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园村随想

杏园村是个离市区二十多里的小村庄。小到村里连卖馒头、烧饼，卖豆腐小作坊，连卖杂货的小商店都没有，更不用说小饭铺了。村里大水坑东头虽说几间旧房子的小学校，本村的小学生们拿着写字石板，用石笔学写字，但是他只是一个完小（一到四年级），到五年级孩子们要穿过庄稼地要到附近的长屯村上小学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条土路（也就是现在是省道247）从临清市向南通往冠县柳林镇然后到地区所在地聊城市，我想现在可能早已作硬化修建啦。在这条土路上绝大多数是些土头土脸的乡下人。在这条土路正东面有条更小的乡村小道从西向东贯穿这个名不见经卷的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向东便是我的出生地“长屯村”。再往东北方就是大辛庄区委（公社），文革期间属于大辛庄区，该村西北方的五里庙公社所辖。大辛庄区现在改成“大辛庄街道”之后，便成名副其实归属到市区范围了。

正因为这个小村庄，是我姥姥、老爷、舅舅家，也是我母亲的娘家。特别是我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是个独子，村里郭姓本家虽说有好几十口人，正因为算不上直系亲属。也不方便在别人家落脚住下，所以以后我每次回乡只能住在舅舅家里。我对这个小村庄的感情，后来甚至超过我的出生地“长屯村”啦。我一块度过学龄前的发小们，小学一毕业，有的还没毕业，就回家务农去了；不到二十岁就娶妻嫁人，紧接着生儿育女，几乎谁也逃不出这个无形的、坚不可摧的围栏篱笆，做一辈子农民啦。但也有例外上初中高中的，比如我舅爷村姓李的后生“文革”时期在铁道学院上学读书。在偏远鲁西北的村里能上大学的也算是少之又少的事啦。

我以上描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所见所闻，从九十年代初，我再也没有回到我的故乡——山东省临清市乡下。虽说从电脑手机上查询，杏园这个小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我对故乡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亲眼所见的水平上。

据百度查知，相传此村建于【明代·崇祯】年间，于、陈、王三姓由山西省迁来定居。因除垦殖农作物外，广植杏树，以补农之不足，形成村落取名“杏园村”。我猜想母亲的王姓娘家，也可能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移到此吧。在我的记忆里此村没见过一棵杏树，倒是几乎家家都有枣树；一座座土坯墙院落的农家，榆杨槐柳们覆盖这个清醇平静的小村庄。据百度网上得知，该村东西最大距离两公里，南北最大距离两公里，全村辖区39公顷，村庄建成区面积17公顷。整个小村庄，几乎像个方方正正庄园。

全村姓氏有宋王张等14个姓氏，其中王姓人口最多。这条贯穿该村的土路，路南名称“南园”的地方曾是一个地主的小庄园；路北从东到西依次排列着我舅舅家的小院、四舅家的小院以及该村的大队部。大队部以西隔条小路便是二舅和另一位四舅家；此时五舅已在临清拖拉机站工作，举家搬出该村。在我舅舅、四舅和村大队部几处院子的后身隔着几家村舍，一条细长的大水沟从西到东贯穿该村，大水沟北边便是该村于姓住的后街。这几个小院面对着该村最大的扬场、晒麦子的场地。春节期间便在这里搭台唱大戏，唱的是“玉堂春”“打渔杀家”“刘巧儿”等的评剧。每次演戏，母亲便带上我到她娘家大门口外场地上观看。

大白天村里只留着七十岁的老人和刚会走路的孩子，其他人都下地干农活去啦。春夏秋三季树枝飘拂、清风吹拂、寂静的村里时而几句方言土语，时而传来汪、汪的犬吠声；时而传来咯咯叫的母鸡叫声，时而听到哞、哞的牛叫声，时而听到啊呃、啊呃的驴叫声。然而大白天里走街串乡的货郎担子，卖豆腐的、剃头理发的、也时常来光顾着被时常人们遗忘小村落。村民们偶尔拿自己家里的鸡下得蛋，换回针线和小学生用的铅笔作业本，用自家种的黄豆换回外村作坊自家做的豆腐。晚间外村来的叫卖花生、糖块的老头，胳膊上挎着竹篮子从小院门屋外叫卖走过。啊！这些常人无法记住的成千上万的小村庄，便成了大众生活必需商品买方的末端市场，总之贫苦的农家很少有人拿钱去买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呀！

土坯建成小院门楼只能过一辆架子车（当地人称：地排车），两块本色的木板便是街门。两扇木门上以前贴着门神，“文革”期间改贴成毛主席语录。街门直对着三间上房北屋，北屋正中是两扇木头房门开闭时发出吱吱的响声；木门两侧对称两个木条格子图案的大窗户，窗户上当然糊着白色窗户纸；只镶一块巴掌大的透明玻璃，名叫窗户眼，屋里人可以通过它看到小院子；房墙当然是砖基土坯建成，人字形房顶是冀鲁豫地方特色，房顶上覆盖着方砖或者草泥也算是该地区的特色；后来又在北屋西边加盖了一间与原建筑很不协调住房，使我难忘的是，这座新盖的北房边连体的西屋是我参加盖起的。北房东侧是农家院落的大粪坑。东侧一排是五间房屋，三间住房和两间厨房。

正房北屋里北墙下长书案紧靠找一张旧八仙木桌，桌两侧一边一张老式木椅；桌子后面的墙上贴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画张，桌子上面摆着茶壶茶碗保温瓶等；由于当年冀鲁豫边区的农家的住房里，绝大多数没糊天棚（天花板），抬头看整个屋顶，两架人字形大木梁上支撑着一条条木头檩条；檩条上便是一根根细细的木头椽子，大木梁、檩条和椽子托起厚重的大屋顶。人们脚下踩的当然是泥土地面。东面一道土墙，上面贴着年画，“文革”期间改贴成毛主席语录；门框下挂了一条半截粗布门帘，里屋窗前的大土炕住着姥姥和大表妹；外屋方桌、木椅西面是一个装生活用品旧大立柜，主要放着常用的杂品、用品；大立柜西面堆放着粮食、杂物和农具；西窗的大土炕住着舅舅，我来后便和舅舅同床共枕啦。东厢房后来已成我表弟小两口的新房，妗子（舅妈）和二表妹便搬进大厨房里居住，北屋西侧盖好这间房子后，她母女俩便搬进居住。南边紧靠着小院门，小院西侧紧靠四舅家的院墙下，一大根长绳子挂着洗净衣裤。一大堆麦秆子高粱秆子、棉花秆叶、树枝、苞谷秆叶等组成的高大的柴火垛，是用来日常烧火做饭的。两个表妹和她母亲，后来的表弟媳妇也忙着在锅灶做饭，有时姥姥也在这里帮帮她们的忙。坐在大灶锅台前一手不停地拉着木头风箱，一手不停地添加柴火将饭做熟。那个埋在土灶台的大铁锅外圈直径有半米多，上面配上两公分厚木板做的直径半米多的大锅盖严丝合缝。随着灶口边拉着风箱添着柴草，大锅沿边冒着水蒸气，厨房内墙和屋顶熏得漆黑，“文革”前厨房墙上贴着灶王爷印版年画，我历历在目。院中有棵高大的老槐树像把巨伞，树荫覆盖将近半个小院。晚春、盛夏、早秋时节，树荫下放张小木桌人们围坐在小板凳上开始吃从大灶铁锅做好小米地瓜南瓜粥，有时是苞谷面糊糊；锅边一圈贴饼子，好的是掺黄豆的苞谷面做的、差的是地瓜面或者是高粱面做的；笼屉上蒸的窝窝头也跟贴饼子面一模一样，几乎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白面馒头；蒸地瓜、蒸胡萝卜，蒸面京瓜（像红薯口味一样的西葫芦模样的南瓜）。小碗里热好的大萝卜白菜帮子自家腌的老咸菜然后加点蒜泥，便成了可口的农家经常食用的菜肴。麦收后偶尔吃上几顿大灶铁锅里一次煮的，够七八个庄稼汉吃的面条；然后泡到刚从水井里打来的凉水里，捞到大碗里拌上黄瓜丝、豆角、茄子、老韭菜大家便有滋有味吃起来。说个老实话我以前吃过，不用牙齿怎么嚼，进嘴就烂了。过大年时吃上顿饺子，吃上几次白面大馍馍、大烩菜算是口福不浅了。当年正因为鲁西北介于京广线和津浦线铁路正中间，很多当地的乡下人，连真正的火车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姑娘们一年到头穿着自己家里织的粗布，自己家做的衣裤鞋袜；偶尔穿件平纹、斜纹花布条绒做的衣服那就别提有多高兴啦。可想而知家里其他人们的穿戴如何啦。杏园村们虽说穿戴如此，但是她们的容貌可与城市里的姑娘们媲美，怎么说呢？她们美得更接地气！试问当年春秋时代越国的“范蠡”在诸暨的山村里遇见的村姑“西施姑娘”，不就是这身打扮吗？我国几亿村民们，把自己种植的大米、白面、棉花、花生、食用油、蔬菜、喂养的猪羊鸡鸭等上交国家作贡献，正如鲁迅所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默默奉献的他们何况不是如此呀！

我的故乡四季分明、土地肥沃、人们勤奋、物产丰富，在这片一望无际的黄渤海大平原与河北省隔着“卫河”相望。现在我撰写这篇文章，不仅是对往事的追忆，而且也是对人生美好的向往。正如举世闻名的“马未都”先生《2024年跨年演说》里最后所言：“如果说这过程中还有什么值得留恋。那就是”爱“，爱自己吧，爱他人，爱北京吧，爱祖国。”北京是名人：马先生的故乡。对于我来说：不仅爱我的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而且还爱我繁荣昌盛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