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圣哲画像记》
原文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窥窃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如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饮尽也！要在慎择焉而已。
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驰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为画像，感发兴起，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意。心诚求之，仁远乎哉！
尧、舜、禹、汤，史臣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囚，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斯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图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制。而好称引奇诞，文字灿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流，幽明之情状；灿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妹妹而自说者哉？
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驭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甚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余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今以类图之。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断断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义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隤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纳之于薄物细故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于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抄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同吾之所嗜，是大愚也。
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千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故并图焉。
先王之道，所为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焚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
我朝学者，以顾亭林氏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
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指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
姚先生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
此三十三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而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入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侥幸于后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殁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
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子孙。若通?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地，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
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已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为祈，无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怀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若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三子也远甚。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亦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
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译文
国藩立志求学不早，中年惶恐地在朝中做官，曾经读了许多前人的着作，略微涉猎到先代圣贤大儒长者的绪业。因为自身才智愚钝，体弱多病，所以一无所成；后来在军队中南征北战，学业更加荒废。丧乱还未平复，而我的年纪却将近五十岁了。从前，我读班固的《艺文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发现他们所列的书目繁杂众多，作者的姓名多到不可计数。其中有的如日月一样明亮，有的却被埋没而无人知晓。等到做了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的二月跟随宣宗皇帝入阁，才得以看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比前代收藏的要超过很多；而且存目的书籍几十万卷，还不在此中。天啊！怎么那么多！即使有上智之才，数代也不能穷究那些书，何况那些才智低下的人呢？由此可知书籍之多，作者之众，如同江海一样，不是一个人的肚子所能全部饮下的，重要的在于谨慎选择罢了。我既然自我衡量本身能力不够，于是就选择了古今圣哲三十多人，让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遗像，合为一卷，收藏在自家的私塾里。后人有志读书，取这些人的着作来读就足够了，没有必要费心去博览群书，而学术文化的传授没有比这些更重大的了。从前在汉代，像武梁祠、鲁灵光殿，都描画伟人的事迹，而且《列女传》也有图像。前人受其感召而奋发学习，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熟悉了圣哲们的容貌，进而探求他们的精神，领悟他们的精妙，与他们的灵魂契合，只要诚心去探求，仁道还远么！国藩记。
尧、舜、禹、汤，都没有着作，只是史官记载他们的言论而已。等到文王被囚禁，才开始撰写文章，推演《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部儒家经典大为彰显，师道也随之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概与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愈特别尊崇他。宋代的圣哲，认为可把孟子提高至仅次于孔子的地位，尊崇他的书，来和《论语》相配。后来论学的人，没人可以更改。现在我把他放在三位圣人的后面。
左丘明作《左转》解释《春秋》，上面多记述东西二周的典章礼制；又号称引用离奇怪诞的事情，辞采华丽，超过了实质。太史公说庄子的书都是寓言，我看子长所写的《史记》，寓言也占十分之六七。班固在见识与情操方面，不如子长远大；但是对于治世的典章，六艺的主旨，文字的源流，人神的事情，描述得十分鲜明详备。这怎能和那些才识短浅、骄傲自满、自我欣赏且在某位先生面前互争得失的人相比呢？
诸葛亮生于混乱的时代，信奉儒术，立身行事能从容合于大道。唐人陆敬舆事奉多疑的君主，驾驭难以驯服的将官；他用极其磊落的胸襟照耀君主，用极其诚挚的态度领导将官。譬如驾驭劣马登陡坡，奔跑在险恶难行的路上，却阻碍不了它的驰骋，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范希文、司马君实，遭遇的时代稍微好些，然而在坚卓诚信方面，却各有独到的修养；他们坚守正道，自我约束，蔚然成风，气度算是很远大了！从前刘向说董仲舒是王佐之才，伊尹和吕尚比不上；管仲、晏子等人，大概更达不到。而刘歆认为董仲舒受其师友的熏陶，连子游、子夏都比不上。依我看来，这四位贤人，虽然比不上伊尹和吕尚，但必定比董仲舒强。可惜的是我不能像刘向父子一样来论定他们的优劣罢了。
自从朱子表彰周子、二程子、张子，认为他们的学说是上承孔子、孟子的道统，后代的君主、将相、老师、大儒，忠实遵守他们的说法，没有人能够改变。乾隆年间，鸿儒相继而出，训诂博辨，超过了从前的贤哲，重立标志，称为汉学。汉学摒弃宋代五子的理学，认为他们不应独受尊崇；而那些笃信五子学术的人，也摒弃汉学，认为汉学支离破碎，有害大道，争辩得没完没了。我看五子立说，那些大的方面大多符合孔子之道，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呢？他们解释各种经书，小的方面有不当之处，固然应该拿近代对经书的解释来作辅助，又怎么可以摒弃他人的说法而自囿呢？这两派人，也都很可笑。
西汉的文章，像杨雄、司马相如的雄伟，这是天地间的强劲之气，得于阳刚之美的作品；这是天地间的正气。像刘向、匡衡的渊深美好，这是天地间的温厚之气，得于阴柔之美的作品；这是天地间的仁气。东汉以来，在博雅方面，并不比古代逊色，但在风格和骨力方面就略微衰弱了。待到韩愈、柳宗元有作品问世，全把杨雄、司马相如的雄奇万变，用在记述小事物的短篇之中了，这怎么能说不神奇呢！欧阳修、曾巩，全都取法韩文公，但是文章的体质却和匡衡、刘向接近。由此看来，文章的变化，不可能研究透彻；概括而言，不会超出这两个途径，即使经过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
我抄录古今诗歌，从魏晋到本朝，共选录十九家，大概说来选诗的途径是很广泛的了。嗜好趋向不同，各人要看他的性情所接近的那方面而定。譬如多种美味，陈列在餐桌上，只选取适合自己口味的，吃饱就算了。如果一定要亲自尝遍天下的佳肴，而后才能供给一餐的需要，那是大惑的事；一定要勉强天下人的口舌，都来效法我的嗜好，那是大愚的事。庄子曾经说过“大惑的人终身不能理解，大愚的人终生不能领悟。”我在这十九家中，又笃守其中的四家：即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喜好他们的人有十分之七八，不喜欢他们的人也将近十分之二三。我怕受庄子不解不灵的讥讽，所以就选取这些人的作品，终生学习他们就够了。
司马子长，搜求了往昔的见闻，贯通了三古的史实而着《史记》，可是其中的八书，很嫌简略。班固《汉书》中的十志，就比较详备了，然而却只写一代的典制，不能看到会通各代的制度。想要遍览治理天下的制度，就必须由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的《通考》，和杜佑的《通典》不相上下，郑樵的《通志》则是比不上的。近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的学问，专门研究《说文解字》，大多数人都推崇许慎、郑玄，很少人言及杜佑、马端临。我认为许慎、郑玄考证先王制作的本源，杜佑、马端临辨析后代因袭沿革的大要；他们在实事求是这方面是一样的。
先王的大道，就是所说的修养自身、治理百姓，规划治理万类的，那么归宿是什么呢？也不过是礼而已。秦朝焚灭书籍，汉代各学者所搜求的，郑康成之所以超越常人，都是因为礼。杜君卿的《通典》，谈礼的地方有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经超过八代了。宋代张子、朱子所讨论的，马贵与、王伯厚所编辑的，无不小心谨慎的看待礼。我朝的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师；国史《儒林传》，特别把他摆在首位。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的地方，就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志向，这是何等雄壮啊！后来张嵩庵作《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尤其把礼作为首要。而秦尚书蕙田，于是编纂《五礼通考》，列举天下古今人神万事，都用礼贯穿它，可以说是规模宏大，思虑精密了。我描画我朝先贤的画像，首先是顾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又怎么能没有精深微妙的意旨呢！桐城的姚鼐、高邮的王念孙，他们的学术都只在礼。可是姚先生的文章观点宏博通达，国藩的粗解文章，是由姚先生启迪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造诣之深是不可企及的。因此把他们放在后面压阵。
姚姬传先生说学术的途径有三个方面：即义理、辞章、考据。戴东原先生也是这样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圣德，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的才智，确不能以一方的风格来谈论了。至于像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在孔门四科中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在孔门四科中是德行科的，都是属于义理方面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孔门四科中是言语科的，这是所说的辞章方面的；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氏父子，在孔门四科中是文学科的。顾炎武、秦蕙田跟杜佑、马端临较为接近，姚鼐、王氏父子跟许慎、郑玄较为接近，都是属于考据方面的。这三十二位圣哲，效法其中的一人，诵读他们的一部书，则终身受用，无穷无尽。倘若又有人嫌弃这些人鄙陋，想要另外有所增益，这好比挖井挖到九仞深而不得泉水，就认为一口井太狭窄，而必须扩大到数十甚至上百口井，身体衰老，力气倦怠，却最终没有看见泉水的一天，这怎么能适当呢？
自从佛教徒讲因果祸福的道理以后，行善获得报偿的说法，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内心，牢固而不可破除。士子刚刚开始读书，就期望能够考取功名，得到高官厚禄；有的人稍微读了些古书，窥探了古人丰富的着作，就想得到远近的赞誉，后世的美名；有的人编着一本书还未完成，就希望得到一两个有力量的人的宣扬，来传播给每一个人，以抵偿自身的辛劳。早晨耕种，晚上就想有所收获；一份付出，就想得到十分的回报。譬如到市上买酒买肉，吵嚷聒噪地向卖家讲着价钱，而卖家又从中取得两倍的利润。利禄达不到的时候，就希望在死后得到不可知的美名。甚至有的人说孔子在世时，没有得到官位，死后所获得祭享的报偿比尧舜还要隆重。一般郁郁不得志的人，就拿来作为例证和安慰，这是多么鄙陋啊！现在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买卖，在财利上计较得非常细微，有人欠了一百个钱，都怨恨到他的子孙身上；倘若买卖做到整个城市，珍奇的货物堆积如山，交易金额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个钱的有无，有时就无暇计较了。至于像富商大贾，操持百万黄金，公私流转繁衍，那么几十甚至一百缗的铜钱，有时就无暇计较了。同样是人，所操持的大了，尚且有无暇计较小数的时候，何况上天所操持的尤其大，而对于世人丝毫的善行，浅薄的学问，却要一一谋划报偿，不也太劳苦了吗？商人的货物相同，经营的时间相同，但是有的盈利，有的亏损；应对策问的人所答的题目相同，但是有的考中，有的没有考中；为学着书功力的深浅相同，但是有的流传下去，有的未能流传，有的出名，有的不出名。这其中也有命运的原因，不是可以勉强而做得到的。古代的君子，大概没有一天不忧虑的，没有一天不快乐的。道术不能通晓，自己不免还是个粗俗之人，即使有片刻的懈怠，这也是值得忧虑的事情；平易居处，以待天命，下学人事，上通天理，俯仰都不惭愧，这是值得快乐的事情。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到王氏父子，无不是忧以终身，乐以终身。他们没有什么祈求，又要什么报偿呢？他们自己就自隐才能，又要什么名声呢？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伤悼生不逢时，怨恨的心绪表现在书本上；这和圣贤的自得其乐，稍微有些违背和不同。但是他们那是在自己痛惜才干不为世所用，不能和那些没有真才实学而又汲汲名利的人相提并论。如果汲汲名利，那就和三十二位圣贤相差太远了。就像将要到河北、山西一带去而却把车辕朝向南方，这在方法上不是差得太远了吗？
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二程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樵、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这三十二位圣哲，陈设祭礼，焚香奉祀。好像在我们上面，又好像在我们身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