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卢克明的偷偷一笑》：一出“轻”与“真”的喜剧
在当前新时代文学的建构过程中，如何祛除中国作家以历史批判和人性救赎为己任的现代性迷思，让当代文学重获“当代性”品格，业已成为文学界一个令人关心的话题。虽然一部分以反映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为主题的乡土小说已经具备了明显的“当代性”，但在其他题材领域，很多作家，尤其是那些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运动的小说家，仍未走出因回望历史而耽溺于现代性神话的启蒙文学的困境。从这个角度看，曾经主张“不要重复自己”的余华，或许是同代人中较早告别启蒙、致力于追求小说“当代性”的作家。尽管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卢克明的偷偷一笑》自出版后就备受争议，但从作品人物形象和美学追求的变化中，却仍然可见余华是如何以“衰年变法”反对自己，进而形成了一种辨识度极高的“晚期风格”的。
让更多人的生活被文学书写“看见”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无论小说的观念与形式怎样变化，人物都是作家最为重要的书写对象之一。虽然余华在早年的先锋小说创作中不以塑造人物为目标，但正是借由那些符号化的功能性人物，他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启蒙理念和存在哲思。从创作长篇小说开始，余华更是将人物塑造视为小说的核心：他笔下的孙光林、徐福贵、许三观和李光头等普通人备受读者喜爱，也奠定了其“国民作家”的重要地位。从功能性人物到普通人，再到此前未曾出现过的卢克明式的人物，余华正在不断扩充和完善着自己的人物谱系。而卢克明的特殊性就在于，他几乎孤悬于余华作品的人物长廊，与徐福贵们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一定程度上说，卢克明实际上是余华尝试走出以普通个体叙事和历史批判为标志的启蒙文学，追求小说“当代性”的产物。而作家的“衰年变法”，正始于这种人物类型的变化。
那么，卢克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又寄托了余华怎样的当代意识和现实关怀？
如果从阶层性质来看，卢克明无疑属于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之一：他一方面拥有令人惊叹的实干精神和纠错能力，擅长利用人际关系在规则的灰色地带里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卢克明又具有人性的普遍弱点，他渴望占有金钱与异性，并因此背叛婚姻，是一个私德有亏的、彻头彻尾的“混蛋”。但是，在对卢克明进行简单粗暴的道德审判之前，我们还必须意识到一点，即余华也许是真正让先富群体被文学书写所“看见”的作家。
事实上，受文学现代性传统和道德意识的影响，当代作家在写到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先富群体时，总是会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污名化”处理：在很多作品中，这些别人眼中的“投机分子”，要么道德沦丧，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要么追名逐利，为攫取财富和权力不择手段。简言之，他们是站在普通民众对立面的反派人物。对习惯了苦难叙事、创伤书写和历史批判的当代作家而言，先富群体作为“既得利益者”，显然是启蒙文学的天敌。在此背景下，卢克明的出现就显得意味深长，尤其是当余华以他惯用的零度叙事深描人物的各种行迹时，他们那些未被看见的挣扎与奋斗、无奈和彷徨便会跃然纸上。这是余华舍弃了启蒙主义和道德主义之后的现实主义，是后启蒙文学阶段的一种“当代性”诉求。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从卢克明与李光头这两个人物的比较谈起。
衰年变法：启蒙文学的当代转型
很明显，《兄弟》的主人公李光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比卢克明更加“混蛋”的“混世魔王”。同样是为了追求财富，卢克明要寻找靠山庇护，行事总是步步为营、谨小慎微。而李光头则是我行我素、肆意妄为，别说道德败坏，甚至就连违法乱纪之事也做了不少。凭借着一身的混不吝，李光头在时代大潮里如鱼得水、进退自如。他的得势与失意，完全契合了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时代症候。从这点来看，李光头这个大号“混蛋”，实际上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人物。他作为一个时代镜像，背负起了余华启蒙文学的叙事责任。而《卢克明的偷偷一笑》却完全不同，因为这部作品不是《兄弟》式的“成长小说”，卢克明既没有李光头那样苦难的成长故事，也没有因袭什么原生家庭之类的历史包袱，他就是一个追逐自身欲望，没那么多精神内耗的乐观主义者。与之相适应，作家的笔触也变得浅显、幽默和自由。再加上余华作为“网红”或“段子手”形象的无形加持，整部作品的叙述基调也因此显得无比轻盈。这种“轻”，既是相对于沉重的启蒙文学而言的“轻”，也是中上阶层被清除了身份标签和道德污垢之后的“轻”。卢克明的人生故事，当然也包括那些引起争议的性描写，都成为了一种祛魅启蒙叙事的表象化的书写方式，它生动还原了那个曾被当代文学所遮蔽和背弃的借着改革东风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他们其实大部分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可能缺乏劳动人民的优良品德，但也不至于像混世魔王一般为非作歹，他们只是在英雄和枭雄之外的另一批时代“先行者”而已。不过问题也出在这里，很多读者的困惑是，余华为什么要如此执迷于性描写？那些被诟病为“低俗”和“滥情”的性描写，是否完全出自余华的商业考量和营销策略？
其实，从当代文学史的发展来看，纯文学作家描写性，往往蕴含着一种针对历史的反抗功能。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性作为一种欲望本能，无疑是人性的自然展现。因此，当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禁锢人的生命本能时，以性描写为表征的欲望叙事就具有了颠覆和反抗历史权力的叙事功能。到了90年代，以女性写作为代表的性描写更是在批判男权社会的过程中，一再彰显了自身救赎人性的启蒙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说，性描写原本就是启蒙文学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到了余华笔下，性描写却有一个明显的去启蒙化趋势。他的方法就是通过大幅增加性描写比重和具象化书写，以重复叙事消解了性描写传统的启蒙功能。熟悉余华的读者必定知道，作为余华小说一种常见的艺术方法，重复叙事经常以反复书写同一对象的方式，用戏仿之法悬置和消解了对象的原有内涵——《许三观卖血记》即为典型案例。同样的道理，在《卢克明的偷偷一笑》中，余华用大量重复的性描写将性事庸常化，同时以不涉及人物性心理背后复杂精神世界的表象化书写方式，充分消解了性描写本身所具备的启蒙功能。不可否认，余华这种基于去启蒙化书写的重复叙事，最终却因尺度把握不当的问题，让性描写外溢出了从启蒙文学到“当代”文学转型的写作变革，从而授人以柄，成为一种饱受批评的书写方式。但我们要是据此便对余华挥动道德大棒，那么就会忽视余华告别启蒙和追求文学“当代性”的良苦用心。从上述分析可见，余华通过塑造卢克明这一人物形象，不仅在力求还原先富群体真实面貌的前提下，做了一次探讨经济发展的文学尝试，而且还在自己文学生涯的晚期，进行了一次从启蒙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的“衰年变法”。
晚期风格：以“平静”与“喜剧”为美学表征
与这种“衰年变法”相对应的，则是余华在这部作品里所体现出来的“晚期风格”。学者陈晓明曾对此有过论述，他认为《文城》是余华“晚期风格”的过早显现，而“平静”则是描述“晚期风格”的关键词。在他看来，《文城》结尾处的“平静”是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因为余华穿透了苦难历史的暴力、混乱与喧嚣，用一种旷达与现实完成了和解。这种和解，预示的正是余华向启蒙文学的告别。然而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因为从写作《活着》开始，余华就自称不再对现实感到愤怒，他从一个热衷于寓言说教的启蒙者，逐步变成了普通民众的追随者。在卢克明出现之前，余华这种和自己启蒙立场不断博弈的状况就一直存在，直至“衰年变法”之际，他终于将自己晚年的平静与旷达，从一种暧昧的创作心理转化成了一种以喜剧为标识的小说美学。
问题的关键是，余华对喜剧的热爱和对幽默笔法的运用其实早就贯穿于他的多部长篇小说中，那为何说直到《卢克明的偷偷一笑》，喜剧才正式成为余华晚期风格的美学表征？回看《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和《文城》等作，余华尽管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肺腑的悲剧故事，但其中也不乏“苦中作乐”的幽默笔法和喜剧风格。对他来说，叙述的“苦中作乐”其实关系到一种小说节奏的变化：每当徐福贵、许三观和宋刚等悲剧人物遭遇命运戏耍陷入人生绝境时，余华的幽默总会适时迸出，他用玩笑和戏谑延宕、阻止、转移了人物深入骨髓的痛苦，因此，幽默展示了余华对人物的叙事关怀，它既是调整小说叙述节奏的节拍器，也是余华小说作为启蒙文学的现代性品格的体现。
相比之下，《卢克明的偷偷一笑》作为一部告别启蒙、重述先富群体故事的作品，余华自然不会停留在以叙述拯救人物困境的启蒙叙事里，因此相对于前作，这部作品的喜剧风格和幽默笔法就更显单纯，有时甚至是为了搞笑而搞笑。此外还有一点同样重要，因为余华笔下的卢克明天生没有历史根基和道德包袱，所以他根本就无需拯救。这既是余华晚期风格里心态平和的体现，也是对当代生活的真实写照。从这个角度看，当余华试着让读者笑出眼泪来的时候，他也就在走出历史记忆的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了新时代作家对文学“当代性”品格的追求。尽管这种尝试目前来看还不算成功，但我们仍有理由继续相信和期待余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