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辉：《在旷野里》的“新”与“旧”

《在旷野里》甫一开篇，有着在血与火的年代长时间革命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朱明山，就被“安排”到“新”与“旧”强烈对照的情境中。与上级领导谈话结束之后，他坐上了列车，从“烟尘弥漫的市区，带着轰轰隆隆的巨大响声，冲到渭河平原上的田野中了”。其时，“凉风从纱窗里灌进来，甚至钻进人们的单衣里面，叫人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觉得舒服”。而“透过纱窗，眼前展开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已经丛茂起来的秋庄稼，远远近近地隐蔽在树林子里的村庄，一节看见一节又看不见的、反射着阳光的渭河，以及那永远是那么雄伟、那么深沉、那么镇静的和蓝天相衬的黑压压的秦岭……”。

车厢内扩音机播放着全国流行的歌唱伟大祖国的歌曲，歌声与乘客愉快的笑声叫人动容。朱明山不愿也不能压抑内心的巨大的喜悦，“他带着他一贯的坚定神情，看看车厢里，又看看车厢外面。他满意的神情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世事照这样安排是最好了，好像平原、河流和山脉都归他所有了，好像扩音机在为他播送歌曲……”可不是嘛！如朱明山一般生活在新世界中的人物，几乎无不被新生活呈现出的新气象所感染，而欢喜于中形之于外：那位戴眼镜的老人和朱明山以及周围乘客，围绕报纸上的一条新闻展开的热烈的讨论，一个留胡子的农民关于自家三斤棉花送给收花站时的心思的简要说明，均让尚未抵达新的岗位的朱明山“已经预感到他将要开始一种多么有意义的生活”。

与即将展开的有意义的新生活中的新气象所引发的新心理、新情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朱明山不愿思量却不能不时时思量的妻子高生兰在“新”“旧”易代之际思想的滑坡和行为的“乖悖”问题。想当初，文化程度较低的朱明山在陕北的一个区里和高生兰共事，她那生气勃勃的生活态度和工作精神为全区的干部所“爱慕”，但她洁身自好，即便对于自己的上级朱明山，她也“仅仅敬慕他处理问题的原则性和做艰苦工作的坚韧性”，但却“惋惜他文化程度低”。他们互相帮助，共同成长，以至于朱明山以极低的起点，竟然可以读《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样的大部头作品！毋庸置疑，是“高生兰把他引进了新的世界”，让他能够开始“一种不知足的探索”。他“连续读了那个时期风行全陕甘宁边区的《日日夜夜》和《恐惧与无畏》”，文化程度和用世的能力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到《在旷野里》开篇之际，朱明山已经不是早先那个文化程度低的干部，而是内外兼修，在思想、情感、心理以及工作实践能力上皆有极为充分的观念、经验和生活的积累，已为小说即将展开的矛盾做好了“自我的准备”——此为后话，先按下不表。也因为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他们“谈起爱情问题”并最终建立家庭。其时努力学习不断进步的高生兰断无意于做只用心于家庭生活的“家属”，而仍葆有积极进步和向上的渴望。其时为一九四五年。

孰料不过数年后，因战争而分开的朱明山、高生兰在思想上也逐渐产生了“分歧”。血与火的斗争虽损伤了朱明山的身体，却磨砺了他的精神，让他随着生活现实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适，逐渐成为正在展开的新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能够与时俱进的重要人物。高生兰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战争年代极为艰难的逃难生活以及饥饿和繁重的家庭负累让“她和书报绝了缘，而同针线和碗盏结了缘”。往日积极进步的高生兰变得“寒酸、小气、迟钝和没有理想”，朱明山非常痛心地意识到，高生兰在精神上“和她母亲靠得近了，和她丈夫离得远了”。更有甚者，“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礼炮声在高生兰头脑里引起了可笑的反映——这就是‘最后胜利’，好像她根本不知道毛主席新的名言：‘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她的生活苦难一结束，“新的世界使她头脑里滋生了安逸、享受和统治的欲望”。她无意于认真工作，时常生发行使特权的欲念并诉诸行动，罔顾可能由此引发的“危险”，以至于朱明山不得不动念将她送到党校学习，希望她“在党校能慢慢重新认识”自己。朱明山对在列车上读书的李瑛所表现的“内美”的“赏识”即源于此，何况李瑛读的还是其时颇为流行的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此书在此处出现也非随意之笔，而是内含“大义”：加里宁书中所述之情感方式，不就是朱明山心仪且和正在展开的新生活对“新人”的新心理、新情感的召唤与期待相统一的吗？

高生兰思想的滑坡，既与旧社会艰苦生活的消磨有关（否则为何说她“和她母亲靠得近了”），也与她不注重学习进步，头脑中残存的旧思想沉渣泛起密不可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正在展开的新生活欣欣向荣也日新月异的新气象易于感知，其间人物自旧社会承袭的旧观念却不易革新——此为全书展开的基本情境。甫入新岗位，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便摆在了朱明山面前，如不能妥善解决，则棉花必然减产，生产任务不能按期完成，也必然影响新生活建设的步伐。兹事体大，县委书记朱明山必须全力以赴，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一场消灭棉蚜虫的“战役”就此打响。但作为全书基本问题的棉蚜虫“歼灭战”并非“问题的核心”。由此引发的不同层次各色人等的不同现实反应及其所彰显之复杂精神“问题”，或属柳青关注的重点所在。如其对该作的自我说明所言，该书的写作目的，是叙述老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问题”。如高生兰般滋生特权思想，是思想问题的重要一种。固守旧观念、旧经验而不能因应时代新变做出自我调适，以妥当处理新生活不断提出的新问题，亦是思想问题的重要一种。前一类情况高生兰可为典型，后一类县长梁斌最具代表性。

梁斌也是有着颇为丰富的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但他的观念却时常与新生活的新需要并不合拍。他要求县农场砍伐果树改种庄稼的决定，群众中就有不同意见。“有人把这种行为比喻成拆了从敌人那里接收来的楼房另盖瓦房，有人说这实际上是把接收来的财产当成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挥霍，有人甚至提到原则的高度说大批地砍伐既成林木是犯法的。”这些意见，梁斌也并非不知，但独断专行是他的一贯作风。处理县农场问题如此，安排消灭棉蚜虫工作时亦是如此。他反复强调动员群众，却不能充分认识群众对棉蚜虫灾害的复杂心理，更未能及时了解消除灾害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致使他所负责的区域因行动滞后险些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在事上磨炼，也在事上见出各人的水准。同为棉蚜虫“歼灭战”的具体领导者，在“事上”，朱明山和梁斌的思想高度、处理问题的水平，以及作为领导的胸怀、格局高下立判。朱明山踏实务实的工作作风，与梁斌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对照鲜明。这两个人物及其所表征之复杂问题，在《创业史》中得到了更为细致的描绘。只用心于阅览文件，不在实际调查研究中下功夫，故而不能对具体的现实问题有准确的把握，是县委陶书记的基本特点。与他相反，杨副书记极为重视从实践调查研究中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法，故而在多种问题上，认识要比陶书记更为准确，也更加深入。对这两类干部观念和行为的分野的描述，既是《创业史》的重要议题，亦是《在旷野里》的“核心问题”之一——梁斌与前任书记的关系书中虽未展开叙述，但隐微的意思并不难辨明。梁斌不易相处，若非朱明山事事处理得当，恐怕也会因嫌隙而造成工作中的重大损失。梁斌的问题固然重要，难以适应工作新要求的普通干部观念和经验的“新”“旧”交替更为迫切，也更具普遍性。这一类人物的观念转变及其意义，可以白生玉为例略作说明。

极为丰富且颇具代表性的生活“前史”，足以说明白生玉并非特例，而是此一时期极具典型性的重要形象。他十五岁开始揽长工，一九三六年便脱离生产参加革命，“为革命跑烂的鞋凑在一块儿”也极为“可观”。此后他两次面临回家种田、仅谋个人生活的机会，均被他断然拒绝，孰料在“革命的第二天”，他却要面对因文化程度低而被人轻视、难以正常开展工作的问题。白生玉和县长梁斌关系紧张，故而屡屡生出回家务农的想法。就全书整体看，如白生玉般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却因文化程度所限，一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需要的“老同志”不在少数。柳青详述白生玉的革命经历，写他无力应对新生活中的新命题，以至于生出“退意”的现实和思想根由，并将之放在具体的“事上”调适的用意，或在于以虚拟世界的人事创造性地回应现实问题。朱明山以为白生玉思想的“症结”，在不能合理区分“一般干部问题”和“个人的革命前途问题”，将二者“纠缠在一块儿”，必然是“越想越苦恼”，问题终究也得不到解决。克服此种心理问题的方式无他，经由不断学习促进观念持续的调适为唯一有效方式。“要是单拿个人的革命前途来说，不管到哪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下决心学习。”此为在“事上磨炼”题中应有之义。“事”也不仅是工作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的现实问题，还包括由“事”关联的“人”的问题。若以个人的革命前途为唯一紧要事，如梁斌的专断这种“人事”问题，亦是需要“磨炼”的内容。换言之，白生玉需要在适应和克服种种现实的、精神的、情感的困难的过程中完成作为“新人”的自我创造。

新情感的展开，亦是“新人”创造的重要一维。朱明山对李瑛偶然一现的“好感”并不掺杂两性情感的成分，但随着在工作中的不断接触以及对自身情感的反思，李瑛对朱明山的“爱恋”，意义却颇为复杂。书中对此虽未详细铺排，却也表明新生活中新情感生成之于具体工作的重要性。朱明山对高生兰的“不满”和他对爱人的种种期待，在李瑛身上得到了颇为充分的表现。李瑛对交往甚久的男友张志谦由不满到分手的心理和行为变化，多少与她对朱明山认识的深入和情感的“发生”有关。在一个凉爽清静的早晨，李瑛不能抑制她对朱明山生活“隐秘的兴趣”，且由此自问：“难道和这个新来的县委书记不过几回的接触，她已经爱上了他吗？”但她的确对朱明山的个人生活所知甚少，按照她的恋爱态度，“没有真正的互相了解”，就不能谈及爱恋。“但是李瑛又不能欺骗她自己，新来的县委书记的确撩动了她少女的心了。”即便这只是一个少女对“一个有修养的老同志的崇敬”中混杂着“对一个男性的爱慕”，也不能说作者的目的是叙述“革命”与“有情”的辩证。新生活的新创造必然包含着新情感的生成，其间义理，一如《创业史》中最终可能和“新人”梁生宝“结合”的不会是徐改霞，而是和生宝一样热心集体事业的刘淑良。此种爱情观的“新”“旧”之变，尤具值得细致讨论的重要意义，为“新人”创造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心理、情感的转变说来简单，落实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却需花费极大的“内”“外”功夫。何况这种转变往往关联着极为复杂的精神传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秦岭脚下，在渭河边，在田野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物欣欣向荣，生机自然显发，但与新生活相应之新观念的创造却需“人事”的努力。是故，观念“新”“旧”的复杂博弈，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就在县委县政府紧锣密鼓地组织、宣传、动员群众开展棉蚜虫“歼灭战”的同时，广阔的田野里，一些受灾的群众又在做什么呢？县委书记朱明山和县长梁斌共同阅读的情况材料中如是叙述：“报告用了很长的篇幅，列举农民‘靠天吃饭’的神秘思想和迷信行为——‘天意’‘越说越多’‘成啥种啥’”，还有些人“敬神”抑或相信“天灾天灭”。朱明山指挥的治虫工作队在渭河两岸产棉区所见更加令人沮丧：有两个村抬“万人伞”祭虫王爷；还有人翻了棉花地种晚苞谷，至于能否获得收成，谁也难有定见。“靠天吃饭”的旧观念根深蒂固，祭虫王爷即是典型表征。此中问题颇为复杂，好学善思的朱明山因之生发关于“教育农民”的意义的洞见：“土地改革把他们从封建剥削底下解放出来了，可是那不过像把吊起来的人解救下来一样。一家一户种着这里一小块那里一小块的地，一年四季从早到晚，累断筋骨，可是吃上吃不上自己不知道。地主虽然打倒了，他们的命运还在所谓‘老天’掌握着哩……”由是可知，何以《创业史》中推进科学种田、打破“靠天吃饭”的观念窠臼，较之普通的思想动员尤具复杂的精神意涵。田间地头并非不能产生可以与时俱化的人物，种棉能手蔡治良即属典型，他既有丰富的可能承自先辈的劳作经验，也能应时应势而变，不断创化经验以应新现实的需求。但这种乡村自生的力量仍需与外来的新观念结合，方能不断回应新的现实问题。就此而言，“在旷野里”，在乡村，世界呈现为不断朝向未来的未定开放状态，时刻处于可不断精进的“上出”之境。自然如是，人事亦同。

这种种携带着颇为鲜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时代消息的“新”“旧”观念、情感、心理的复杂博弈并未随着《在旷野里》的“被搁置”而隐入时代深处，而是在数年之后的《创业史》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在旷野里》的“未竟”之意和“未尽”之思，也在同样“未竟”和“未尽”的《创业史》中得以延展。“题叙”和“正文”鲜明的“新”“旧”对照包含着的深刻而复杂的思想和时代命意，围绕梁三老汉个人发家观念的超克及其所包含着的克服贫富循环的精神义理，从代表主任郭振山到县委陶书记以及层层扩展的基层干部观念因应时代新变的不断调适及其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围绕科学种田和“靠天吃饭”两种观念的交互辩难；等等，皆有不可忽视的复杂思想和实践意涵。明乎此，方能从根本意义上明了何以《创业史》所述年代距今已远，却仍包含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是尘封七十余年的佚作《在旷野里》一经问世便引发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