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中的传奇因素
余华从2013年长篇小说《第7天》问世后，8年来一直未有长篇出炉，有读者猜测作家是在深耕、积累、蓄势待发，所以余华的长篇近作《文城》在2021年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很大反响。评价可谓毁誉参半，赞誉者认为说是余华创作的又一个大突破，小说“奇正相倚”，具有“极致的张力与审美的浑融”(刘杨：《极致的张力与审美的浑融”——论余华的<文城>》[J].《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4期);批评者则认为该小说是余华从当代向旧时代的一个后撤，甚至是一大退步，是从严肃文学作家到通俗传奇小说家的一个蜕变。有的读者甚至说读完小说之后有点恍惚，怀疑《文城》作者不是余华。但我认为这种传奇性并不是在《文城》才突然出现的，余华小说中的传奇因素其实一直都在，并且由来已久。
下面将从特异性人物形象塑造、离奇的故事情节、传奇性的叙事模式、苦难和暴力的主题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余华小说中的传奇因素。
一、特异性人物形象的塑造
余华小说中的传奇叙事在特异性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着显著的特点。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形象具体，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得读者很容易为这些人物的独特魅力所深深吸引。
我们先看《文城》中的主人公林祥福，一个来自北方的耕读传家的殷实之家的青年，踏实、勤奋、好学、善良、坚毅、执着、有情有义。他除了饱读诗书、熟悉儒家礼仪、懂经营、会持家，还学得一手高超的木匠手艺，可以算得上是已经“立业”，但因为父母早逝和其他偶然因素，尚未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日“成家” ，后来巧遇到和阿强（名义上的哥哥，事实上的丈夫）一起自称是从南方到北方投亲，因病临时投宿在林家的素昧平生的年轻姑娘纪小美，小美身上南方女子特有的柔美打动了祥福。既饱读诗书又不是没社会经验的主人公林祥福竟然会收留、轻信进而爱上一个全然不知底细的流浪女子，在小美把林祥福积攒多年的家底黄鱼金条卷走了一半之后，林明知受骗却选择了原谅身怀六甲主动回归的小美，并为了留下小美做了很多努力，但没有想到的是，女儿刚刚满月小美又走了，林依然不怨不恨反而不远万里去寻找，体现了他性格中不合常理的特异之处。
余华早期先锋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十八岁的主人公“我”也同样富于强烈的个性和特异性，尽管他并不清楚远行的目的地却仍然要离家远行开启一段完全未知的旅程，实际上是一种朦朦胧胧的对于梦想的追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城》其实也是延续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寻找母题。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具有执着的寻找情结的人，只不过一个寻找的是爱人，一个寻找的是梦想。
余华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活着》中的福贵，更是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性。他原本是一个纨绔子弟，因沉迷赌博逐渐耗尽了家财，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苦农民，这种身份的巨大转变本身就具有传奇性。他的人生经历充斥着苦难和亲人接二连三的死亡，但是他的性格却充满了坚韧和乐观，在所有的亲人都去世之后，他没有被苦难打倒，仍始终保持着对生命的执着，坚信活着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这种性格的塑造使得福贵成为了一个令读者震撼的具有传奇色彩人物形象。
《兄弟》的人物形象塑造的传奇性主要体现在两个主要人物的巨大性格反差及它所体现人性深度和丰富性上。李光头和宋钢的性格完全不同，一个聪明机灵、头脑灵活、不择手段，为了赚钱什么都肯干；一个憨厚、淳朴善良、忠厚老实、中规中矩，但没有主见、缺乏变通适应的能力，性格上的巨大差异,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造成了二人截然不同的人生和命运。李光头从一无所有的小混混到全县的GDP大户，还带动整个刘镇都富起来了，妥妥的成功人士。而宋钢则相反，本来是令人羡慕的国营工厂工人，又娶得漂亮姑娘林红，当娇妻坐在他的凤凰牌自行车的后座，他不无得意地按响铃当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人向他投来羡艳的目光，谁曾想得到，后来随着下岗潮的来袭，工厂倒闭，他丢了铁饭碗，为了养家糊口去当搬运工，腰搬坏了，去水泥厂，肺又呛坏了，不得已外出闯荡，为了推销丰乳霜，竟受江湖骗子怂恿忍着屈辱去做了隆胸手术。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当他辛苦工作了一天回到家中时，竟发现妻子因为不甘贫穷已跟着自己的好兄弟李光头走了，绝望的他选择了卧轨自杀。李光头和宋钢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宋钢父亲娶了李光头的母亲，二人才有了交集，并逐渐成为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兄弟。这种不是手足胜似手足的异姓兄弟情作为一种传奇叙事模式，常常出现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例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水浒》中宋江和他的兄弟们。好兄弟李光头和宋钢后来因为同时喜欢林红而渐行渐远，可是当宋钢自杀后，李光头却再也不愿和林红来往，这种好兄弟因女人而反目成仇的情节模式以及兄弟才是手足女人只是衣裳的观念，其实也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的惯用技法和理路，往往能增强小说的可读性。李光头和宋钢也由此成为了当代文学史中给读者留下难忘印象的兄弟形象。
二、离奇的故事情节
余华笔下的诸多小说中都有着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大相径庭的离奇故事情节，常常超越了现实逻辑和常规思维，充满了惊险、悬疑和神秘色彩。
还是先从《文城》说起。明眼人仅从《文城》故事的主线设定——寻找“失去的女人”，便可以一眼看出作者有意铺陈的是一幅类似中国传统爱情小说的传奇叙事图景，再看故事情节的离奇构架更能体会到小说的传奇性。林祥福在纪小美第二次消失之后，把家产托付给管家田家兄弟，便抱着襁褓中的女儿毅然决然踏上了寻妻之路，唯一的线索是小美提到的“文城”和她的南方口音，他从北方一路跋涉，历经艰辛，在一场龙卷风中路过溪镇，问遍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叫“文城”的地方，于是只得在一场暴雪之后留在了溪镇。其实寻妻只是个引子，曲折离奇的故事从兹才算真正拉开帷幕。林在困厄中得到了情同手足的陈永良的帮助；结识了颇有乡绅风度的商会会长顾益民；遭遇了溃败流窜的北洋军和以张一斧为首的比北洋军更加心狠手辣、屠村杀人不眨眼的土匪；目睹了各种令人发指的残暴行径，林为了搭救被绑架的顾益民而义无反顾地赴土匪之约，却受张一斧诳骗付出了身家性命，而北方老家的田家兄弟在接到林祥福因预感到自己凶多吉少而提前发出的信后，为了实现少爷还乡的愿望不远千里来到溪镇，当林的灵柩在还乡时短暂地停留在小美的墓前，冥冥中他终于与当年在溪镇暴雪中逝去并失之交臂的小美重逢了。离奇的故事情节中所表现出的林祥福奇异的命运（巧遇美丽的女人，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不可思议的自然现象（主人公初到溪镇就遭遇了骇人听闻的龙卷风，不久又遇到在江南旷世难遇的暴风雪）、社会的巨大动荡（一会儿是流窜的北洋军一会儿是凶残的土匪），强大的神秘力量（让男女主人公生前未能相聚身故之后却意外重逢）以及作者浓墨重彩着意渲染的儿女情长、兄弟情深、主仆情厚等，这些元素都使得故事情节充满了传奇般的神秘色彩。
再看《活着》，它的情节安排也非常具有传奇性。比如福贵嗜赌成命败光家产本是为人所不耻的败家子行径，是坏事，没想到却因此在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保住了性命，成了好事；败家之后，气死父亲之后，他开始醒悟，立志悔过自新，辛勤劳动，孝顺母亲，好好维持这个家，却在为母亲抓药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奇迹般地在战场躲过了不长眼的子弹，又奇迹般地逃脱，误打误撞到了解放军的队伍，拿着解放军给的盘缠终于回到家乡；他在三反五反中虽被当作漏网地主纠出来打倒，但大多数村民对他的批斗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走走形式而已，并不把他往死里斗；爱子献血过量丧生，他痛恨导致儿子死亡的县长夫人，却没想到县长竟然是自己当年在战场上过命的战友；他一直过着穷苦艰难的日子，在妻子多病女儿失聪之后，又经历了丧子之痛，好不容易等到女儿长大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好女婿，女婿懂事，还帮他们修缮了旧茅屋，眼看着日子朝好里奔，情节却陡然逆转，更大的灾难再次降临，女儿、女婿、妻子和外孙都相继离世。这些情节荒诞夸张，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性，既能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可以引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思考。
又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情节主线便是许三观十一次卖血的离奇经历。卖血一直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话题，而一个人在短暂的一生中居然先后十多次卖血，不能不说这个故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传奇性。许三观的卖血，除了第一次是出于好奇和证明自己身强体壮，后来还用卖血的钱娶了油条西施许玉兰，有点喜悦的成分，其余十次卖血均是为生活所迫，充满辛酸和无奈。卖血谋生对普通人而言至多是一个偶尔为之的非常手段，而对许三观来说，竟成了对付困境的唯一办法和经常性手段，每一次卖血的情节安排在余华笔下又有着不同的意义，比如第四次卖血，是为了在饥荒年月里已喝了57天玉米粥的家人吃上一顿饱饭；后面七次越来越频繁的卖血，都是为了插队的儿子，因为怜悯身体不好憔悴流泪的大儿子，他去卖血；为了让二儿子有机会早点回城，当二儿子插队的生产队队长进城时，他又去卖血，用卖血的钱请队长吃饭。这一次卖血时，他已经知道原来一起卖血的朋友一个身体败掉了，另一个在卖血后脑溢血死在了医院。但后来，当大儿子得了肝炎不得不去上海的医院治病，为了凑医药费，许三观还是义无反顾地又卖了五次血，其中一次在抽血过后就虚弱得倒地休克了。许三观的卖血经历，既是他个人的生活史，也是中国社会历史的缩影。这种以卖血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情节安排，展现了底层人在生活困境中的挣扎，让读者在为传奇性的故事情节所唏嘘不已的同时，既深感人性的伟大、人生的无奈，又会对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有所反思。
三、传奇性的叙述模式
余华小说在叙述视角、叙述模式的选择方面也有着显著的特点。他常常有意采取双重叙事模式来增加故事的传奇性。这很像古代话本小说惯用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方式。
《文城》由前面主体部分和后面的“文城·补”共同构成，是非常典型的双重叙事模式。分别从林祥福和纪小美两个不同的叙述视角来讲故事，互为呼应、补充和印证，这种模式确实增加了小说的传奇性。林祥福是叙事主体，通过围绕着他的叙述，读者可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和思想变化，也了解到故事的大致内容。纪小美在林祥福的叙事中是一个神秘的女子，她的身份和过去在小说的前面主体部分一直是未解之谜，而这些通过“文城·补” 以小美为叙事主体的补充叙述，读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她的身份、过往经历和心理状态，感受到她的无奈和矛盾，把故事的来龙去脉和扑朔迷离的情节补充完整。在《文城》的前半部分，我们也许会埋怨小美的行为给林祥福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困扰，但“文城·补”的补充叙事让读者看到了她也有无法言说的苦衷和内心的挣扎。这种双重叙事模式呈现出不同叙述风格和语言特色，也使得小说的情节更加紧凑丰富，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立体，同时增加了小说的传奇性。
而早在1990年代的小说《活着》，余华在叙事上也采用了双重叙事模式，即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交替使用，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小说首先是从民歌搜集者“我”的角度进行叙事，“我”偶遇了故事的主人公福贵，福贵平静地向“我”讲述了他曲折坎坷的传奇一生，我倾听并记录，这种方式适当拉开了读者与主人公的距离，符合中国传统小说听讲书人说故事的这样一种传奇叙事模式。先由民歌搜集者“我”的角度来讲述，引出故事，增强了故事的客观性、可信性；而接着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叙述福贵的人生经历和人生哲学的，这种视角的运用使得读者能够直接深入地了解福贵的内心世界，对主人公的人生苦难感同身受。这种叙事模式使故事更加引人入胜，让小说更加生动，也更具有可读性和感染力。
四、苦难和暴力的主题
苦难和暴力的主题在中国传统小说的传奇叙事中非常常见，而余华的小说作品承袭这一传统，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冷峻的笔触，也揭示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难以回避的苦难与暴力。这一主题贯穿了他的许多作品。
《文城》中林祥福经历了少年丧父，继而丧母，青年失妻，为了寻妻，更是历经了龙卷风、暴雪等天灾和军阀、土匪等人祸，千辛万苦，最终却未能如愿见到心爱的女人，还被土匪残忍地虐杀，可以说整个故事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苦难色彩，同时又充满了暴力成分，以张一斧为首的土匪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除了杀害林祥福的过程令人不忍卒读，还有在船上见人就乱砍、挥刀割人质的耳朵等诸多令人目不忍睹的暴力场面的渲染。
在余华的小说中，苦难是一种生活的常态，是一种无法逃避的现实。《活着》就是一部深度描绘苦难生活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中，福贵经历了家境的落魄惨痛，战火的血腥洗礼，政治运动的冲击、全部亲人的离世，最后独自一人承受生活的艰辛。然而，福贵始终坚韧地活着，他的存在就是对苦难生活无声反抗。《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辈子都在以卖血的方式来应对生活的艰难，整部小说充满了无尽的苦难，有评论家批评余华是在讴歌苦难，其实这只是余华对社会现实或者历史中无法粉饰的苦难镜像的一种真实呈现。
小说《现实一种》中暴力的主题十分突出，主要人物山岗山峰本是同一屋檐下的亲兄弟，小说完全颠覆了血缘亲情的温情模式，叙述了兄弟间丧失基本人性的连环性报复、轮回性杀戮。从小孩子们的无意伤害到大人们的有意的互相残杀、虐待，直至最后相继毁灭。作者以他们一家三代人充满了暴力和仇恨的家庭生活为背景，通过兄弟、母子、祖孙、夫妻和妯娌之间的行为之恶，揭示了人性深处可能的黑暗、残酷与丑恶，余华用他阴沉、犀利、冷酷的笔调为我们呈现出独特而传奇的艺术世界，暴力和苦难的主题书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作为一位多产且多变的作家，余华的创作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他曾被评论家先后归为多种文学流派，从先锋文学到现实主义再到所谓通俗传奇文学，但实际上他的小说中一直存在着一定的传奇因素，评论界在《文城》问世前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当余华以先锋作家名世时，批评家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他从西方小说中汲取营养，大谈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美国作家福克纳、法国作家格里耶等西方作家对余华的深刻影响，而忽略了来自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毋庸置疑，卡夫卡奇诡的存在主义寓言体写作，福克纳在小说《喧哗与骚动》中所采取的从多重叙事角度来展开的家族叙事，格里耶的重复、并列、碎片化等叙事技巧的确对余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连余华自己也说美国作家福克纳是他唯一的师父，但实际上，除了外来影响，余华的创作也一直自觉、不自觉地探寻中国文学的本土经验，从中国传统传奇小说当中汲取养料，从他的早期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众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小说传奇叙事的基本因素，看到从《山海经》到唐传奇、到宋元话本以及明清章回小说的影子，看到他对中国古代小说传奇叙事模式的继承和发展。事实上，余华在创作先锋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时便常常借用中国传奇叙事的手法，在特异性人物形象塑造、离奇情节、传奇性的叙述模式、暴力和苦难的主题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特点。只不过，到《文城》时，其小说中传奇的因素更加繁密、传奇的氛围更加浓厚。
余华常将传奇叙事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进行有机融合，以便更加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他创造了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叙事风格，显示了对多种叙事手法、叙事风格的驾驭能力，增加了作品的亲和力，扩大了文学的受众，也因此余华凭借小说《活着》获得了作家出版社超级畅销奖，成为严肃文学作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其实，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传奇的叙事手法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表达方式也不完全水火不容，文学原本就应该具有多样性，这才是良性的文学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