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之之创作简论：两副笔墨，一种温暖

作为湖北“80后”作家中的佼佼者，喻之之执着地在纯文学写作的道路上踽踽前行。不同于同代作家的青春写作、时尚写作，喻之之一以贯之地在创作中审视现实生活，关怀底层苦难，探索人性的复杂与幽微，保持理想主义情怀。文学创作势头正健的她，近年新作频出，今年也将一口气推出两部新书：中短篇小说集《四月的牙齿》、散文集《她与芸芸众生》。

中短篇小说集《四月的牙齿》收入了喻之之从2011年到2022年十年间的重要作品，包括早期创作的小说《没有蔷薇的原野》《迷失的夏天》，及近年的新作《乞力马扎罗的诱惑》《无限寺》等。纵观喻之之的小说创作，作为故乡的黄陂和现工作地汉口构成了她生命地图与写作版图中的两个重要坐标。乡村经验是她宝贵的记忆和创作源泉，来到武汉后又将自我融入到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之中，城市又成为她另一个丰沛的写作资源。因此，喻之之的一支笔得以灵动地在黄陂与武汉、乡村与城市之间自由游走。

喻之之的小说创作题材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类，一是都市题材，二是乡村题材，二者共同绘成了作家笔下完整的社会、人生的图景。不同于一些女性作家书写城市呈现出时尚化、小资化、景观化的倾向，笔下多是摩天大楼、高档商场、灯红酒绿这些代表城市欲望的符号；也不同于一些青年作家沿续着传统的都市和乡村对抗思维，多表现“外省青年”面对大都市时身份的焦虑与精神的迷茫，对乡土世界的怀念和对城市的抗拒与疏离。喻之之的写作没有滑入城乡二元对立的惯常模式中，而是二者互为补充，互相参照，同时又各有其特点和倚重。当书写乡村题材时，城市会作为一个隐藏视角暗暗出现，而在书写城市时，来到城市的外乡人又背负着“乡土”的隐性空间，这隐性空间成为灵魂深处的找寻对象，也潜移默化地决定着叙事的走向。武汉和黄陂这双重空间，一实一虚，一明一暗，共同构成了小说的空间感。

《没有蔷薇的原野》里，女大学生苏璞回到家乡山村当了一名乡村教师，她本想改变家乡，为家乡教育做一点贡献，然而一种“无物之阵”却让她空有抱负不得施展，这时她发现虽然在城市求学时间不过三年：“她已经习惯不了打赤脚爬山，习惯不了下雨天一身泥水，习惯不了露天的公共厕所，习惯不了夏天厕所里群蝇乱舞……她习惯干净的人行道，习惯快捷的公交车，习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习惯各种橱窗琳琅满目，习惯夜晚有霓虹灯闪烁……——尽管她在城市里也是个边缘人。” 暗示了乡村外的一个重要的隐性空间和隐藏视角。更令她心寒的是，她的学生意外身亡，学生的父母获赔四万元后十分满意，还引来不少旁人的羡慕。“夜深了，死寂的山林更寂静了。”死寂，是苏璞眼中乡村的现实，也是她的心境。喻之之笔下的乡村并不是田园牧歌式个人乡愁的载体，虽然有人情乡情的美好但也保守、封闭。《乞力马扎罗的诱惑》里黄陂来到汉口当出租车司机的阿盲，本是个干净整洁、拾金不昧的老好人，一次乘客遗落的20万美金却让他昧着良心没有像往常一样去物归原主，诱因竟是作为外来者的他，太希望在这个城市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大武汉安上个家”。《何不顺流而下》里老K在接连遭遇工作的打击、女友的背叛后，回到了武汉下游的故乡，“那个他很小时跟着父亲一起回去过的故乡，那个西瓜很甜的故乡。”离开了都市也摆脱了俗世纷扰的他在天兴洲种瓜、画画、养马，如同找到了“一个新的世外桃源”。

喻之之笔下的城市虽然纷乱芜杂却也并非罪恶的渊薮，有着市井的温馨与浓浓的人间真情。城市不是钢筋水泥的冰冷堆砌，也不是吞噬个体的庞大巨兽，而是一个有机而复杂的生命共同体，这与作家主动拥抱武汉这个城市，并以开阔的写作姿态面对写作对象不无关系。喻之之曾在一篇访谈中谈到：“自己也感觉似乎慢慢触摸到武汉人的精髓了。疫情三年，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爱这座城市了……我有义务为这座城市的生民立命、时代放歌。”

喻之之小说里关于武汉城市的书写并非浮光掠影，而是直指城市的内在与精神实质。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书写并没有主要对准武汉的高楼大厦、网红地标，既使有，也是一笔带过。她多将笔触指向汉口老城区的里份，德润里、集贤巷……新世纪的汉口里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新兴现代化都市的对立面，逼仄局促的空间，阴暗狭窄的小巷、节奏缓慢的生活图景构成了现代繁华武汉的另一重面相。选择汉口里份作为叙事空间，表现了喻之之对这个城市独到的认知与看法。里份形成了老汉口城区独特的肌理，它孕育了武汉的市民文化，是武汉普通市民栖身的家园，也是外乡人在这座城市最开始的落脚点。里份里人口密集，公共空间狭窄，虽然没有隐私，却家常、温暖，有着都市现代居住空间再难有的邻里情谊。《迷失的夏天》里的叶晓晓和邻居夏奶奶、夏天感情深厚，叶晓晓被父亲责骂时夏奶奶会来说情、“解救”叶晓晓，而叶晓晓也会为被孩子们戏弄的夏天“仗义”出手。相比较叶晓晓在社会上遇到的心怀鬼胎的经纪人陈小北、油腻猥琐的电视台领导、始乱终弃的前男友涂当、背后插刀的同学闺蜜……里份里这份情谊，更显难能可贵。《乞力马扎罗的诱惑》里，从小孤苦无依、遭大伯抛弃的阿盲，只有德润里的好心的邻居太婆们关心记挂。这里上演着最真实的都市日常生活，也呈现出一个个都市灵魂的悲喜人生。

乡村女教师、农村小媳妇、出租车司机、下岗工人、家境贫寒的大学生……喻之之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来自底层。近年来，她的创作也涉及官场题材，不同于其他的官场小说揭示官场生态与潜规则，她聚焦的是官场权力斗争中的小人物，书写他们的人生困境与精神突围，揭示现代人生活中的悖论和荒诞，描绘出别样的都市生存图景。《何不顺流而下》中画家老K生性闲散，却在一次意外中被卷入机关的复杂人事，被人算计利用后成为斗争的牺牲品，最后愤而辞职。《无限寺》里俞问樵因勤奋读书而从一个农家子弟“鲤鱼跳龙门”成为机关干部，从政后一直兢兢业业，然而在复杂的官场倾轧中，即使再谨小慎微，“没有任何背景的他，必将成为一只新的替罪羊。”对这些小公务员、底层知识分子，喻之之用善意与悲悯的态度对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进行温暖的关怀。她在创作谈中谈到：“长久以来，我们是不是有一种没有言明的误解，认为贩夫走卒才是底层，的士司机是底层，快递小哥是底层……但这样一个团体中，也有坐食物链顶端的个体，也有倾轧和欺凌别人的个体。同样的，在事业单位，政府机关，高级白领中，也有被欺凌的弱者。……有些弱者，拿着能够养活自己的薪水，不用担心食不果腹，但心灵孤独，无所傍依，不被理解，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所以怀抱理想有一种孤独，心性高洁是一腔孤勇，不同流合污是不识时务。”在对小人物困窘人生的温情关怀之余，喻之之用日益圆熟的叙事技巧，将其故事讲述得悬念重重、高潮迭起。最后，故事结局在山重水复之中戛然而止，让读者在过山车般的阅读快感中体会着现代城市生活中后现代的荒诞与非理性。

在小说创作领域深耕细耘之外，喻之之近年又创作了一组城市系列散文，同样是描写小人物，喻之之的散文更为生动鲜活地表现了乡土与市井中里的底层人物生存状态及其精神追求。在散文集《她与芸芸众生》中，通过写实的散文文体，朴素隽永的语言，呈现出人物与生活的真实，表达了作者对与她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芸芸众生”真挚而深沉的情感。

汉正街的汉生伯、花楼街的姑太、蔡家田的蔡伯伯、前进四路的二叔……喻之之散文中的各色人物和武汉的地名组合在一起，便产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地名+人物”式标题别具一格，而它们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进城”主题，主角大都是从黄陂农村到汉口进城务工艰苦拼搏努力谋生的人。他们落脚的汉正街、花楼街等地名所代表的城市文化内涵与商业精神，融入到了文章的主角身上。而汉口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正如罗威廉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指出的，移入人口人数最多的是黄陂人，他们也为汉口的兴盛增添了大量劳动力和活力。

《她与芸芸众生》追踪这些从黄陂乡土走出的人，他们是游离在传统农村社会与传统城市社会之外的进城务工人员这一群体，喻之之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描述他们的人生与命运轨迹，在数十年的历史变迁的背景下勾画出这些人物的生活与内心世界。他们来自乡土农村，离土离乡、进厂进城，有的随家人来到汉口后在工厂工作；有的在交通路摆摊，直到拥有自己的屠宰厂；有的在汉正街从支一张折叠桌开始创业，把流动小生意最后做成了大生意；有的在汉口卖小菜、卖卤菜，开的士，去工厂搞运输，去工地打工，博得了周围所有人的认可和喜爱；无论是经商还是务工，他们都靠自己的勤奋努力与聪明才智获得融入城市生活的资本，一步步在汉口扎根。他们在城市安居后除了把“弟弟妹妹乡里乡亲带出来了”，还时不时回乡接济农村的亲戚们。虽然他们已经离开家乡农村，但心灵仍停留在以血缘地缘关系、亲情纽带为核心的乡土伦理体系中，心系家乡和乡亲们。

除了表现底层人物生存状态，喻之之也关注他们的精神追求，通过展现小人物身上超然达观的生命态度、享受世俗人生的乐观精神，表现人与命运抗争过程中对美好生活与高尚灵魂的向往与追求。姑太早年跟父亲到汉口打拼，一辈子为了乡里乡亲忙忙碌碌，但她“穿衣打扮有着汉口女人普遍的讲究。每回出门，必定把自己收拾得抻抖灵醒，未必是什么高档衣料，但一定干净齐整。”不论日子是苦是甜都在生活的细节中坚守一份美好。（《花楼街的姑太》）钢子哥少年丧父，家境贫困，只能放弃自己上大学的梦想，一边学习一边锻炼，打小工赚生活费，并通过坚持不懈地拼搏奋斗，参军、入党、提干并有了自己的小家，过上了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钢子哥》）老耿靠又脏又累的装修谋生，然而内心却深深地挚爱艺术与文学，他在武大附近开过书店，混入大学文学社，虽然身份卑微却顽强地追寻心中的文艺缪斯。（《老耿》）

喻之之将自己的散文新作命名为《她与芸芸众生》，一方面通过“她”，也就是作者的眼睛来观照与自己有着亲情友情羁绊的亲朋故人。散文多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让“我”以一个事件参与者或旁观者的身份融入到故事中，将主人公平凡但不平淡的人生娓娓道来，这也让她的散文充满了生活气息和亲切感。另一方面，“她”的性别身份也暗示着这些书写从女性视角出发，浸润了女性的情感体验。作为一名女作家，喻之之对世态人情有着细腻入微的感受，同时也有着女性独有的柔软与敏锐，以及高度的共情能力。在《奶奶的千层底》中 ，“我”和重男轻女的奶奶之间素有隔阂，互不喜欢。在奶奶晚年患上了阿尔斯海默综合症后，“我”才慢慢了解了奶奶的一生，发现了祖孙两代女性血脉相连中的共通之处。最终“我”跨越了代际的鸿沟，理解了奶奶，在内心里与她和解。通过对亲情的回望和记录，“我”与奶奶互为镜像的书写，表达了“我”对亲人的爱与思念，也展示出了“我”的精神成长。《姐姐姐姐》书写了一个为原生家庭所累的“樊胜美”式的女性、“我”的堂姐翠翠。翠翠姐善良懂事，一心帮扶父母弟妹，甚至不惜放弃自己读书的理想和择偶的偏好，等自己遇到人生艰难处境时却被娘家人所漠视。翠翠姐的人生命运就如同她带去送给农村亲戚们的旧衣物，从倍受欢迎到无人问津。《洞庭街的珍珍姨》写珍珍姨与表叔因一次偶然共度一晚，在农村守旧的观念下两人踏入无爱的婚姻，开启了珍珍姨漫长寂寞痛苦的一生。作者通过对翠翠姐、珍珍姨命运的关怀与同情，展现了鲜明的女性立场以及对农村女性命运的思考。《章章》里写“我”的发小、同学章章被亲哥算计并夺去读书的机会，被迫辍学。与亲哥读完博士留在北京工作的光明前途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章章只能进城做装修，过着最底层的生活。事业发展不顺又失恋后，章章跳下晴川桥，没死又游了回来。“章章的事业还是浮浮沉沉，但他始终在勤勤恳恳努力。”在作者冷静客观的叙述中，对农村的人情冷暖、人性美丑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

喻之之在散文中热情地书写了这些“千千万万进城务工农民中的一个，也是想努力在大武汉扎下根来的农民中的一员。”他们都是主流之外的社会底层，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没有传奇的人生，但他们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与浓郁的人情味，他们的生命底色质朴简单、宽厚平和。喻之之对他们深情而有温度的书写，呈现了真实的底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展现出他们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也隐含着作者对坚韧、顽强、活泼的个体生命的赞颂。

左手小说，右手散文。两副笔墨，一种温暖。喻之之的写作世界是开阔的，写作题材也在不断丰富。她在作品中对城乡、人性、生命和命运的书写，都显示出了一定的深度和力度。喻之之的文学创作正在一个上升期，希望她能不断突破自我，不断扩大自己的写作边界，在创作之路上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