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菊翁
大集体时代的农村生产队，没有波澜壮阔的叙事，却藏着无数细碎而鲜活的片段，如同散落在旧时光里的星辰，虽不耀眼，却足以照亮一代人的记忆。那些关于温饱的窘迫、生计的难题，那些藏在糙话里的坦诚、尴尬中的无奈，还有平凡人骨子里的坚守与通透，都被岁月妥帖珍藏，历经数十载风雨，依旧温润如初。今日提笔，便将这些刻在心底的队里往事一一铺陈，以慰那段苦中带暖的旧时光。
日子如流水，悄无声息漫过岁月的河床，一晃便是数十年。如今，我们早已褪去旧时的窘迫，过上了富足惬意的生活，爱美的人日日念叨着减肥、节食，追寻着更轻盈的模样。我出生在湖南湘中丘陵地带的农村，那里雨水丰沛，四季分明，我在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后来考上大学，走进省城工作生活。孩童时的记忆尚且清晰，而改革开放前，大集体时代的那些细碎时光，却像被岁月精心珍藏的老照片，始终刻在心底，未曾褪色。每当想起，心底便会生出几分温润的感慨，那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是刻在我生命里的烟火余温。
那段日子，没有轰轰烈烈的波澜，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却藏着四桩细碎又难忘的往事。分粮的窘迫、积肥的难题、批斗的尴尬，还有“馊豆腐”与干部的一场小交锋，它们各自独立，又紧紧缠绕着那个年代独有的烟火气，藏着小人物的无奈与坚守，也藏着几分笨拙的温暖，坦诚得动人，朴素得入心。
一、分粮之困：吃饱，便是最大的奢望
老家的田埂间，曾遍地都是青悠悠的水田，风一吹，禾苗便轻轻摇曳，裹着泥土的清香，望去满是生机与希望。可这份表面的生机，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贫瘠，田地里结出的粮食，少得让人揪心。即便如此，该交的公粮，依旧要按田亩摊派、按时上交，半分含糊不得——那是刻在当时每个人心里的规矩，是无法逾越的底线。
大集体时代，所有的水田都归生产队所有，地里长出来的每一粒粮食，也得先归集体“保管”。收获季节过后，要先扣除农业税，再留足公积金，用来修缮水利、购置农具，一点点攒下集体的家当；还要备齐公益金，妥帖照顾队里的五保户和困难社员，不让他们在寒冬里无依无靠；最后，还要留好来年的种子粮、喂牲口的饲料粮，以及应对意外的储备粮。等这一切一一扣完，剩下的那点可怜巴巴的粮食，才轮到我们社员分配。
分粮的规矩很简单，全看工分这“硬通货”。队长统一给大家派活，劳力按强弱分了三六九等：青壮男劳力浑身是劲，一天能挣十分工，是队里撑起一片天的主力军；青壮女劳力力气稍弱，一天能挣七分；至于那些年纪大、身子弱的半劳力，工分就更薄了，忙活一天，还抵不上壮劳力半天的所得。
都说“按工计酬”，可那会儿，那点工分换回来的粮食，连填饱肚子都成了奢望。口粮按人头分配，仅够煮几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想顿顿吃上干饭，纯属痴心妄想；额外的粮食、油料等实物，要靠工分多寡来分配，即便多，也多不到哪儿去，顶多能给清淡的粥里多掺两把米，让味道稠一点、暖一点。至于年终的现金分红，更是镜花水月，忙活一年，可能就分个块八毛，甚至一分钱都没有，可即便如此，大家依旧日复一日地坚守着，盼着来年能多收一点粮食。
好在集体也有暖心处，五保户、困难社员的基本生活，有公益金兜底，虽说不能让他们吃饱吃好，却也能帮着他们熬过最难的日子。到了年底，分粮就成了全队最热闹也最揪心的事。社员们围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偶尔会争得面红耳赤，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多争取几口粮食，能让一家人安安稳稳熬过漫长的冬天。
就在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时，不爱说话却看得通透的五十老倌，慢悠悠地开口了，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我看这样，吃饱为原则。”这话一出，喧闹的场面瞬间静了片刻，紧接着，便是一阵哄堂大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可笑着笑着，没人再笑了——可不是嘛，若是粮食真的够吃，若是每个人都能安安稳稳吃饱饭，谁还会在这里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这句朴素到极致的大白话，藏着底层百姓最坦诚的渴望、最真实的无奈，也藏着那个年代，连“吃饱”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比任何慷慨激昂的口号，都更戳人心窝。
二、积肥之难：一句糙话里的窘迫
那会儿种地，没有如今这么多机器生产的肥料，地里的养分，全靠农家肥一点点滋养。牛粪、猪粪、鸡粪，还有家家户户小心翼翼攒起来的人粪，在当时，都是实打实的宝贝，是地里能长出好庄稼的希望，是一家人生活的盼头。
可难题也跟着来了，每家都有一小块自留地，种点青菜、杂粮补贴家用，而自留地也需要肥料。这样一来，就难免要占用生产队的积肥份额，你多拿一点，队里的田地就少一点养分，久而久之，积肥就成了队上的一桩烦心事，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实实在在地困扰着每一个人。
老辈人常说，办法总比困难多，“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队长看着大家犯愁，便召集全队人开会，大伙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琢磨对策，吵吵嚷嚷，却始终没个准主意。就在这时，队里的张步清开了口。他祖上三代都穷得叮当响，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成分是根正苗红的贫农。他说话向来大胆直白，心里藏不住话，仗着成分好，也不怕被穿小鞋、戴高帽子。偏偏那天他心里不大顺，看着大伙争论得热火朝天，忍不住憋出一句糙话：“屎是饭胀出来的！人都没得饭吃，哪里有屎屙？没屎屙，哪来大粪？”
这话粗糙得不能再粗糙，却像一盆清冽的冷水，瞬间浇灭了喧闹。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一时语塞，没人再争论了。可不是这个理嘛，那会儿，人人都面黄肌瘦，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多余的粪便攒起来当肥料？这句看似荒唐的糙话，没有半点修饰，却道尽了当时的窘迫与无奈，比任何条条框框的讨论，都来得实在、来得坦诚。
三、批斗之尬：一场荒唐的检讨
除了分粮、积肥的难题，还有一桩批斗的尴尬事，也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属于一个姓周的年轻人的窘迫，也是那个年代独有的一段小插曲，朴素中带着几分无奈的好笑。
队里有个姓周的年轻人，那会儿还不到三十岁。按说，他的成分被划为地主，可细算起来，旧社会时，他还只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孩，根本没成年，哪里当得了地主？充其量，不过是个“地主崽子”罢了。可在那个年代，成分高就像头顶悬着一把剑，人人都默认，成分高的人，思想必定反动，非得经过严格的思想改造不可。
改造分两种，一种是自我改造，在大会上作思想汇报、自我批判，美其名曰“灵魂深处闹革命”；另一种，就是批判斗争，大伙习惯简称“批斗”。有一天，大队接到上级通知，要组织开批斗会，可批谁呢？书记琢磨来琢磨去，队里成分高的人，几乎都被批过一遍了，实在没合适的人选。大队委凑到一起一碰头，目光就落到了这个姓周的年轻人身上——主要是他平时说话大大咧咧、口无遮拦，性子直，不懂藏拙，也不懂迎合，书记便想借着批斗，杀杀他的威风，让他收敛收敛性子。
李书记亲自去通知他，说后天大队要组织批斗大会，要他在大会上讲话、作反省、接受批判，让他好好准备。姓周的年轻人一听，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种时候，态度一定要诚恳，说话也得谦和，可他琢磨了半天，翻来覆去，也想不出几句得体的检讨话。情急之下，他灵机一动，恭恭敬敬地回答：“我一定按时到会，检讨一定作得很胜利。”
李书记当时就听出这话不对劲儿，可一时也没再多说什么。等到批斗大会上，他便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当着全队人的面大批特批，说姓周的态度恶劣，连作检讨都敢说“胜利”，分明是没有真心悔改，骨子里还带着地主崽子的傲气。那场面，把姓周的年轻人说得面红耳赤，头埋得低低的，一言不发，浑身都透着尴尬。那份窘迫、那份无措，我想，怕是他这辈子都忘不了。如今想来，没有恶意，没有刁难，只是那个年代的荒唐，让一个简单的认错，都变得如此尴尬又无奈。
四、交锋之锐：一场底气十足的对峙
队里还有个名人，大伙都叫他“馊豆腐”，在老家一带，相当有名气。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却脑子灵泛、转得快、办法多，乡亲们私下里都夸他“灵泛”“转得通”，是个有主意的人。
大集体时代，经济全由集体管控，个人外出，必须到生产队请假，生怕影响农业生产，可“馊豆腐”，却从来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那会儿，社员们外出，几乎都穿草鞋，是用稻草编的，简陋又磨脚，可“馊豆腐”不一样，他常年穿着一双布鞋，白底黑面，干净利落，腿上还打着灰色的绑腿，显得格外精神。他的头上装扮也很有讲究，用一条灰色的长围巾，一圈圈扎紧，围巾的一端从里反折向下，倒向一边，末端那排整齐的吊须垂着，煞是好看。他常穿一件黑色外套，从不扣扣子，露出里面钉着布扣的衬衫，外套袖口扎紧，再把白色的衬衫袖口卷起来，盖在上面，一举一动，都透着股与众不同的劲儿，在清一色穿草鞋、粗布衣的社员里，格外显眼。
我们队里，几乎全是本家人，再加上“馊豆腐”辈分高，大伙对他都敬畏三分，平日里也不敢多言，更不敢轻易招惹。别人外出，要层层请假，还要看队长的脸色，可他不用，只要给队上打个招呼，抬脚就能走，常年不出集体工，日子却过得比谁都滋润。原来，他对猪牛生意格外在行，经常外出转悠，挑那些养得不好、毛色杂乱、没人愿意要的猪牛买回来，精心喂养一段时间，等猪牛长胖、毛色发亮，再转手卖出去，赚点差价，悄悄改善自家的生活。在那个年代，这种私下做生意的行为，本是不被允许的，可他凭着自己的机灵，一直小心翼翼地做着，从未出过大差错。
有一年，区里派来一位朱干部，到我们生产队蹲点。那会儿的干部，都讲究下基层、查实情，了解社员的生活，督促生产。朱干部到队上后，通过几天的走访，很快就摸清了“馊豆腐”的情况：这人没犯过大错，却小错不断，懒散游荡，不愿出集体工，还爱打扮扮酷，私下里做点小生意，虽说生意不大，还够不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条件，可年轻气盛的朱干部，一心想在队上立威，便把矛头对准了“馊豆腐”。
朱干部召集生产队开大会，当着全队人的面，点名批评“馊豆腐”，一条条罗列他的“罪状”：一是游手好闲，不愿出集体工，拖集体的后腿；二是心思不用在生产上，整天琢磨打扮扮酷，作风不正；三是私下做生意，思想动机不纯，背离集体原则。批评完，还勒令“馊豆腐”当场作检讨，认错悔改。
队里的人听了，都面面相觑，心里暗暗嘀咕，朱干部这是碰上对头了。果然，等朱干部话音刚落，“馊豆腐”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脸上没有丝毫慌乱，眼神平静，对着朱干部的每一条指责，都一一反驳、据理力争，条理清晰，句句在理，没有丝毫退让。末了，他掷地有声地说道：“我是贫下中农，你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我，立场不对！”紧接着，他又抛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到毛家去吃饭，都请我坐上台，你算什么东西？”
这话一出，全场瞬间寂静，连大气都没人敢喘。朱干部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站在台上，手足无措，尴尬得下不来台。大伙心里都清楚，“馊豆腐”的妹妹，嫁进了毛家——我们老家离韶山不远，他妹妹嫁的，正是领袖的远房亲戚。朱干部本想借着批评“馊豆腐”立威，没想到头一炮就打哑了，还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后续的工作，根本无法开展。没过多久，组织上便另派了人，接替了他在队上的工作。而“馊豆腐”，依旧还是那个我行我素、机灵通透的“馊豆腐”，依旧过着自己滋润的小日子。
如今再想起这四桩往事，没有怨怼，没有苛责，只有满心的温润与感慨。那些大集体的岁月，苦是真的苦，窘迫是真的窘迫，可也藏着最朴素的烟火气，藏着小人物的坦诚与坚守，藏着几分笨拙的温暖。那些糙话里的道理、尴尬中的无奈、交锋里的底气，还有那份对“吃饱”的简单渴望，都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印记。它们像散落在旧时光里的碎光，轻轻拾起，依旧能感受到那份纯粹与真诚，也让那段逝去的岁月，变得愈发清晰可触、温润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