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来得可真及时啊

父亲是一名医生，60岁离休后，又先后受聘于几家医院出专家门诊，直到75岁才回家休息。但他并没有停歇，始终抱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心态继续为周围居民义诊和讲解医学科普、养生保健等知识，深受百姓的欢迎和赞颂。居民们都亲切地称父为“120王大夫”。而且几年来，父亲每天勤奋不怠、笔耕不辍，完成了一部10万余字的专著：《顺逆从容》，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60余篇（医学科普、散文、诗歌等）。某报社编辑曾打来电话问我：“王老先生今年多大年龄？他投来的那些文章是您在电脑上替他输入和发送的吗？”我回答编辑说：“都是我老父亲自己在笔记本电脑上敲出来并发出去的。”编辑称赞道：“这老爷子真了不起！”

如今，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于2018年3月17日去世，享年90岁），然而，他那全心全意、无怨无悔地为患者看病治病的高尚美德；他那正直善良、谦和宽容、助人为乐及不为权势所屈的优良品行；他那孜孜不倦、刻苦专研、勤奋好学、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心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闪现，我每时每刻都在怀念我亲爱的父亲。小时候，父亲给我讲过的他所经历的事，如今依然历历在目。我记忆较深刻的是父亲在苏家屯发生的一件事。那是1948年10月，辽阳解放了，全城的老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涌向街头热烈庆贺。然而，有一些国民党军队的伤病员却被抛弃在城内的一个大院里。党和人民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发动老百姓组建了一支担架队，把伤病员送往沈阳。因为那时沈阳尚未解放，还是国民党统治区。

父亲当时还是一名高中学生（以总分第一名考入辽阳高中），而且患伤寒病一个多月刚好，头发都掉没了，又瘦又弱个头还小，也参加了担架队，和乡亲们一起抬着国民党伤病员向沈阳进发。一路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难免有时食宿无常——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有些乡间小路崎岖不平非常难走，尤其是遇到泥泞打滑的路段，更是步履艰难，何况肩上还抬着沉重的伤病员。不到一天的时间，父亲的肩头就被压肿了，脚也磨出了血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疼痛难忍更加艰难而缓慢。

这一天下午，天阴得像个黑锅底，隐约的雷声还在空中隆隆地滚动着——眼看着一场大雨就要袭来。担架队艰难地来到了苏家屯附近的一个村庄，刚刚安顿好伤病员。突然，见村头尘土飞扬、人喊马嘶，三个斜挎着盒子枪的便衣特务骑着高头大马飞奔而来。他们驱马来到担架队的驻地，从马上跳下来，手执马鞭，朝着父亲他们住的屋子走了过来。其中一个留着两撇胡、满脸横肉的大个子，眼睛闪着凶光厉声喝道：“都给我蹲下，双手抱头！你们领头的是谁？”喊了几遍，队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这时，三个特务气急败坏地轮番喊叫着：“都滚出来，集合！”于是，十几个担架队员在院子里站成了一排。那个大个子特务又嚷道：“据可靠情报，你们这些人里有八路的探子，是谁？赶快站出来！不然，把你们全都枪毙。”旁边另外两个特务也喊叫着。他们威逼恫吓一阵之后，大个子特务看没人出声，便恼羞成怒，一把揪住父亲的衣领：“你给我出来！”随后又把父亲的同学张鸿逵也拉了出来。先是一顿耳光……打得两个人左右腮红肿，鼻口淌血。“快说，你们俩是不是八路军的密探？”大个子吼叫着。

“不是！不是！我俩都是学生。”父亲实在压不住火了，充满了对狗特务的仇恨。他虽然个小而瘦弱，却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一头向大个子特务的胸口撞去……将大个子撞了个大仰八叉——四爪朝天地摔到了地上。

“嘣了他！嘣了他！”旁边的两个特务凶神恶煞地吼叫着。这时，几个队员，上了年纪的老街坊邻居战战兢兢地出来说：“他们俩确实是学生，我们都住在一个胡同里，多少年了。再说，你们把他嘣了，谁来抬你们的伤员？”

“不要多嘴！”大个子特务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满脸铁青，怒斥着，并拔出了盒子枪，将枪口对准父亲的脑袋——正要开枪。

就在这千钧一发危难之际，突然传来一阵枪声和喊杀声……队员里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八路军来了！”顿时，三个特务吓得惊慌失措，只见大个子特务左手一扬，喊了一声：“撤！”三人慌忙上马，一溜烟地向沈阳方向逃去。

一场暴风雨过后，第二天早晨，太阳露出了笑脸，金色的阳光洒向大地。大家吃过早饭，抬着伤病员继续向沈阳方向行走，近黄昏时，担架队到了沈阳。经领队与有关方面联系后，把伤病员安置在车站附近的大厅里，全体担架队员完成了任务，各自散去。父亲拄着木棍，在同学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回到家里，诉说了遇险的经过。全家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并为之庆幸。爷爷说：“八路军来得可真及时啊，要不然就没命了！”

（2023年金秋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