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言午：“故乡”的另一层含义
《扬兮镇诗篇》，许言午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许言午的名字对于多数读者来说算不得熟悉。迄今为止，他仅有两次在正式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的经历，一次是大学时期写的短篇发表在浙江的《东海》杂志；一次是长篇小说《失密》发表在《收获》杂志。在今天的许言午看来，那些文字已显得稚嫩且久远。他从小就爱读《聊斋志异》，浅显、节制，文字下始终涌动着一股隐秘的激情，如暗红的炭火，百读不厌。
许言午说，他渴望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他的新作《扬兮镇诗篇》藏着小镇的一切秘密。有温暖的情谊，也有冷漠的看客；有含蓄动人的爱情，也有辛酸悲凉的分别；有悠长寂寥的雨巷，也有繁华热闹的城市……沿着许言午的故事通往20世纪80年代的小镇，我们过往的记忆被唤醒，被主人公的爱情持久感动，被作家向传统文学遥遥致意的虔诚感动，也会随着人物对小镇发展和未来走向思考一番。
记者：《扬兮镇诗篇》很有年代感，一幅80年代的小镇生活画卷徐徐展开，读来很有味道。这种味道不仅体现在你对于当时当地人物事件的描写，更令人着迷的是细节，胡运开背的带有白色帆船的皮革旅行包，丁晓颜脚上穿的系带布鞋，都能唤起同时代人的记忆，也能体会你对于这部小说的书写饱含深情。“扬兮镇”是不是你的故乡缩影？小镇上的人物也应该有些原型吧？写作的时候，是怀着怎样的感情？
许言午：童年、少年时，我先后在地处浙西山区的两个小镇生活过。“扬兮镇”是虚构的，糅合了那两座小镇的地貌风物人情。它的确是我心中故乡的一个缩影，但这个“故乡”更多是文学意义上的，而非物理意义上的。书中描写的那些人物，没有一对一的原型，同样是糅合而成。一个“远离”故乡多年的人——用“逃离”也许更准确，对故乡的情感往往是复杂的，矛盾的。那里曾有父母双亲，有亲朋故旧，有自己的童年少年，有儿时音，有旧时颜，这些都存留在记忆里，却显得既近又远，既亲又疏，让人无所适从。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已超过在故乡生活的年数，但对北京不会产生这种无所适从感。或许是为了安放或释放这种对故乡的复杂、矛盾的情感，促使我写下了《扬兮镇诗篇》。
记者：《扬兮镇诗篇》可视为一篇对故乡满怀深情的忧郁而悠扬的诗篇。那些美丽如诗的女性角色，胡美兰、丁晓颜、苏冬丽，她们有些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有些被爱人打击得失去理智，但仍然活得像模像样，让人心生敬佩。你对这些女性人物是如何理解的？她们可比男性出彩得多。
许言午：这部小说里的女性确实比男性出彩，因为现实中就是这样。这跟我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多是女性。我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聪明能干，勤奋踏实，擅长与人打交道，在小镇上人缘很好。还有祖母、外祖母，这两位不识字的小脚老太太，同样给我勤劳坚韧能扛事的印象，比我年少时所接触到的男人要强。她们是家庭里给生活定调的人，不仅定调了我的童年少年生活，也定调了我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包括对文学的看法。
记者：“包括对文学的看法”吗？
许言午：“对文学的看法”指的是写作时要写什么，该怎样表达。从我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不要追虚逐妄，自以为是，玩文字花招，而是要实实在在、真诚地去书写人，去书写人生。这是这些女性用她们的生活态度给予我的教导。
记者：小说里的男性，不论是张咏、丁晓颜的父辈还是张咏本人，都不是特别有担当的角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定？
许言午：在这部小说里，我对这些男人，或者说“读书人”，是有所嘲讽的，嘲讽他们追虚逐妄，求而不得之后又自暴自弃，变得或乖戾或冷漠。江文泉、丁远鹏、赵国良、张咏，都是如此，虽然每个人的表现方式不同。这份嘲讽放在我自己身上大概也同样适用。
记者：男主人公张咏少年时在母亲面前是个懂事乖巧懂得体贴照顾母亲的男孩，长大后在丁晓颜面前却显出冷酷无情自私的一面。他的变化有些不可理喻。
许言午：丁晓颜不经他同意生子，他自己工作不顺，这些对张咏都只是外因。他变得“冷漠无情”，有更深层的内因。他对丁晓颜是真爱，对扬兮镇是真恨。当他最后把丁晓颜与扬兮镇看做一体时，恨就淹没了爱。他是一个分裂的人，丁晓颜看出来了，所以在小说最后，丁晓颜隔着遥远的距离，呼唤他内心的另一个人，但唤不醒。需要等到很多年以后，他才能自我觉醒。从我的写作初衷来说，并不想把张咏写成一个冷漠无情的人，但他内心的恨比爱更强烈，很悲哀。
记者：但是丁晓颜和张咏的爱情特别动人，克制又张扬，含蓄又大胆，言语不多却细腻缠绵。你是如何对待爱情的？又是如何对待描写爱情的文字？
许言午：《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从这个角度看，爱情无疑是世间最迷人的一种幻象，类似诗歌，值得人们去追求和守护，当然也值得书写。描写爱情时，我关注的是两人之间互动的某些微小的细节，譬如丁晓颜和张咏牵手走在一起时，她会悄悄地变换手式。这些细节表现的是那种无意间流露出的渴望靠近的“情”，类似一个眼神，一抹笑容，并不浓厚显眼，但细水长流，如婉转的诗句一般。
记者：丁晓颜善良、周全、温和、宽容，对世事的“逆来顺受”和苏冬丽有些相似，结局却最令人唏嘘，对于整部小说而言显得有些仓促，最后一章急于交待每个人的归宿。对于小说结构，你是怎么考虑的？
许言午：小说主体内容有七章，对应张咏最初写给丁晓颜的七封信。序章和终章，对应丁晓颜最初回给张咏的两封简短的信。总共九章，也就是九封信。小说的整体结构由此搭建而成。小说的结尾，确实是刻意为之的，它更像是一首诗的结尾，戛然而止。至于故事的“反转”，我想如果再写下去，故事就会漫溢出去，恐怕不是我的笔力所能控制的，难免会造成对整部小说“氛围”的破坏。
记者：“我”作为讲故事的人，只在小说里寥寥几笔？
许言午：我老家方言，称故事为“白话”，是要用来“讲”的。因此，我在书里有意设置了一个类似“说书人”的角色，在序章时，他就出现了，后来又在其他地方发了些针对小说人物的“议论”，但笔墨不多。或许我应该感到庆幸，没有放开写。现在看来，这个小小的尝试并不成功。
记者：小说的语言质朴，平实，但细节描写抓人，有质感。你如何捕捉细节？
许言午：平时不记日记，但有写“碎片印象”的习惯。譬如说看到一点有意思的东西，或有什么有意思的想法，我会把它记下来，用最直接的语言描述出来，类似拍照，或画家的写生。
记者：《扬兮镇诗篇》其实并不全是诗意，以“诗篇”命名，是出于何意？
许言午：用“诗篇”命名，一方面是对丁晓颜这个人物的赞美，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汉语文学传统的致意。汉语文学传统是诗歌传统，文字讲究节奏和韵律，言辞简约，意境深远。《扬兮镇诗篇》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我希望它能拥有或接近一种类似古典诗歌的质地，就像小说最后引用的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诗一样。这也是“故乡”的另一层含义：古典诗歌是我们汉语文学的故乡。这是我在写作此书时的一点小野心。
记者：小说叙述整体比较简洁，但仍有个别之处有些重复。是有意的吗？
许言午：是有意为之的。譬如丁晓颜穿的系带布鞋，就重复过三次。一次是姚迎春事件发生后，张咏从派出所出来，去面店找丁晓颜。丁晓颜穿着系带布鞋，与张咏面面相觑地站在街头。那是相恋的开始。第二次是那年春节米羹事件后，丁晓颜穿着系带布鞋，无所适从地坐在姜公巷家门口，张咏出现在她面前。那是相爱的开始。第三次是小说最后一章，丁晓颜穿着系带布鞋，带着孩子漫无目的地游荡。这是离别的开始。
记者：奶奶去世后，丁晓颜忽然察觉，“房间里弥漫的，她特别喜欢闻的，是一种孤单的气味——有生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尝试着给某样不可见的事物命名。”小说结尾，丁晓颜的母亲胡美兰在讲解唐诗时，谈到“每一首都很孤单。”小说里有很多呼应，比如张咏和丁晓颜的通信、对于热闹小镇上孤独的内心，能看得出来你的布局谋篇用心良苦。“孤单”是不是要表达的主题之一？
许言午：是的。孤单或者说孤独，多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情感无法有效地沟通。人们生活在一堵由强烈的“自我”所形塑的看不见的围墙之中。丁晓颜的自我不那么强烈，她是被身边那些人的围墙给反向围困住了。
记者：你曾谈到对这部小说写作有着直接影响的文学书籍，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鲁迅的《故乡》。具体谈谈？
许言午：《聊斋志异》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人物、故事和语言。写人写景，寥寥数语，便让读者有繁花满目或枯井千年之感。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在我看来是现代汉语文学史上，对“故乡”最具道德力量和美学力量的书写。那个在月光下，项戴银圈，手举钢叉的少年闰土形象，一直刻在我脑海里。《扬兮镇诗篇》最后通过胡美兰之口，说出了“扬兮镇”一名的来历。但“抑若扬兮，美目扬兮”这句出自诗经里的诗句，描写的并不是少女，而是一位射箭的英俊少年——“他”是《扬兮镇诗篇》里的少年闰土。
记者：长篇处女作发表在《收获》，起点不可谓不高。但此前你也曾经历多次退稿，想过放弃吗？
许言午：写作《失密》时，还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刚来北京。当时租住在五道口，那一带住着很多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生活很不安定，但年轻，充满自信与热情。大家经常聚会，高谈阔论，加上还要挣钱糊口，写作的时间很零碎。现在从文学上看《失密》，我已不太满意了，但由于那段喧嚣动荡的经历，在个人情感上对它仍很珍惜。对一个热爱文学写作的人来说，遭遇退稿其实不是大问题，这是他必须要经历的，是文学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放弃也不是问题——没有人是命定要写作的，不过是个人的兴趣和选择而已。真正的问题是因为遭遇退稿，而轻率地改变自己对文学的判断，降低对写作的要求。
记者：写完《扬兮镇诗篇》，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诗篇”？
许言午：目前在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但进展缓慢。我写作速度不快，不是那种才思泉涌的人。往好听了说，大概属于慢工出细活那一类型。动笔写《扬兮镇诗篇》之前，我已中断小说写作多年，《扬兮镇诗篇》的顺利出版，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