旷如无天，密如无地”，或许想着是松，要站到高处去，结果到了房顶，成了瓦松，但初心是以文学作记录，根植当下，面向未来。
记者：《暂坐》是您集中较多笔墨对女性的一次书写，在《河山传》里，有隐忍的娘，有明事理的梅青，也有贪得无厌的呈红，分别代表着传统的、现代的，不同层次的女性角色。您是怎么写女性人物的？
贾平凹：我写小说，说实话，并没有刻意男人怎么写，女人怎么写，他们都来自生活，在小说中带着使命出现，仅此而已。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呢？什么是传统的女人什么是现代的女人呢？我只是努力写出他们各自的状态，传达出经世经验。
记者：为洗河、罗山作传，成就了《河山传》。在这部书里有洗河和罗山的一生，洗河为罗山打工，发展到最后，反转为罗山却是为洗河打工。人的一生忙忙碌碌，无论悲贱还是富贵，都逃不脱命运。您在写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态？
贾平凹：经世多了，一切都能看惯，一切都能理解，但这不是“便自委顿”，而是活得“自在”。有人说过这样的话：“知道什么东西不能改变，这是平和；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改变，这是勇气。而知道二者之间的分别，这就是智慧啊。”人能改变的那部分，那就是术，而人必须认同、遵循的那部分就是道。术是你能驱动什么，道是你能被什么驱动着。
记者：您会刻意追求创作上的“新”吗？又如何看待所谓技巧？
贾平凹：写多少作品那可能也是有定数的，我其实并不追求写多，不愿意别人说这是我的第几部长篇了，但确实是写了一堆，因为不写就浑身的不自在，惶惶不可终日，真是一个苦命人。我曾写过一幅书法：为人自我不现，从文标新立异。凡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出新啊，出新十分难，哪怕一点点，也令人兴奋。写作也是一种限制，有限制就得“破”，不“破”就平庸。
记者：“人生就是一场暂坐，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暂坐。”《暂坐》中那群城市白领女性的故事，所传达的其实也正是人生太过短暂，整个过程差不多也就相当于，到这个被命名为“暂坐”的茶庄，坐着喝了一会儿茶的模样。而《河山传》里的罗山，也是个“暂坐”，很多风光一时的人物，也脱不开“暂坐”。这样看着时，人生竟无限悲凉。感觉您写作时，内心有着大悲悯？
贾平凹：越是有大悲悯，越是要尽人事。上应天心，下合人望。作家写小说就是要表达人类生存的困境，探讨复杂的人性。
记者：您对语言一向比较下功夫，能否和年轻作家分享一下经验？
贾平凹：我一直觉得，语言就是说话，小说就是记下的一段说话。说话的节奏与身体有关，话说得怎样是你与神沟通的方式，这神就是你的审美。语言的背后是作者的灵魂和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