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25年第4期｜陈世旭：求学心得
小说的身世
四十年前，插班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是最重要的必修课，也是我最想学好的一门课。遗憾的是，毕业拿学分的考试——考题好像是“谈小说语言”，老师给我判了五十九分，差一分及格。但我还是多少有收获的——至少摸到了中国小说源流的一点皮毛。
小说从一开始就是被看不起的。春秋的庄子明确说“小说”不足以达到“大道”。《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都是些搬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稗子那么小的官儿，引用了“孔子曰”——正经人是不干这活儿的。其实这话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的。子夏多少给“小说家者流”留了一点面子，“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只是对远大的事业恐怕有妨碍。
当然，这里的“小说”，并不是一种文体。按《汉书·艺文志》所开列的书目，凡无关大雅无类可归的杂书就叫“小说”。
汉魏六朝到唐开元、天宝，《搜神记》《世说新语》以及《山海经》《穆天子传》之类才开始有了传奇小说的萌芽。北宋灭亡前，僧人为了传教，把佛经故事（变文）从寺庙讲到勾栏瓦舍，一些文人也跟着写传奇文，将社会新闻、男女之遇乃至妓院情景纳入笔下。其中较有影响者如《莺莺传》（元稹）、《李娃传》（白行简）、《柳毅传》（李朝威）等，成为后来的戏曲题材。三国、隋唐一类历史故事广泛流行，长篇小说露出端倪。
南宋至明弘治后期，出现了今本《三国志演义》以及《忠义水浒传》的原始本。描叙已脱离史的拘束而进入自由抒写。评话小说开始产生，少叙古事而多描现状，真切活泼地描写眼前世态。
由明嘉靖到清乾嘉，中国小说进入全盛时期。笔记已不入小说之流；传奇小说因《聊斋志异》而勃然中兴；以“三言”“二拍”为代表，评话小说踵武其后。长篇小说《水浒传》被润改为完美的今本；《武王伐纣》被扩大为《封神传》；《唐三藏取经诗话》被取作《西游记》的张本。以《金瓶梅》《红楼梦》为标志，长篇小说登峰造极。
然后，就像所有事物都不能逃脱抛物线一样，中国小说走进了自己的衰落期。从清乾、嘉以后至 “五四”以前，所有的小说形式都显出疲乏和模拟的情态：评话小说绝迹，传奇小说复归原始笔记。长篇小说另开暴露社会黑暗一途，利用市民心理，揭露私人恩怨阴私黑幕。又有描写妓院及淫乱的《海上花列传》《九尾龟》《肉蒲团》等。传统中国小说走到绝境。
晚清，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以图重振小说地位。疾呼小说“如空气，如菽麦，欲避不得，欲屏不得，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把小说的重要性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主张把小说从“华士坊贾”的手中拿过来，创作“新小说”，为“改良”服务。在肯定小说的社会价值的同时，把小说变成了政治主张的宣传品。
这时候，一种外来的影响，以比魏晋隋唐时代进入中国的佛教更为强大的气势，给中国小说以一种新的推动力，诞生了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意义的新小说。全新的文学传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大放光彩。
即便如此，仍不乏对小说的贬斥。当年我所在小镇一位业余作者在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的第一天，教师就警告：大学是培养学者的地方，写小说是没文化知青的事——虽然这位教师一直在写小说，一直发表不了，也因此一直进不了省作协。
小说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字艺术形式，真正受到颠覆性挑战，是视听艺术的勃兴，尤其是网络和AI的出现。早年一道投身文学的许多朋友不只放弃了小说写作，还在微信群里对小说写作极尽挖苦嘲笑：白居易《琵琶行》里那位曾经让“五陵年少争缠头”的京城歌女，终至“门前冷落鞍马稀”，沦落在萧瑟秋夜的寒江上独守空船，就是当今小说作者的写照。我无言以对，只能退群。
我从来没有认为小说写作是多么非凡的事业，一样不过是世俗社会五行八作的一种。小说写作的确热闹过，但从没有高贵过。有人曾经把小说作者称作“精神贵族”，那是一句批评的话。也许有人真是“贵族”，但没有普遍性。
小说的命运有一点像《红楼梦》里的晴雯，“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千百年来，经历起伏的小说有一点始终未变，即小说是一种揭示：人世间的真、善、美尽在其中，假、恶、丑无可遁形；是一种评判：任随遮掩、涂改、歪曲、矢口否认、蓄意抹杀，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功过，水落石出；是一种良知：无论怎样光怪陆离的表象下面，永远有一颗为最多人认可的坚固的价值内核；是苦海沉浮的罗盘，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表，是民间的旌表，是历史的耻辱柱。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保有基本的自尊和起码的人格，“小说家者流”在社会中就虽然是一个边缘人群，但决不是一个卑微人群。真正优秀的作品，绝不会被有素质的读者忽略。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变化都是必然的。但文学作为一种心灵的诉求，永远会与人类共存。法国现象主义美学家杜夫海纳认为，作为审美最重要对象的艺术作品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所有这样的审美对象都是“一个历史的纪念碑”。审美对象在各个时代的文化基本保持一致的过程中，或死亡或再生，或消失或复活。一种新的审美对象也将依赖于历史为其指针的审美知觉。
小说世界的美好依然是可以期待的。
两种神话
中国和希腊都是文明古国，都对各自地域发生过深远影响：东亚多国曾以中国为师，希腊则是欧洲的精神故乡。
读欧洲文学史，接触到希腊神话，发现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有许多颇有意思的异同。试举几例。
先说同——
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都有创世的内容，都有关于洪水的描写，又都表现出人类早期母系社会的某些特征如母性崇拜，又都可以看出人类早期婚姻不像而今这样规范：
女娲同哥哥伏羲有兄妹婚；大地之神盖亚竟同儿子乌拉诺斯生了独目百臂巨人克洛诺斯，是乱伦。
至于不同处，似乎更多些——
中国神话比较现实，神话历史化。即使较为可信的史书如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从三皇五帝写起。就是说，三皇五帝这样的神实际也就是一些象征性的人。
希腊神话虽然神人同形同性，但神是神，人是人，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不那么紧密。希腊人也不像中国人这样虔敬地以神（如炎黄）的子孙自命，也不大会相信宙斯是他们某一历史阶段的一个领导者。
因为同历史合一，中国神话中的帝王个个都是地地道道的神，道貌岸然，至高无上，从来不犯错。而希腊神话中的头儿就不怎么样。宙斯十分放纵，经常乱搞；神后赫拉心胸狭隘，是个醋坛子，实在说不上贤惠。中国的神分出了好坏。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颛顸、黄帝、夸父光芒万丈，共工、蚩尤、鲧遗臭万年。希腊的神则多有二重性格，不好不坏，亦好亦坏，说不上高、大、全，却同人较为接近。
中国神话中的帝王触犯不得，希腊则似乎无所谓。刑天反抗黄帝，被砍了脑壳——“刑天”就是砍脑壳；宙斯弑了父亲，却照样做了天上和人间的管理者，一般人在心理上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同样是造福人民，鲧偷息壤，被黄帝发现，杀害于羽山，后人也对他加以蔑视；普罗米修斯盗火，却受到永恒的崇敬，被看作真理传播者的化身。
中国神话中，原始父亲只有一个，最高的主宰者也只能有一个，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主。国君或氏族领袖也就是最高的家长。颛顸与共工，黄帝与蚩尤打得焦头烂额，都是为争夺大一统的统治权。希腊神话中，男性的强者则结成联盟。如宙斯同他的两个兄弟——海神波塞冬、地狱之神哈迪斯结成“兄弟联盟”，三个人共管天上、人间、海和地狱。
中国和希腊神话在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上的差异也很明显。突出表现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
中国的人伦是以父子关系为主的。女性即便是女神，地位也都有限。最大的女神女娲很神气，但在她造人之前，还没有社会。精卫是神农的女儿，精神虽然感人，毕竟只是个有点傻气的姑娘；女娲的姐姐谣姬只是个“旦为行云，暮为行雨”的河流神，甚至被后世文人借指为娼妓；娥皇、女英是妃子；西王母在《山海经》里是个豹尾虎齿而善啸的怪物。总之，都不怎么了不起。
希腊神话就大不一样。女神多得很，且地位也很高。盖亚是众神之母；赫拉使宙斯畏惧；最能征服宙斯的是美神阿佛洛狄忒，她儿子的金箭使宙斯做了许多荒唐事；九位文艺和科学之神（缪斯）都是女神；智慧、战争和丰产之神雅典娜是从宙斯的脑袋里跑出来的。尽管在希腊，父系社会同样最终取代了母系社会，男性原则最终取代了女性原则，但这种转化，却是因为女性的支持——雅典娜在关键时刻把关键的一票投给了俄瑞斯忒斯。希腊的女性、女性原则在一般的观念中受到尊重，希腊的人伦以夫妻关系为主，恐怕同此是不会没有关系的。
神话时代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童年时代。常言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民族何尝不同样是在其童年时期就显示出它后来文化和心理构成的端倪。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延续最久的华夏文化。这显然是一个艰辛的历程。“夸父逐日”“大禹治水”都是证明。他们无疑是民族精神的代表。然而似乎也不应该忽视宗法制制约下的共性至上的群体原则，某种程度造成了对个性全面发展、个体精神积极发挥的窒息；反映血缘宗法观念的人身依附原则的“尊卑有序，贵贱不衍”等级观念，与现代网络型社会结构必然冲突；封建宗法制观念，必然阻碍法治社会的建立；传统惰性心理养成的循古复古性格倾向，必然阻碍现代化所要求的开拓和创造。比如唐朝古文运动这样的中国史上的复古思潮，无一不是厚古薄今。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古典主义运动，其目的却是为了否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
令人欣慰的是，历史终将进步。华夏文化的优秀成分终将发扬光大，其糟粕污垢也终将被荡涤一新。
散文刍议
一、“容易”其实最不容易
读到江苏作家陆永基的文章，谈及小说与散文的不同特点，令人信服地指出：
“小说创作，尤其是纯文学的小说创作，有着特别的难度，要形成小说创作群星璀璨的局面很不容易……小说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是虚构，还必须是能够形成内在情节链、细节链、思维与情感逻辑链的虚构，可以直接借助的东西相对就比较少，一般得完全依靠作者自身的文学感觉、创作想象、技能训练和各种素养积累，是特别艰辛的……除了创作上的艰辛，实际的生存处境也是相对孤寂的。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如果没有坚定的情怀，很难耐得住这份艰辛和寂寞，选择纯文学小说作为自己文学志向的人非常难得。能够活跃在小说创作（尤其是纯文学小说创作）领域的作家不仅屈指可数，年龄也大多在中年以上，情况堪忧……至于散文，大凡有了一定的文学素养，生活中有了感受，谋篇行文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因而，许多文学爱好者，起笔创作为散文是最常见的，数量非常之多，有的散文作者，涉及散文才几年就能出版多部的散文集。”
不过，恰恰因为“比较容易”，散文写作在事实上并不“容易”。世界上凡是最容易的事，其实都是最不容易的事。下象棋容易，要下到谁与对弈都先自小心三分谈何容易。写父爱的散文不计其数，有多少可比朱自清的《背影》？
散文历经中国古代文学的广义阶段，进入近现代，向狭义转变，趋近纯文学，成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并行的一种文学体裁。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独领风骚的小说黄金期成为往事，在大为萎缩的读书人群中，散文作为一种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字，拥有了相对多的读者，散文作者作品因此日渐增多。但也许正因此，散文写作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或借助搜索引擎，将街头标语口号、报章豪言壮语、单位数据资料杂烩，满满一锅“大格局”“正能量”；或一本正经，无限深沉，情怀爆表，开口“家国”，闭口“时代”，完全忘记了没有独特的个体经验和人性观照，“家国”就只能流于空泛，没有切实的现实感受和思想深度，“时代”就只能是虚无缥缈的梦幻；或炫耀摆谱，拐弯抹角地凡尔赛，刻意表现内心的猥琐和无聊；或孤芳自赏，无病呻吟，像让书童扶到园子里咳一口血的才子，满篇人世慨叹，隽言睿语，心灵鸡汤，让人口舌发腻，肠胃直翻；或故作高深，彰显“品位”“格调”，说域外，则必有文化比较，谈吃喝，则美食家非其莫属。这类文字，不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种种流弊，让人对散文不免轻视。
然而，好散文是有的。
常常读到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毫不做作的文字，清新流畅，在寻常物中发现乐趣，在寻常人中发现美好，在寻常事中发现激情，文字平白而不苍白，叙述朴素而不失灵动，经历颇丰而不浮华，才情充沛而不张扬，殊为难得。
二、万紫千红总是春
时常看到各种对散文语言风格的肯定或否定，往往执于一端。散文作为一种最自由的文体，给予作家语言驰骋的空间是最大的。散文品质的高下，除了真善美抑或假恶丑可以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追求理性与耽于感性、精雕细刻与大刀阔斧、冷静叙述与热烈抒发、沉稳练达与灵动率真、简洁明了与扑朔迷离、口语化与书卷气、小女人的柔肠百结与大男人的心雄万夫、浅斟低唱的婉约与铁板铜琶的豪放、精致唯美的歌吟与自然质朴的言说，孔子的辞达而已与庄子的汪洋恣肆、含蓄收敛惜墨如金与激情澎湃语言狂欢，千姿百态、异彩纷呈。思想抵达各有深浅，学养积累各有厚薄，作家各有个性，读者各有喜好，散文阅读如入山水胜境，峰回路转，皆有可观，万紫千红，目不暇接。作家们凭着独有的感性，沿着独特的通道，进入人们的心灵世界。如王国维所言：“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三、“非专业”也可以“专业”
多年前为一家出版社编散文年选，知道了小说作者对散文写作的介入，居然是一个问题。有的散文作者认为是“非专业”搅了“专业”的局，弄得散文失了纯洁。让我颇感困惑。就写作而言，小说、散文乃至各类文学体裁都同样是文字活儿。非要画出圈子，除去徒劳地想要占山为王，毫无实质意义。说写小说的不可以写散文，等于说卖白菜的不可以卖萝卜。因此就要清理门户，这在市场上叫欺行霸市。有时候，两者的区别还远没有白菜与萝卜那么明显。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气氛渲染、情感抒发、心理独白单独成篇都是散文。契诃夫咏叹的《草原》、沈从文描绘的湘西，无论看作小说还是看作散文，谁能说不是最佳的范本？至于“小说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散文则帮助我们拓展人生”这样的话，就更让人费解了。举凡文学，哪种样式的好作品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拓展人生”呢？
事实上，散文作者中不乏小说家的身影。
杰出小说家的散文，语言优美，自由灵活，熔哲理、诗情、画意于一炉，各具风格：鲁迅精练深邃，茅盾细腻深刻，巴金朴素优美……这些思想、学养、文采杰出的大家把散文提高到了具有独立审美品格的辉煌高度。新时期以来许多我敬仰的作家的散文，可以清晰地感到其思想视野的开阔和哲学意识的深刻。其立意的庄重和语言的诗性，以及萦绕在文字中的忧郁与思虑，总是让人赞赏的同时止不住叹息。小说家李国文晚年对散文写作倾注了巨大的精力。他的专栏文章，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洞察世事的锐利，于混沌的时世激浊扬清，于说古论今中，对中国文人的丑陋，尤其那些人格卑劣、左右逢源、油嘴滑舌以博上位的名流，痛下针砭，揭露真相，剖析劣根，毫不留情。文坛的成败得失、丑态媚骨、波诡云谲尽在其中。其纵横捭阖，切中肯綮，嘻笑怒骂尽显风骨，令人每读必击节。
同样，有的优秀诗人，同时就是优秀的散文家。
忽然想起一位早年的朋友，他因为在书法杂志当编辑，也跟着写毛笔字，便对其他各行各业书法爱好者写的毛笔字颇为不屑：文人写的叫“文人字”、干部写的叫“干部字”、军人写的叫“军人字”……总之是非我族类，算不得书法。我于是请教：王羲之的字该叫什么字？他的《兰亭集序》进了《古文观止》，是文人；他当过会稽内史，是干部；晋朝的中军、右军之类虽通常为虚衔，但多少跟军人沾着边儿，后人直接就叫他“王右军”。朋友白我一眼，说：你这是抬杠！
我不禁莞尔。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谁写得好谁牛，写不好只能努力，是“诗家“小说家”还是“散文家”或什么“家”都不是，皆无所谓。
就文学的整体而言，各类体裁都应该得到平等对待和鼓励，诗歌、散文、小说作为不同的文学体裁，并没有高下之分，决定高下的永远是作品的成色，写得好，写得绝，写成精，才是硬道理。卓别林演电影，梅兰芳唱京戏，都是大师。
《论语》浅识
一九九八年出差济南，山东朋友热心领我访曲阜。那天下午只有我们几个闲人，斜阳清冷，寒鸦寥落，殿阙空寂，正可以凝神朝圣。我却像有狗咬脚跟似的，孔府、孔庙、孔林，皆一掠而过，令朋友不解。从小处在社会底层，草根意识浓厚，我对神圣有一种天然的隔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京进修半年，难却朋友邀请的盛情，从故宫后门不足一小时就鼠窜出前门。
根器浅薄，尤乏耐心，凡事浅尝辄止。这是我至今不能成器的原因。从孔府出来，写了几句打油：
大成殿前懒登攀，至圣先师空自闲。一介乡塾足可敬，何必旌表满坟山。
朋友很是理解：兄是性情中人。
因为缺乏教养，说话总是口无遮拦，话里话外总有一种不自觉的自负甚至狂妄，常常得罪了朋友而不知。山东朋友将此认作“性情”，自然是对我的宽容。为了报答这种宽容，回家以后我找到《论语》，尽可能认真地读了一遍。
印象最深的是《先进》里的一篇：
一日闲坐，孔子问四个学生各自的志向。子路雄心勃勃，说三年就让一个夹在大国之间还闹饥荒的国家，人民勇敢并懂得礼义；冉求比较谦虚，说三年可以使一个小国的人民丰衣足食，至于礼乐，只好等待君子来施行；公西华的调子最低，只想在宗庙祭祀，或诸侯会盟的时候做个小傧相。
对这些怀有权力意识的志向，孔子“哂之”。
曾皙一直在弹瑟，听到老师问“尔何如”，放下瑟站起来回答：我的志向和他们三位不同，就想在暮春三月，穿上春装，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少年人，去沂水中洗洗澡，去舞零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回来。
孔子长叹：我赞成曾点的志向！
曾点只是描绘了一个画面，一种他期望能活出的状态：
春暖花开，一群人去踏青唱歌，阳光明媚，岁月静好，在美好里兴尽而归。
那种状态并不是成功的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平平常常随时都可以做到。美好就在时时刻刻中，当人们时时刻刻都活在美好的时光里，理想的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天地间，一群纯真无忧的人，一群感知时节美好的人，在生命里起舞。这种朴素的愿望，何尝不是所有人最初的梦想？
孔子对曾点的赞赏，深深地打动了我。
孔子后来被尊为绝对完美的圣人，但通读《论语》，我觉得他跟我们常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一样讲究吃：粮食不嫌舂得精，鱼、肉不嫌切得细。食物腐臭了，颜色难看了，气味难闻了，烹调得不好，不吃；没到饮食的时间，不是按一定的方法宰割的肉，没有调味的酱醋，从市上买来的熟肉，超过三天的祭肉，不吃；喝酒不喝醉，但不限量；吃饭的坐席摆得不正，不坐；吃饭不说话；一样喜欢音乐，对鲁国乐师的演奏赞赏不已，听到好的音乐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觉得谁唱得好，一定请对方再唱一次，自己也跟着唱，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并亲自订正雅乐和颂乐；一样会发脾气，宰予白天睡大觉，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冉求帮贪官搜刮百姓，就宣布他不是自己的学生，其他学生可以击鼓而攻之；老友没正行，就骂“老而不死是为贼”，还拿拐杖敲人家的腿；一样会委屈，会见美女，学生有意见，便赌咒发誓我要做了不正当的事，老天都会厌弃我；一样会说气话，有个人说他虽有学问，但没有出名的技艺，他说那我就驾车吧；一样会偏激，厌恶不过是一种颜色的紫色、一种民间音乐的“郑声”；把女人跟小人并列；一样会悲观丧气，慨叹没见过爱好美德像爱好美色那样的人；哀号我这一辈子就算了吧；一样会较劲儿，颜渊死了，颜路请求他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他说我曾经做过大夫，是不可以步行的；初次拜访他的年轻人因为事先没人介绍，他就不见，还故意弹琴表明自己并没有生病；一样会耍滑头，谈到有名的隐士，他说我和这些人不同，不一定这样，也不一定不这样；问他有没有神，他说“祭神如神在”；问怎样事奉鬼神，他说人还不能事奉好，怎么能够事奉鬼呢？又问死是怎么回事，他说，不懂得生，怎么知道死呢？等于什么也没说；一样喜欢听好话，颜回好话说得最多，去世了，他最伤心，大哭“天丧予”；一样会撂挑子，他本是极想为国家做事的，君主召见，等不及驾车就跑去了，一旦见人家心思不在上头，他就甩手而去，带着学生周游列国，没有得到任用，就回老家做学问，当老师。
然而，所有这些，丝毫不影响我对老夫子的尊重，恰恰相反，拉近了“圣人”和普通人的距离，让我觉得他老人家就是一位亲切的乡塾先生。他不当官了，反而成就了真正有意义的事业。虽然他的学生子夏说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但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学问有修养，有原则有性情，严肃认真也幽默风趣，不免刻薄也常常自嘲。承认自己也没有做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承认自己身体力行做得很不够，忧虑自己不能迅速改正缺点；更不认可别人说自己做到了“仁”，把自己捧成“圣”。只要不想当科学家，上他的课应该比较轻松，起码没有让人头疼的数理化。至于《论语》中的教诲，除了那些关于治理国家、上下尊卑的内容，我觉得隔膜，还有一些我不能苟同的如“述而不作”（前人“不作”，后人“述”什么？）、“君子谋道不谋食”（不谋食怎么谋道？）、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干吗要活得那么小心？）、“寝不尸”（睡个觉还不能随意吗？）之类，绝大多数我都觉得对我们一般人的个人修养是有益的指教：
好客；好学；自重；不花言巧语；孝顺，和睦；行事敏捷果断；像松柏那样坚强；衣食无忧即可；人比物重要；不巴结，不自大；穷快乐，富讲礼；尽量多学才艺；不钻异端邪说；不懂不装懂；有爱心；不争；不掺和大人物的事；多请教；脱贫求富要正当；爱与恨都要正确；爱真理；不以旧衣粗食为耻；无视地位，充实自己；知大义，不计小利；向好人看齐；以说到做不到为耻；不好为人师；有容量；不故意怼人；言行节制；三思而后行；不记仇；小心伪君子；有过错要自责；不犯同样的错误；出了事不甩锅；力求简约；没有公事不串官员的门；不受愚弄；力求文质彬彬；凡事推已及人；不像空手打虎、徒步过河那样冒失；不谈论怪异、凶恶、子虚乌有的事；把周围的人当老师：向知者学知识，向善者学品行；襟怀坦白，不怕暴露自己的弱点；不装；不像用大网捕鱼那样把事做绝；听多种意见择善而从；与其奢侈而不顺，不如节俭而简陋；离开了工作岗位就不去打扰别人；不狂妄；不假装诚恳；少谈功利，也不把道德老是挂在嘴上；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即便是匹夫也要有志气；不嫉妒，不贪求；知道谦让；话说到点子上；办事过头和不到位都不好；自己不愿意的不强加给别人；问心无愧就无所畏惧；不害怕谗言和诽谤；亲近忠实诚信的人；不说做不到的大话，以说的超过做的为耻，答应了的事一定做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多检讨自己，少指责别人；不自取其辱；读书要举一反三，不迷信史书和权威；用羞耻心约束自己的行为；与勇于进取、不做坏事的人交往；没有操守不必占卦；讲协调但不盲目附和；刚强、果断、质朴；懂得正直的人绝不会加害亲人，健康的道德应该建立在正常的人情、人性上；别没事就说别人的短处；以德报恩，以正直报答怨恨；不怨天尤人；求上进不等于急于求成；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不揪住人的辫子不放；不参加无聊的聚会；对自己应该严格，对别人不必苛求；以宣扬别人的长处为快乐；不跟目的不同的人合作；言辞能够把意思表达清楚就可以了；不传播道听途说；不患得患失；该戒的要戒，该畏的要畏；不掩饰过错；只要有条件就避开混浊的环境，尽可能避开难看的脸色、难听的话……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当然，其中有许多很高尚的要求，比如不近女色，见义勇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我这样的俗物不一定完全做得到，但可以仰望。
回到《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真对！老夫子就是一位和善的乡塾先生。一再重温他的许多谆谆教诲，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他的生活方式不一定值得仿效，但极有风格：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学问有修养，有原则有脾气；好问多思，也乐于分享；喜欢音术，也讲究吃穿；爱恨分明，不免刻薄；幽默风趣，常常自嘲。他和我身边许多有智慧有学养的前辈老师一样可敬可爱。并不是颜回说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那样神秘，更不是后人依照自己的需要塑造出来的一个完美无缺的教师爷、一个刻板的文化符号、一个被供进神圣殿堂让人顶礼膜拜难以亲近的 “大成至圣先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