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一迈入2022年,我的心海就情不自禁地悠悠波动,思绪也总会去思前想后,为啥呢?因为这是我金婚五十年的年头!时光也真快啊,我早已过了古稀年岁,子女们也已四十多岁了!
五十年前,由于家庭的种种不利条件,年已26岁了的我还没找到一个谈婚定亲的对象,我的大姐和二叔都被我的婚事急得什么似的!二叔在农村询亲问友,奔波了两年之后,终于在一个偏僻山村为我找来一个纯朴善良的山妹子来与我结婚成家。这一年是1972年,我已28岁,她才17岁。
我婚前的处境是:我在“文革”中遭受了一年不公正的批斗,接着,我上山下乡的那个国营农林场又被变为集体经济,我被调至当地公社管辖的一个石灰厂劳动。当年,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7元,可谓生活困苦,劳作辛苦,但贫穷山村里出来的山妹子不嫌弃我的辛劳困苦,仍答应同我择日结婚。我打心眼里感谢党的政策把我这个“文革”中的倒霉鬼“解放”出来,所以我选择了当年的党的生日(7月1日)为我同山妹子的结婚日。这一天,已在公社办证回来的我只分别向大姐和二叔送去了一包糖果,在大姐家拿来了两双筷子四个碗,就在石灰厂的一间陋舍里算是结婚了。很感谢石灰厂的几位同事还凑钱为我购置了一个暖水瓶、一个脸盆,还有几个水杯。
我们就这样成“家”了。山妹子老婆真是欲哭无泪,她真没想到从穷山村走出来又嫁了一个穷汉子!这种情境,当年也着实令我有几分惭愧。好在老婆是个勤劳朴实的山妹子,不久,她在屋后和附近的山坡野地开荒种菜,在厂地厕所旁搭个棚窝养鸡饲鹅,日子终于有点起色。两年后,两个女儿的先后出生,又增添了生活的新的喜忧,喜的是:家中添娃增丁,我们都做父母了;忧的是:生活的开销大了,日子又步入新的困窘中了!
生活的命运之神总是在不断地考验着我们,也在不断地牵引着我们的。就在小女儿出生不久的一日,忽有人送来一份“去向登记表”让我填写,原来,根据上级的有关政策,我们曾经上山下乡的那个农林场又恢复国营林场的性质了,是该场的原“知青”职工可以选择是否回归林场。我心中亦震亦喜,赶紧填写:回归!
这一回归,生活有了一变:我回林场上班,妻子获得夫妻关系的关顾,也成了林场果园队的一名职工了。妻子有了一份工资,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了。家的生活有所稳定,也增添了一些“甜”味儿。
抚养子女是父母的一大职责,在石灰厂时,妻子只要搞搞种菜养殖的副业,现在要带养子女,还要上班务工,她比以前,可谓奔忙多了。喜在妻子有着山里农家女的勤劳吃苦本性,她把养儿、家务、上班几件事料理得圆圆满满,令我这个年过“而立”的男子宽心抒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的命运又迎来一“变”。那天傍晚,我正在山地植树,场部一名工作人员受场党委熊副书记之托,叫我速去场部,熊书记有事找我。我一听,有些惊忙,才到熊副书记面前。他就笑着问:“你能不能去县城一中当当代课老师?”我开始有些愕然,在熊书记的期望目光下,我轻轻地点头应诺了。后来才清楚了:原来,“文革”期间,大学停办,各地中、小学根本就没有师院、师专的教师分配下来,在职的老教师老的老、退的退,而各校入校的学生又照旧增加,县一中的校领导万般无奈之际,想到我们这个林场有许多“文革”前“上山下乡”来的省城高中毕业生,遂向林场党委征求几名老高中生去当“代课教师”……从此,我同其他五名老“知青”就这样走进了县城中学,走上了教学讲台。记得那天从场部出来,为了抄近路,我登上一个小山冈再走进我们的“知青”住房。正步行在小山冈坡头上时,我总觉得侧后似有人在望着我。我不禁回望一下——啊,那是一轮圆圆的夕阳在照耀着我!后来我醒悟到: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它让中国亿万人的命运得到改变,我也是这亿万人中的一个!想到这一点,心中似感有蜜甜。
从此我在教坛十年,且于1984年转干。在任教的十年间,一直对写作有着爱好的我,因在“文革”中“憋”了十年,现在又执笔为文了,有些文章刊登于省内外报刊。这时,一位伯乐式的人物有一次拿着一张京报,指着上面刊用了我一篇文章的作者名字对当年那位县委书记说:“这是我县的作者”。县委书记点点头说:“呵,要么——把他调进县报社吧!”1988年,我被调进县委机关报,任主任编辑。1991年入党。从此,又开启了我十多年的编辑、记者生活,直至2005年退休。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如今,我与老伴分别是年过古稀、年近古稀的老人了。想想成婚五十年来,一路风风雨雨爬坡过坎,最终想到“金婚五十年,生活逐年甜”的岁月变迁,心中的确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