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秀兰》的文学异质性及其写作意图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的提升。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和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以提高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教育目的，使得全国小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到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受制于有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师资力量，无法满足小学毕业生全部升入中学的需求。仅以山东省的数据为例，“一九五三年暑期，山东全省高小毕业生约有二十六万人，连同一九五二年高小毕业未考入中学的七万人，共约三十三万人”，但“本年初中可能招收的名额，却只有四万人”，所以“在高小毕业生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毕业生的出路和安置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1）。
在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后，1953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是教育政策对“总路线”的响应。除去要求对“总路线”内容的学习与宣传，该指示还提出：“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学学生毕业后，主要是参加劳动生产，升学的还只能是一部分。因此，在学校平时教育中不应片面强调学生毕业后如何升学，而应强调毕业后如何从事劳动生产，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情感和劳动习惯，克服目前有些学生轻视体力劳动的倾向。同时要把这个道理向人民群众解释清楚。从现在起，各级人民政府和全体小学教师即应在人民群众和小学生中进行此项宣传教育工作。”（2）同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解释了该措施的必要性：首先，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用新的技术和新的经营管理方法”，需要有文化的农民充当技术员；其次，“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由于我国目前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还不能用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初级中学”，面对数量巨大的高小毕业生，引导他们“参加农业生产，乃是解决他们的出路的基本方法”（3）。
可以说，1954年后出现的马烽《韩梅梅》（《中国青年报》1954年6月29日）、周立波《腊妹子》（《人民文学》1957年11月号）、白刃《农家父女》（1956年春写于京郊）、或木《高小毕业生》（湖北人民出版社，1954）、郭墟《张开翅膀飞呀》（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等高小毕业生题材文学作品，都具有现实意义：为配合政策宣传对高小毕业生进行劳动教育，作家们的政治任务是以文学的方式端正青年人的思想态度，提高其政治觉悟（4）。这种形塑完成于对高小毕业生成长过程的文学想象中——此类作品的主人公出场时都有一点“灰色”的情感色调（这源自升学考试落榜后的痛苦），但随着他们参加劳动，发挥重视知识、尊重科学的学习态度，传播科学的生产经验，在结尾处几乎都成了新生产方式的“代言人”：韩梅梅因科学养猪成为模范（《韩梅梅》），王腊梅去会计进修班学习（《腊妹子》），田志英（《农家父女》）、王和（《张开翅膀飞呀》）即将成为拖拉机手。作家在描绘这种乐观、美好的成长轨迹时塑造出典型人物，作品也因此具有了广泛意义上的教育作用：高小毕业生们无法升学的悲观消极情绪可以被理解，但只要积极参与生产劳动，为集体、国家的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仍然是光荣而伟大的，甚至可以被评为劳动模范，享受荣誉，即“敦促青年经历一个充分社会化、革命化的过程，在广泛、深入参与社会组织、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知识、文化、教育与成长”（5）。
丁玲的《杜秀兰》就可以置入这样的政治背景中加以考量。小说讲述了高小毕业后自愿放弃升学机会，主动留在农村劳动的女青年杜秀兰的成长故事，刻画了一名为集体利益放弃个人私利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从中可看到较为浓重的“政策宣传”与“劳动教育”的意识形态影响。但因细节处理方式的不同，使《杜秀兰》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与其他作品有了些许偏差，由此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产生了偏移。
一
“主动”与“被动”之间：
“动摇”的“社会主义新人”及其隐患
小说中的杜秀兰在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留在农村，这种对“社会主义新人”内心矛盾的细腻描绘，在同期同类小说中很少见。程凯认为，这些描写展示了杜秀兰的性格特色，“寂寞感和难以自我把握而生的摇动、不安”，它的源头之一是“进步青年”的政治责任——要在“国家和社会发展遭遇难关时”做出“个人牺牲”，以起到“带头作用”（6）。如此真诚地描写一名农村青年主动留下来的心理过程显得很有人情味和说服力，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1952年，马烽曾写过一篇类似主题的小说，大意是在一个小山村里，以往没有识字的人，现在有了三个高小毕业生，他们都要求升中学，可是因为村里工作需要他们留下一个，后来经过支部书记的说服，有一个就留下来了。但马烽表示，因自己“思想水平不高”，小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他认为自己让高小生主动留在农村，好像是一种“伟大的牺牲”，流露出惋惜的情绪（7）。
但凡写为了集体牺牲个人，文本中生出惋惜和遗憾的情绪是很正常的。在我们熟知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为新生的共和国和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英雄都是伟大的，作品对于英雄的逝去毫不遮掩地表露出惋惜之情，这是被提倡和赞扬的，能够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而为何到了高小毕业生题材作品中，这种因牺牲个人前途而产生的惋惜之情会让作品失败，起不了“应有的作用”？我们或可认为，马烽在1952年的那篇小说中仍秉承了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的贬斥态度（8），从而将高小毕业生主动留下表述为“牺牲”，是“思想水平不高”导致的。但为何除了丁玲的这篇小说，同题材其他小说几乎都以主人公升学失败而被迫参加劳动为背景？
除却现实原因，从文学的叙事逻辑和表露出的思想特征来看，丁玲的安排显然有些“隐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延续了战争时期的话语体系，诞生出的革命伦理“可能改变了人们谈论和阅读自己身体的方式”（9），它强调“献身”，核心原则是“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属于现代民族国家及无产阶级政党的”，人的身体不再仅属于他自己，“人本身的意愿和行动全部纳入和裹挟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而不管你同不同意”（10）。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根本构不成威胁，个人的身体和意志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必须无条件服从集体。所以，在以革命伦理为基本原则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当革命遭遇危机时，个人的牺牲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是“一道无形的道德训令”（11），文本中出现的惋惜必须为革命伦理服务，个人的牺牲将激励和教育读者继续为革命奋斗。而丁玲的这部作品却并非如此。在杜秀兰看来，林健（级任老师、学校团支部书记）所说的建设农村与她的理想并不冲突，二者是相向而行的。杜秀兰也希望以理想的、能够掌握自己未来的方式，为国家作出贡献，最大程度实现自我价值。但林健的劝说显然是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利益摆在对立面上，这就让杜秀兰产生了困惑。农村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一名怀有远大抱负、立志建设祖国的青年人，在面临升学和留下的两难选择时，实际上是在权衡个人前途与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虽然在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中这不难选择，可一旦有了思考的空间，个体与集体的矛盾随之凸显，由战争话语体系塑造的革命伦理的合法地位就将被动摇。最终，林健对杜秀兰施加的政治与情感压力，让杜秀兰选择留在农村。当个体为服从集体意志而作出牺牲时，个体对自由的欲望反而会因为这种选择而膨胀，从而落入一种“她本可以有更好的未来”的情感基调中，这种牺牲的伟大性也就无从谈起——它变成了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一把钥匙，作家付诸笔端的任何一丝惋惜情绪，都可能被看作对追求自由而不得的一声叹息，从而被视为对革命伦理的反叛。尤其是小说的第四章中，即使杜秀兰已经表了态做了榜样，可是她还是认为自己是因为林老师和校长的劝说才留下的，并非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且，丁玲通过对杜秀兰遭受的舆论压力的描写，更加突出了主人公的孤独与痛苦。与其说这些描写没有让这种惋惜的情绪平复，不如说在这种叙事结构中，惋惜是无法避免的。丁玲通过对杜秀兰心理的描写，不自觉加重了这种惋惜的分量。
为了解决这种叙事结构潜藏的危机，新老作家都心照不宣地采用了“被动入场”作为人物参加农村建设的方式，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都是考试落榜，面临着无学可上、无事可做的困境，都具有一种前途未卜的灰色心情。既然无事可做，下地干活虽然又脏又累，但也是出路的一种，是国家大力宣传且前途光明的事业。这就巧妙地绕过了个人前途与集体利益的直接冲突，转而将叙事重点放在了个体如何适应新环境上，在文本中表现为高小毕业生如何发挥自身长处促进农村发展，一如《韩梅梅》《腊妹子》中所表现的；抑或是如何批判旧思想，使主人公改变轻视农业生产的固有认知，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投入农村建设中，如《张开翅膀飞呀》《高小毕业生》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如此一来，作品的主题思想就不再是以展示个人牺牲对高小毕业生进行思想道德规训，而是以社会主义的劳动教育和思想教育来转变农村青年的想法，从而为其树立起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所以，这些作品将劳动表述为人物转变的关键。这是一种有效且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的叙述策略，不管是韩梅梅养猪还是王腊梅打麻雀，他们都是在劳动中找到并实现了自我价值，是“劳动最光荣”“不劳动者不得食”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直接表达。这些作家用较为安全的写作方式，完成了文学宣传的政治任务。杜秀兰从参观劳动到后来加入农业生产队伍的过程，展示了主人公向新型农村劳动者身份的转变，这当然也是在履行宣教任务，但当小说叙事被结构为有志青年经过思想斗争后才服从组织安排，“主动”牺牲前途，就会出现上述难以回避的问题，因为其叙事重心必然会向人物内心的矛盾、犹疑及其克服上转移：一方面，这是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这也是革命伦理对个体的规约。即便最后杜秀兰以高亢的姿态参与到国家建设中去，但这种明显的“动摇”所赋予“新人”的原罪属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会导致对革命伦理合法性的质疑。
二
“亲情”与“革命”之间：
异于主流的家庭形态及“新人”成长
丁玲的家庭伦理叙事也显现出某些异质性，这一点在与使用了相同“模特儿”的白刃的小说《农家父女》进行对比后尤为明显（12）。白刃没能完全解决在这类题材中“大量描写主人公内心的摇摆和矛盾就势必会对革命伦理叙事产生一定程度上的颠覆”这个关键问题，所以在涉及主人公田志英（也就是丁玲笔下的杜秀兰）思想转变的关节处，只用了寥寥数语进行交代。但白刃使用了另外一种手段来结构小说的情节——将“新人”的成长转移至另一组冲突中，即在家庭内部环境里书写新旧思想交锋。这样做虽然并未完全绕开关键问题，却通过置换淡化了其危险性。
冲突肇始于“你是谁家的闺女”这个问题，它关系到主人公的身份定位。对此，丁玲与白刃的思考是不同的。杜秀兰在争吵中的回答是“你们养了我，供我吃，供我上学，当然是你们的闺女，可是我也是国家的闺女，是毛主席的闺女”；田志英给出的回答是“爹，没有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咱们也没有今天啊”（13）。二者的区别在于，丁玲将血缘亲情与意识形态放在了至少是平等的位置上，所以杜秀兰先是“爸爸的女儿”，然后才是“国家的女儿”，两种身份并不矛盾；田志英的回答则隐含着是党和政府把我们养大的含义，是作为党的代言人对伦理的父亲进行政治教育，所以田老头才会愤怒地说“她是你们共产党的闺女，不是我的闺女”（14）。而这种将意识形态置于血缘亲情之上的叙事伦理常见于描写合作化题材的小说中，如《三里湾》《山乡巨变》等。
这种关系的出现源自一种现实：如果说“土改”运动是将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交还给被剥削阶级，并不触动私有制基础，那么农业合作化运动则意在革除私有制经济制度，转变私有制思想观念，牵涉小农经济的存在基础，必然会导致以小农思想为主导的“旧农民”的不配合。这时，作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共青团员，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方式，就不仅是带头生产，还要肩负起带领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使命（15）。所以，“表现公私激变的农村题材小说常常会将‘家’作为一个表现矛盾并转换矛盾的叙事空间”（16），组织上将劝导、说服长辈参与合作社作为政治任务交予共青团员，能否完成任务成为评判该团员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直接影响他们在组织/群众中的地位/威望，他们的父辈也通常会在劝说与宣讲中选择顺从并接受改造。由此，几千年来的私有制观念及民间宗法制伦理，被分配到革命叙事中的家庭战场上进行剔除，“社会主义新人”在与长辈的斗争中，完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与正确性的验证，“中间人物”则处在被教育、改造、规训的位置上。因此，这类小说中的共青团员身上几乎都有一种“可敬而不可亲”的气质，以及大公无私、任劳任怨等政治化品格（17）。
那么，当田志英被先入为主地植入代表阶级先进性的政治伦理观时，“主动”牺牲自己的前途就成为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在《杜秀兰》中，丁玲似乎也尝试引入共青团员的身份来解决杜秀兰在思想上的摇摆，促进其转变：她将杜秀兰与父亲的争吵安排在做出选择之前，杜秀兰想加入共青团时。在第三章，林健利用这个身份对杜秀兰施压，让她产生思想的震动，使得她留在农村的选择更像是要求进步的结果，也更符合意识形态的规训。但杜秀兰对政治身份的追求更多被限定在表达自我意志上，并不构成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威胁。
此外，我们还可以用《农家父女》中政治伦理置换亲情伦理后，家庭发生的变化来说明。田志英在入团申请书中向组织揭露长辈（尤其是父亲）的弱点，以表明坚决同“封建落后”划清界限的决心。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直接冲击了固有的家庭秩序，特别是造成父权的实质性削弱。这是新型家庭形成的重要步骤：随着家庭纠纷的政治化，矛盾集中到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常见的新旧思想斗争，它是残酷、激烈、势不两立的，结果也必然是“落后”对“先进”的屈服，传统家庭也就逐渐被“去私化”、开放式、更符合新意识形态要求的新型家庭所取代（18）。其他不少高小毕业生题材小说中也存在对这种政治化家庭形成的叙事（在批判家长或青年的“封建落后思想”的过程中，消除高小毕业生留村参加劳动的思想障碍），它是在当时农业合作化这一大背景下所必然呈现的。白刃用大量笔墨塑造田老头这个“中间人物”，通过写父女感情上的错位——一个始终为女儿着想，希望女儿的工作轻松体面；一个只想进步，斥责父亲“封建落后”——来表达对田老头的同情、怜悯，这也恰恰证明了田老头处于被批判、被教育的位置（19）。最终，在离别时田老头才不得不理解女儿一直以来的忤逆行为，肯定了她的政治追求；作为女儿的田志英正是在明白了这种妥协与改变之后，才明确地流露出对父亲的不舍。一个以政治伦理价值观为主导的新型家庭，随着父亲的屈服最终成形。
虽然共青团员身份先天的政治优越性，让杜秀兰也有批判父亲思想落后这一行为，但这种批判是有限度的。杜洛刚的落后性并不是作家叙述的重点，丁玲没有像白刃那样着力塑造杜洛刚这类人，杜秀兰身上也没有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共青团员决绝的品质，《杜秀兰》中的家庭成员仍以“爱”为纽带相互联系着。小说第二章中，杜秀兰是因为“爱”理解了父亲希望自己升学的心情和因此付出的辛劳，也是因为“爱”想帮助父亲进步；杜洛刚即便之前表达过对女儿选择留在农村劳动的不解、轻蔑与嘲弄，但在看到女儿劳作后疲倦的样子，作为父亲，他默默表达了对女儿的关心和谅解——去菜地里摘了两个西红柿摆在女儿床头。父女二人情感的同频，让这个冰释前嫌的场面显得比《农家父女》的结尾更温情与顺滑，这不管在合作化题材小说，还是在高小毕业生题材小说中，都不多见。表面上，它反映了父亲对女儿追求进步的理解，但本质上展示了一种五四传统与革命话语互相融合的家庭形态。有学者提出，五四传统中除了反抗专制的“仇父”情绪，还有一种基于血亲关系的对父爱的理解与再认识（20）。《杜秀兰》中的这种家庭关系并不以民间宗法制的离场为前提，人情伦理与政治伦理并置于文本中。张炼红认为这种情感伦理能量在叙事上推动了杜秀兰的不断进步（21），不同于合作化小说的另一种“新人”成长路径，它并不以家庭矛盾冲突为基础，让“新人”经过历练、教育后更加坚韧和纯洁，而是通过对五四传统的呼唤与回归，强调情感对于青年人成长的重要意义。
但这一切都是以减弱“新人”的战斗性为前提。虽然杜秀兰能够在与父亲的争吵中表达她对时代共名（政治）的靠拢，却不能完全发挥她作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先锋性。杜秀兰在父亲撕了她的入团申请书，用“封建落后”的思想和行为阻止她追求政治进步后，依然认为父亲先是“一个好人，受苦人”，然后才是“思想有些落后”。丁玲描写杜秀兰在争吵后评价父亲时“噗嗤”一笑的场景，很难使读者上升到政治批判层面——这更像是女儿对父亲使性子的嗔怒与捉弄。如此，当“新人”没有表示出对“旧社会遗留下来旧思想水火不容的态度与战胜一切的精神”时，哪能谈“培养人民的新的品质，帮助人民前进”（22）？在以审美的阶级化与意识形态化为主要特征的“十七年”文学中，当作为道德楷模的“社会主义新人”身上出现了属于五四甚至更早时期的情感特征时，革命文艺所要争夺的“将何种人物的何种情感置于作品的决定性地位的美学权力”（23）就将受到挑战，如果不对“新人”的情感特性进行纯化处理，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又该如何锚定自身的审美特征，进而维护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呢？
三
文本的“隐”与“显”：异质性的基础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见，丁玲塑造了一个不太一样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但问题还在于，丁玲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特殊人物？我们该通过何种方式去理解《杜秀兰》中的“杜秀兰”？或许，我们可以从丁玲的创作背景与个人经历入手进行一些推理，以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
据王增如的考证，目前看到的这部小说应该完成于1955年12月到1956年1月间，在此之前，丁玲曾与白刃同去京郊的四季青农业合作社采访调查、体验生活，《杜秀兰》的大部分素材取自于此（24）。1955年底，丁玲正处于“丁陈反党集团案”的风波中，准确来讲是“听候发落”的阶段。丁玲对自己此时的经历与心境有过简短回顾：“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原因在我头上开了刀，暴风雨式的给我加了许多罪名，我落得孤身一人成天在家写检讨。检讨写完了，我要求随人大代表们去山东视察，那时我是山东省选出的人大代表，但没有被我所在的单位批准。我搁下一切创作（那时正在写《在严寒的日子里》），静候裁决。可是我将如何度过这耿耿白天和漫漫长夜呢？还是下乡去，参加农村的高级社运动去，这是旁人无法阻挠的，不管这时已经酝酿在全国文艺界党内传达、揭发‘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告和会议，已经有人在向党外、国外人士，危言耸听地渲染‘丁陈反党集团’事件，也不知道我的前途、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面临岌岌可危的时候，我决定到北京西郊的一个村子‘体验生活’去了。”（25）从中可以看出丁玲的困惑与不解，并且因为这一风波，丁玲暂停了文学创作，但以她的说法，她去北京近郊体验生活似乎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然而，随着《杜秀兰》的被发现，丁玲在此时并非像她说的那样“搁下了一切创作”——她确实放下了心心念念的长篇创作，但在体验生活后又提笔写下了《杜秀兰》。那么这又是为何？我们仍要向前追溯到1955年10月底丁玲写检查的时候。《丁玲年谱长编》中描述过此时丁玲的状态：“（1955年10月）月底，写出书面检讨，迫于压力，承认了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关系。丁玲在1956年8月16日致中宣部党委会信中说，承认‘反党联盟’是出于两种考虑：一个是觉得有理也讲不清，实在不想再无休止地纠缠拖延下去，干脆承认算了，可以早早从事工作；更主要的原因是怕被开除党籍，失去政治生命，‘在当时情况下，坚持真理和坚持错误只一纸之隔，我觉得，我坚持了，是有被开除党籍的可能的’。”（26）丁玲承认“错误”是出于“尽早从事工作”和“害怕失去政治生命”两种考虑，那么在她“等候发落”的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向组织提出随人大代表团去山东考察，还是被拒绝后又去京郊四季青农业社“体验生活”，都可以认为是丁玲想要“尽快工作”与“延续政治生命”的表态：本文开篇就曾认为，《杜秀兰》是一篇“应时之作”，因为小说的主线与背景都和当时的报纸社论、社会运动密切相关。丁玲作为党的文艺战士，自觉配合政治运动进行文艺写作是她工作的重心，当时作家将这种工作称为“赶任务”。丁玲曾说：“任务必须要赶，而且要全心全意去赶。不能借口我自己还有自己的十年任务，脱离群众去关在房子里，如果这样，你就落后了。”（27）臧克家、赵树理、萧殷都对“赶任务”有过类似的表述（28），这是当时文艺界的共识。基于此，我们可以将《杜秀兰》视为配合当时政策的“赶任务”之作，可丁玲并未提到此时有任何“稿约”（29），所以《杜秀兰》应该是丁玲出于作家本能及文艺工作者的自觉而自发创作的，目的是要对“一系列运动”有所“表示”，完成作为一名作家的“文艺的战斗任务”，以表达其“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体现自己在政治上的“不落后”。结合当时丁玲的现实处境，她暂时停止手头的长篇小说创作，提笔写作《杜秀兰》，原因大概如此。
但原因又可能不止于此。透过材料中的一句文学性自白——“可是我将如何度过这耿耿白天和漫漫长夜呢”——可以读出丁玲此时孤单落寞的心境，同时也暗示了丁玲宣泄情感的个人需求。她在经历了一段密集的政治批判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这足够让她思考和消化。所以，结合这三则材料分析，或许能够对丁玲创作《杜秀兰》的原因进行推想：丁玲可能一开始是配合政策宣传及政治表态来体验生活；在经历了频繁的、扩大化的政治与文学批判后，她情绪上的苦闷需要发泄。丁玲在四季青农业合作社的那段快意生活，为她的创作积累了素材（30），也为她情绪的宣泄提供了出口。丁玲曾说过自己一挨近生活，便有创作的冲动，这里的“生活”不仅是广义上的生存活动，还可以理解为她独特的生命感受与体验。实际上，纵观丁玲的文学创作，一直存在着将生命体验融于文学写作的传统，不管是早期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还是延安时期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又或是散文《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萧红》。它有时直接以生活经历为原型进行创作，有时则是将个人经历投射到人物身上，进行心绪的宣泄与思考，而这些又集中体现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身上。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也许要将《杜秀兰》放到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创作传统中理解。
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中提到，杜秀兰因建设农村的方式与林健产生了分歧。小说还写到二人交锋的过程中，杜秀兰想要以两全其美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被林健误认为她是在逃避责任、轻视农业生产，进而斥责她思想狭隘。但在杜秀兰看来，自己的本意是好的，虽然话说得不合时宜，但也并非像林健说的那样不堪。所以，林健第一次批评杜秀兰时，杜秀兰是不情愿的，而接下来林健搬出入团申请书并斥之为有个人主义倾向、政治觉悟低时，杜秀兰的态度发生了扭转，她意识到“林老师和校长决不会错的，他们的话总是对的”。这种政治启蒙者不可辩驳的权威性，让杜秀兰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哪怕她“不能全部领会他的话的全部含义”，也依然毫不怀疑地认为是自己“很不好”。丁玲此时正经历着与杜秀兰相同的遭遇与心境。在丁玲看来，自己始终以自觉的态度与革命事业同行，只因“方式”“话语”的“不恰当”被政治决策者误解，她的满腹牢骚无法释放，只能“低头不语”（31），却仍深信不疑地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从这个角度看，很难不把杜秀兰与丁玲联系起来。有了这些前提，如果将《杜秀兰》看作丁玲个人经历的情感投射，那么不但可以为前文所提出的异质性提供合理解释，也会对小说整体产生新的认知。
对小说前四章（除第二章外）的情节做大致梳理可以发现，在杜秀兰个人道路的选择与转变节点上，都出现了王日新与林健的身影：王日新对自由的追求和坚定明确的自我价值实现路径曾让杜秀兰倾倒，在这个时候杜秀兰将之视为同路人、知心者（见第一章）；后来，林健身上的革命热情感染了杜秀兰，使她倾向于走集体主义道路（见第三章）；接着，王日新质疑林健革命的真实性与出发点，使杜秀兰看清了王日新的“丑恶面貌”，最终与王日新决裂（见第四章）。这种叙事逻辑，很像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清算的“革命+恋爱”模式的有限复活。之所以说“有限”是因为丁玲并非想写一个爱情故事，林健与王日新的象征意义使得杜秀兰发生情感转向，更像是个人/集体、文学/政治二元结构的投影与隐喻。有学者认为，丁玲身上始终存在着两套话语体系与创作倾向，一种是启蒙的、坚持个人的，另一种是革命的、改造自我的（32）。这样看来，从第一章与王日新诉说理想的过程中两颗心逐渐靠近，到第三章因为林健的期待而背弃与王日新的约定，再到第四章因维护林健而与王日新分道扬镳，就存在着某种隐含寓意。周扬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报告中，曾提到女性“新人”形象的变化：“作家笔下的妇女……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处理最复杂的恋爱情感的问题。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不再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相联系，而是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相结合了。”（33）在这个意义上，丁玲显然是想以杜秀兰的情感转轨，表现作为“新人”的杜秀兰已经能够以“社会主义原则处理最复杂的恋爱情感的问题”，进而通过杜秀兰对王日新（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批判与背离，对林健（革命者的集体主义）的向往与靠近，表达自己的反省——丁玲的个性“不再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相联系，而是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相结合了”（34）。那么，《杜秀兰》就不仅是一篇高小毕业生题材小说，而更趋近于丁玲的自我剖析与检讨之作。从这个判断出发，能很好地解释程凯关于杜秀兰参观合作社时，“更像一个下乡城市青年的视角，不太像一个在乡青年视角”（35）的疑惑，显然丁玲在塑造杜秀兰时，对其身份的定位落在了像自己一样的“知识分子”而非“农村女青年”上，这是作家身份与情感的不自觉流露。
但在检讨与反思的过程中，丁玲的自由主义思想印记如同幽灵，徘徊在文本意义生成处的上空。首当其冲的是关于杜秀兰主动留村的“伟大牺牲”及其内心的摇摆。虽然小说整体是以杜秀兰主动接受改造为写作目的，但丁玲经历的情感冲击映射到人物内心，就演变成杜秀兰思想的矛盾与犹豫。丁玲通过对杜秀兰面对第一次批评时“不情愿”的描写，表达了自己在检讨时“有理也说不清”“干脆承认算了”的委屈与痛苦，对杜秀兰的“伟大牺牲”的“惋惜”，更像是哀叹自己的命途多舛、身不由己。虽然在丁玲的意识中，这种不可抑制的“抱怨”并不以质疑政治启蒙者的权威、颠覆其合法性地位为目的（她在被政治启蒙者批评为“政治觉悟低”与“个人主义”时，立即检讨了自己），但就像前文指出的，“动摇”的特征会让“新人”带有某种原罪属性，它仍会暴露丁玲潜意识中属于知识分子的“不健康”情绪，其本质是丁玲在追随主流意识形态时必然经历的“苦修”。杜秀兰所遭遇的误解与批评，实则由丁玲被五四新文学熏陶出的“追求个性解放”“善于独立思考”的自由主义气质所导致。而这正是林健抓住的杜秀兰言行中的漏洞，是政治启蒙者要求丁玲反省的、不符合革命纪律的行为。在山雨欲来的1955年7月，风波还未蔓延至丁玲身上时，她就曾发表过“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改造思想，肃清我们身上的个人主义”（36）的革命宣言，但青年时代形成的思想性格和审美追求是很难真正被清除的，它已然成为人之独特性的内在肌理，会不经意间从文字当中流露出来。
第二部分分析的民间宗法制伦理与共青团员代表的政治伦理并存的家庭形态，以及促使杜秀兰进步的两类能量，也同样是这种潜意识带来的“不良反应”。很明显，丁玲有意通过批判杜父的落后性，昭示杜秀兰是凭借个人自由意志对主流政治产生了向往，一如丁玲对自己“小号兵”的身份定位。但由于对“落后思想”的本能依恋（在小说中具象化为对杜父的有限批判），丁玲并没有展示出文艺战士应有的战斗性，没有表达出与“旧思想水火不容的态度”，使得检讨变得“不彻底”，向往变得“不纯粹”。小说几乎明示了丁玲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留恋，在“社会主义新人”成长过程中，毫不避讳地强调了“爱”的鼓舞与激励作用，这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判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37），实质上产生了用五四新文学改造革命文艺的创作倾向。
如果说以上两种异质性是丁玲不经意间表达了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留恋而生发出的，那么在王日新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相关情节上，则可以认为是丁玲的有意为之。通过杜秀兰对王日新和林健复杂态度的描写，可以发现《杜秀兰》中最重要的叙事裂缝。小说第三章，当林健因杜秀兰的错误言论而对她进行批判时，她在“不情愿”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王日新。当杜秀兰作出留在农村的决定后，第三、四章反复叙写杜秀兰“心绪不定”“心慌”“不自在”“心里有些话，但不知道向谁说”的纠结心态，这是《杜秀兰》中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出现的情绪。这些慌乱情绪的重点并不在于杜秀兰想要表达什么，而在于她想要向谁表达。第三章，杜秀兰作出留村决定后的“心慌”，象征了丁玲在经历重大人生转折时的本能反应，所以杜秀兰先是“像一匹上了战场的马”一样兴奋，但在意识到自己必然会与作为知识分子的“旧我”（王日新）背道而驰后，又不自觉地“懊恼”和“心慌”，而且这种感受她并不想与林健分享。第四章，杜秀兰因人生的不同选择成了“卓尔不群者”“一个因品质独异而被常人自然疏离的青年”（38），当她的兴奋与不安交织在一起时，她依然下意识地选择了向“旧我”（王日新）倾诉，希望他能理解，但又隐约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在王日新质疑了林健革命动机的纯洁性后，出于对林健也是对自己的维护，杜秀兰与王日新不欢而散，她坚定地倒向了林健指出的道路。丁玲情不自禁对“旧我”的留恋，使得她塑造的那名心思细腻的女性形象，不自觉地倾心于自由、个性的王日新，在她最需要肯定和帮助时首先想到的是王日新。林健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无法拒绝的，那么在王日新与林健之间，杜秀兰只能选择后者，否则她会“成天觉得自己做错了事”，这种因权力结构带来的“迫不得已”，已暗示出丁玲本能地表露出对以王日新为代表的“五四精神”“自由主义”“个人表达”更加倾心。这就是一篇检讨书中最不该出现的“反思不彻底”的倾向。但这种复杂情绪又根植于丁玲的思想深处，是她进行创作时的独特表达，这也是文学作品中最该出现、最有价值的思想与审美特质。
最终，随着与王日新的一刀两断，“个人表达”与“自由主义”被驱逐出场，杜秀兰内心的矛盾与摇摆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在党支部书记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全身心投入生产，成为“新人”劳动者、革命者杜秀兰。小说中大段的内心活动和浓郁的抒情性环境描写变得屈指可数，报告文学式的纪实性、客观化的叙述占据大量篇幅，丁玲通过杜秀兰的视角展示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合作社，歌颂了人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表达了到“群众中去落户”的意愿，自愿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与改造。这是一份1950年代作家检讨书的标准结尾。1956年6月10日，丁玲在致李之链的信中提到要写一个东西，“用非常愉快的心情来向党检讨我自己”，而且“我相信党总会给我献身的地方”（39）。此时距考证的《杜秀兰》的创作与修改时间只过去了5个月，虽然丁玲所说的这个“东西”并没有证据表明就是《杜秀兰》，但丁玲所表达的那种检讨书中的革命乐观精神与激情，是与小说的情感基调一脉相承的。
建立在上述解读与推论的基础上，这篇小说就具有了显性与隐性的双重结构：显文本中，它通过塑造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农村高小毕业生杜秀兰，引导高小毕业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潜文本中，它更像是丁玲以自我经历为模板，展示反省过程的一篇“表态文”和自我剖析的“检讨书”。小说前四章与后两章近乎割裂的人物塑造和语言突变，象征着丁玲断绝“旧我”、走向“新我”的决绝态度，她以“自我湮灭”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服从（40）。《杜秀兰》的发现，可以说填充了此前学界对此判断的空白，成为缝合碎片的联结线。
余论：具有文学史与思想史双重意义的《杜秀兰》
正是由于《杜秀兰》的显性和隐性双重结构，使它具有了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双重意义。自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创造具有全国意义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41）后，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将“表现人民的先进人物”作为文艺创作“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42），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为主要内容的“十七年”文学最高法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被确定下来。虽然在这之前或之后都有过类似讨论与创作，但总体上仍旧是朝着公式化、概念化的方向发展。丁玲也思考过写“新人”的新表现方式（43）。《杜秀兰》中那个内心摇摆、矛盾、细腻的“新人”杜秀兰，就体现着丁玲在1950年代中期关于“新人”形象的思索。但需要注意的是，“新人”形象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一时期逐渐出现了上述会对文学、审美产生损害的创作倾向，丁玲在这一过程中显然对此有所关注与反思，杜秀兰这一人物性格中的诸多特征，已经无限趋近于1960年代邵荃麟提出的“中间人物”。这个滑向“中间人物”的“新人”，不仅表明了丁玲对“社会主义新人”内涵的丰富思考，也意味着五四新文学传统在丁玲文学创作中的延续，这在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会被斥为“立场和态度问题”（44）的“十七年”时期，还是难能可贵的。由杜秀兰的思想性格和情感转向引申出来的是丁玲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数作家思想的变化，作家们努力改变自己来适应服务对象的变化。丁玲塑造的杜秀兰就是因这种变化而产生，但丁玲的自我表达与审美趣味，使杜秀兰的形象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偏差。而正是特殊时期、特殊运动中这种“人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以丁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的绝佳窗口。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