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池：书写乡村旧事价值何在
青年作家周荣池创作的长篇小说《单厍》（原载《小说月报》2022年中长篇专号，厍读shè）2022年4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以运河之畔下河小城百年风云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家庭三代人命运纠葛的悲欢故事。作为一部乡土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其在新时代乡土书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本书的出版只是一个开端，如何让一个故事常讲常新，是一部小说具有生命力和生长力的重要特征。时隔两年之后，围绕“书写乡村旧事的价值何在”这一话题，我们与作者周荣池再谈《单厍》，希望在一部旧文本之中找到有关乡土写作的使命、城乡共生的现状、指向未来的书写等有益于文学与社会的崭新价值。
有关乡村旧事的表达有没有失效
记者：这个跨度近百年的故事中，事关三代人的很多细节似乎已经遥远，除了纸本的呈现之外，现实中一切还存在吗？
周荣池：作为写作者，我们喜欢沉湎于过去，因为过去较之于现在更具有确认感，也常激发新的见解和情绪。短短几年较之于《单厍》所讲述的一百年不算很漫长，就像一百年之于历史而言也只不过是一瞬间。我以为《单厍》所讲述的故事依旧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厍万年这个家族的故事有某种自叙性质，也有农村普通家庭的代表性特征。它代表了里下河平原中无数村庄和家庭的几代人的经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虚构其实比纪实更有魅力，因为小说叙述的不确定性使得故事比现实更加有力量——很多人死去了，很多故事结束了，但有一种悲欢交融的歌声还在不断地响起，这就像小说结尾厍长天为“小无锡”唱的那首《满天清》，有某种动人的精神力量。
记者：小说中几个时间节点，有明显的时代节点和印记，为什么设置这些节点？
周荣池：好的文学作品总有一定的预见性或者超前的寓意，如果丧失了这种特质，再精美的文本也会被遗忘和抛弃。我们今天再看被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其所承载的见识、情绪以及文本自身的技术，都会有某种当时的超前性和对后世的启迪性。这可能是这几年来我不断反思城乡关系的一个收获，特别是在有关乡土文学与城市书写关系的思考中，我切实地感受到当下许多文本的态度和能力是比不上过去的。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在有关乡土现实的书写中提出的问题和所呈现的诸多深刻思考，使今天的我们仍能感受到巨大的力量。所以《单厍》所讲的过去，是为了连接当下和未来，是用厍家、高家等一系列家族与人物的纠缠，探讨着人性、命运等深刻永恒的话题，使得古旧甚至破旧的故事面向未来。
记者：文本之外，据您观察，今天的村庄是怎样的？
周荣池：农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可以这样说，一切的变化正是以乡村的变化为肇始的，因为村庄的生长某种程度上比城市更为具象。《单厍》里的南角墩原型在地理上已经失去了本名。那么是不是写《单厍》这样的故事就没有意义？我觉得恰恰是因为变化太快，而文字有某种确认感，虚构又有一种保鲜的魔力，想象又可以延伸出更大的时空，加上村庄无论如何变化，但有一种朴素、坚定而又蛮横的力量存在着，让过往和小说依旧存在和被需要。这种力量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它是一朵云，有时候它是一个微笑，有时候它是一段醒不来的梦。
城乡共生对文学书写的启示
记者：《单厍》里，现代城市的存在姿态是怎样的？
周荣池：《单厍》的故事大多数是在乡村土地上推动的。故事的开端事实上是从旧的城市开始的，是一场水灾中各种人物的出现拉开了故事的序幕，但这时候的城市是被撕裂的，人物的最终命运也归于乡土。即便是正面写到的城市，事实上还是具有某种农耕性质的，与今天讲的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城市有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其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处理问题的办法，还是以家族的力量左右着。高家与厍家某种意义上都是返乡者，他们在回到南角墩之后就彻底脱离了与城市的关系。在讲述厍长天外出当兵，以及厍秋水进城求学的时候，城市仍旧只是一个侧影，甚至与他们所在的乡土有某种对抗关系。然而，从最终厍秋水学成归来解决乡村的一系列问题来看，是城市的力量开始渗入乡土，政治、经济、法治等通过厍秋水的归来而抵达乡村，因此，《单厍》中很少有机会正面出现的现代意义的城市，事实上却有力地推动故事的发展。
记者：在书中你塑造了怎样的城乡关系？
周荣池：在《单厍》中，厍万年是离乡者，也是返乡者，厍长天是在乡者，而厍秋水是离乡者与返乡者。从一个农村家庭的经历来看，城乡关系的纠葛是一直存在的。我前面一直说城市化对于乡村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乡村的情绪和思维也在影响着城市的发展进程。具体到《单厍》而言，比如说“小无锡”从一个南方城市的居民，成为一个省城的文化官员，他的内心总是被一种乡土的文化所吸引和掌控着。乡村成了桃花源，也一度成为城市进程中的“飞地”，而乡村精神中的朴素、义气和韧性的品性又影响着城市自身前进的探索。这就是我一直在探索的、由来已久的“城乡共生”的问题，也是《单厍》和我的一系列散文写作中所谈论的问题。
旧事件里蕴含着崭新的力量
记者：乡村叙事如何有效地面向时代？
周荣池：时代性或许可以通过“过去时”来进行表达。对时代而言，作家思想的丰富性和能力的延展性总是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同时，作家又必须通过某种“偏见”来表现洞见。如果写作者只是记述，网络上的碎片化信息或者新闻就可以做到，而文学恰恰应从新闻结束的时候开始。虚构、想象、抒情并不是与时代性相抗争，而是延展、生发以及壮大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在创作《单厍》时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不是一味地退缩到过去，也不是畏惧当下和未来，而是为了在关于过往的表达中找到更合理的见识和办法。作为一个钟情现实主义的写作者，我更愿意在一些旧的事件中去寻找某种崭新的力量，如果这能够体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则是万幸。但如果我们的努力达不到这样的目的，那只有更加坚定地去修炼“偏见”，这样才能滋养个性，形成具有特征的文本和表达。
记者：是文学，还是个人自传、地方志或风俗博物馆？这是里下河文学有时会面临的追问。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周荣池：一个作家当然更愿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单厍》有自述的色彩，这对乡土作家而言，操作起来更加简省和熟稔。自叙传色彩和地方史志的引入，在我看来会使文字更加真诚可靠。与此同时我也深切感受到，乡土文学尽管有大量的作者和文本不断地出现，但是准确、科学而规范地承载地方史志，特别是关注微末的乡村文化，这些方面做得并不够踏实。在《单厍》中，民歌、歇后语、方言以及风俗的描述都有着特定的意图，它们不仅仅是载体和形式，而是作为乡村本身站立在文本之中的。我觉得，这并非抱残守缺，而正是体现了某种坚定的时代特征，因为这是在拒绝遗忘。
记者：这样看来《单厍》所讲的旧事并非“守旧”，而是用旧的色泽在出新，它可能为今天提供怎样的新价值？
周荣池：如果一个文本只能给出一个答案，这样的答案不可能是标准的，更不可能是完美的。《单厍》和很多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并没有打算给出任何答案——很有意思，这个小说开放的结尾中有一句话“救他们是慈悲，不救他们是解脱”，这句话是第三次定稿时偶然在微信中看见的。也许，一开始善与恶的交锋就已经有了结果，也许到最后美与丑的对比也没有答案，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因为答案很可能还在未来，这就是我所奢望的结局——一个故事永远没有结局才可能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