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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四十自序》

2025-07-07 18: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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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人生居闲则得岁月多,浪游则得岁月少。同此岁月,岂有多少之异哉!劳瘁奔走,消磨于车麈马迹中,回首而若失也。

余生于故乡,二岁,从先大父之安徽。三岁余,从先君子之闽之松溪。六岁,至福州,十岁之建宁,十二岁,又至福州。童也嬉戏不珍日,游与闲皆无所系于心。

十四岁之福清,知识初启,以习举子业成,思藉科第为建白。髫龄有四方志。于是极以奔走为乐。偏于此者背乎彼。不得古人所谓闲趣。适以事阻于行。

十六岁,仍至福州,乃肄力于诗。与闽之学士大夫文人墨士,胔酒淋漓,骚坛树旗鼓。其或离群索居,则经史花月相应接。如是者四年。其为时也静而永。然非素志,不重也。

年二十,先君子权泉州蚶江通判。二十一,之蚶江。二十二,先君子权兴化通判,之兴化。二十三,乃输资为监生,北应京兆。行五千一百里。而长安之游,从此始矣。既落第,留京师一年。年二十五,归于闽。是年从先君子之永安。

二十六,先君子见背,扶父丧,复归福州。服阕,就婚于外父李澜恬公建阳官舍,年二十九矣。以游故娶妻甚迟,而其心固未以游悔者,则其势有所必出,而时则方有可为也。婿未两月,复从建阳赴京师。秋捷,两罢礼部试。

三十一,仍归于闽。止四月,遂旋湖南。年又三十二。维时家既贫甚,而慈亲在堂,朝夕望子贵,实逼处此,乃更不能已于游。故冬仍北行。三十三归里。妻李氏卒。聘同邑辰山周氏。又北行。三十四,归赘辰山。三十五,春游于衡州,冬北行。三十六归。三十七,春游于浏阳。冬北行。三十八,留京师。三十九归。

自三十四至三十九,每归里,由辰山省亲于星沙,岁辄五六次。计生平六游京师,乡试一落第,会试七落第。合京师往返之游,共得五万数千余里。参以闽皖江南湖湘之游,亦共得五万余里。

盖三十九年来,共行十万数千余里。悬车束马者,中不得数年焉。年华如水流,等闲抛掷,风驰电掣,一转瞬间,几不知老之将至。而今年二月朔日,遂以四十。设使向之所遇不以游而以闲,平居闭户,左图右史,以自珍于分寸之间,其所得似有足多者。然余始也乐于游而不自疲,继也苦于游而不获止。不获止,则余之不能以闲而自实其岁月也,殆有天焉,非人之所能强也。

悲夫!余长余妻十三岁,妻兄汝充小余十岁,汝光小余十一岁,而二君不为远游,居家闲甚。所得岁月,余转觉幼之。因其置酒为寿,书此以代一酹。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为闲为游,余又恶能自主!


译文

人生若是闲居家中,就觉得岁月漫长;若是漂泊在外,就觉得岁月短暂。同样的时光,哪有什么长短的差别呢!只是因为在劳累奔波中,生命消磨在车马扬尘的道路上,回头一想,便觉得若有所失罢了。

我出生在故乡(杭州),两岁时,跟随已故的祖父去了安徽。三岁多时,又跟着已故的父亲去了福建松溪。六岁到了福州,十岁到了建宁,十二岁又回到福州。童年时只知道嬉戏,不懂得珍惜光阴,无论是奔波还是闲居,心里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十四岁到了福清,开始懂事,因为要完成科举学业,想着通过科举功名来建功立业、发表见解。童年时就怀有闯荡四方的志向。于是,我反而以四处奔波为乐。顾此就会失彼。因此,我就得不到古人所说的那种闲居的乐趣。后来恰好因为有事,出行受阻(暂时安定下来)。

十六岁,又到了福州,于是开始专心致力于诗歌创作。与福建的学士、官员、文人墨客们,饮酒赋诗,酣畅淋漓,在诗坛上互相唱和、一争高下。有时独自居住,便与经史典籍、花前月下为伴。这样的日子过了四年。这段时间平静而漫长。但因为这并非我平素的志向,所以并不十分看重。

二十岁那年,已故的父亲代理泉州蚶江通判的官职。二十一岁,我去了蚶江。二十二岁,父亲代理兴化通判,我又去了兴化。二十三岁,便花钱捐了个监生(国子监生员)的资格,北上京城参加顺天府的乡试(考举人)。走了五千一百里路。从此,开始了在京城(长安代指北京)的活动。落第后,在京城又滞留了一年。二十五岁,回到福建。同年跟随父亲去了永安。

二十六岁,父亲去世,我护送父亲的灵柩,再次回到福州。服丧期满(三年)后,在岳父李澜恬公建阳的官署里成婚,那时我已经二十九岁了。因为常年奔波在外,所以娶妻很晚,但我内心并不后悔选择奔波,因为那是情势所迫必须外出,而且当时也正值可以有所作为的年纪。婚后不到两个月,我又从建阳出发前往京城。秋天参加乡试中举,但之后两次参加礼部的会试(考进士)都落榜了。

三十一岁,再次回到福建。只住了四个月,便转道去了湖南(星沙指长沙)。那时又三十二岁了。当时家里已经非常贫困,而老母亲尚在堂,日夜盼望着儿子能显贵发达。现实逼迫到这种地步,我就更不能停止奔波了。所以那年冬天又再次北上。三十三岁回到家乡(杭州)。妻子李氏去世。随后聘定了同乡辰山的周氏为继室。又北上。三十四岁,回到辰山入赘周家。三十五岁,春天去衡州游历,冬天再次北上。三十六岁回来。三十七岁,春天去浏阳游历,冬天又北上。三十八岁,留在京城。三十九岁才回来。

从三十四岁到三十九岁,每次回到家乡(杭州),都要从辰山去长沙探望母亲,一年大概要去五六次。总计我一生六次进京,参加乡试落榜一次(指初次北上的那次),参加会试落榜七次(包括两次礼部试和后来的五次)。算上往返京城的行程,总共走了五万多里路。再加上在福建、安徽、江南(江苏一带)、湖南等地的奔波,也总共走了五万多里。

这样算来,三十九年来,我总共走了十万多里路。能够停车拴马、安定下来的日子,中间加起来也没有几年。年华如同流水,轻易地就抛掷掉了,快得像风驰电掣,仿佛一转眼间,几乎都没察觉到衰老就要来临。而今年二月初一,我就满四十岁了。假如从前我的境遇不是奔波劳碌而是安闲度日,平时闭门不出,左有图书右有史籍,在分寸光阴之间珍重自己,那样获得的(学问、修养)似乎会更多。然而我最初是以奔波为乐而不觉得疲倦,后来则是苦于奔波而无法停止。无法停止,那么我不能够以闲居来充实自己的岁月,恐怕是命中注定吧,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

可悲啊!我比我的妻子(周氏)年长十三岁,妻兄周汝充比我小十岁,周汝光比我小十一岁,而他们两位都不远行,在家闲居。他们所拥有的岁月,我反而觉得比我(显得)年轻。趁着他们设酒为我祝寿,写下这篇文字来代替一杯酒(抒发感慨)。唉,后人看待今天的我,也就像我今天看待过去一样。是闲居还是奔波,岂是我能自主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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