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

糖是甜的，滋滋的甜。

我之所以写下这句废话，是因为记忆中糖是一种挺稀罕的东西，珍贵，而且难得。

我出生的时候，身子骨很是虚弱，大半天不会吱声，产婆说怕是难以活命。父母怜惜我，求郎中开了一大堆草药，煎汤，一天三顿往小嘴里灌。这一喝就是一年半载，算是保住小命。所以父母说我不是喝奶长大的，是喝药，而且那药里有黄连，特别得苦。

等稍长大一些，我依然要时常喝药，这时我能清晰地记得，每次咬着牙喝完药，母亲便会用筷子挑点黑乎乎的东西，粘在我舌头上，说“快吃糖，吃糖就不苦了”。

此时，我才明白，这种能让整个喉咙生津冒气，香味扑鼻、甜滋滋软沙般的东西，就是糖，红糖，用甘蔗榨汁，大锅慢火熬制成的一种糖。

或许是吃过太多的草药的苦，我特别喜欢糖。但在上世纪70年代，家里的红糖是极少的，母亲用一个陶罐装着，高高地锁在橱柜的顶层，怕进了老鼠，当然也是怕我们几个伢崽偷吃——那个年代，谁家的孩子没偷吃过糖呢。

况且，我还因为抢别人糖饼吃，得了个“刁得一”的恶名。

那年我大概是七岁，或者是八岁，夏天的傍晚，村里大人都在树下纳凉，闲聊，我们几个伢崽在一边打闹。不知什么时候，小牛卵手里竟有了一大块糖饼（真不知为啥他叫这个名字，大概乡下人取个小名都土里土气吧。后来才知道他父亲叫大牛卵，在窑场里做会计，挺有钱的）。那糖饼是粘了黑芝麻的，闻着就香。这东西我跟母亲去镇里赶集时，在商店里见过，但没吃过。看他牙齿很夸张地一咬，舌头舔得“滋吧滋吧”响，我这口水就不争气地滑了出来。

几个大人看见了，就开始起哄：“小牛卵，厚他，小牛卵，厚死他！”

我们那里的方言，“厚他”就是“馋他”的意思，馋死他。这当然是一种挑逗与羞辱。小牛卵果然将那半截糖饼伸到我嘴边，坏笑着说“给你吃！”，然后又突然缩了回去，几个来回，四周的人便哈哈大笑，比柴油机还响。

我彻底被激怒了，小脸胀得鸡血红，等他再一次将糖饼伸过来时，我猛地一口咬过去，叼住糖饼就跑——不幸的是，我竟然是连他的手指一起咬的，小牛卵疼得哇哇直哭，手指破了，鲜血直流。

大人们有点慌神了，毕竟这是他们挑唆的。当然，他们在为小牛卵包扎伤口时，仍不忘对我的咒骂：“坏，比刁得一还坏，不就半块糖饼么，下这么狠心！”

我闯祸了。晚上，母亲只好按村里的规矩，煮了四个鸡蛋送到小牛卵家，算是赔礼道歉。母亲煮鸡蛋时，一边往锅里放了大半罐子红糖，一边怒斥我的丢人现眼：“让你吃糖，让你吃糖，那是人参果哩还是唐僧肉，这么玩命！”

我看见母亲眼里闪着泪花。

从此，村里很多人都叫我“刁得一”，电影《沙家浜》里的一个大坏蛋。直到1982年我跟着父母进了余江县城读书，才远离了这个名号。

但我的大伯父不这么认为，他甚至对我的行为有着某种赞许，他所引用道理的居然是经典语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长得高大且魁梧的，曾经在皖北那一带打过日本鬼子，后来部队打败了，打散了，只好一路当麦客，经安庆、黄山，下景德镇、乐平、余干，过黄金埠、锦江，一年多才安全回到村里——他是吃过很多苦的人，他们那一辈，都是吃过很多苦的。

伯父在当麦客的时候，学会了做米糖，这是用大米浆和麦芽熬制成的，不同于红糖。儿时过年，我最喜欢的就是看他搭糖，也叫拉糖，这是制作米糖很关键的一程序。他将煎好的已成雏形的黄色麦芽糖搭放在木架上，双手交错拉抻，以增强韧性。往往需反复数百次，直到糖色由金黄变得雪白，才算大功告成。那时，他高大的身影忽儿前倾，忽儿后仰，像在稻田里扶着犁耙艰难前行，又似油画中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手臂上、脖子上青筋暴突。

我想这是极卖体力的一件事，很累，一般人干不了的。但伯父似乎并不觉得累，因为在我们敬佩的目光注视之下，他时常会嘿嘿一笑，露出一口豁牙，甚至还会吊上一嗓子：“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我以为伯父是很享受这搭糖过程的，后来我才知道，伯父年轻时练过打，是个打师，力气是很大的。

伯父知道我特别喜欢吃糖，他总是剪下糖头（缠在木架上的那部分）给我吃，据说吃了“糖头”是不会尿床的。他是很和蔼的，总是摸着我的头说：“我家雁崽（我的小名），别看瘦兮兮的，吃了这糖头，将来说不定就考状元，就是个人物哩！”

伯父制作的米糖，果然糯软香甜，且不粘牙。现在他已作古四十多年了，我仍怀念他搭糖时“吭唷吭唷”的呐喊声。一个糖头当然不够我吃。那时过年，虽然家家户户都煎米糖，但多是用来接待亲戚的，还有来村里跳龙灯的、跳狮子灯的、跳罗汉灯的，每家都得端几碟果子出来，其中米糖必不可少，所以可供我们伢崽奢侈的并不多。当然，我们自有办法，去获得所喜爱的糖果。

——贫穷，激发了我们的创造力。

我们小学是在隔壁的村庄，硝坊胡家。学校旁边就是生产大队的小商店，卖洋碱、洋火、酱油、砂子盐，针头线脑什么的。当然我们最关注的是那些五颜六色的糖果，五分钱一个，我们管它叫上海糖果，因为那时我们村里住着七八个上海知青，他们过年回上海，年后回村时总会带一些这种美味糖果来。我们当然是拿不出五分钱的，但商店还兼收废品和药材，比如破胶鞋、破伞，鸡内金，还收木籽，就是乌桕树的果实，一粒一粒，白花花的，五角钱一斤。鸡内金难得，需得过年过节，杀几只芦花鸡才有，但木籽却四处可见。冬天的时候，木子树落光了叶子，枝头却满是木籽，一大簇一大簇的，白得铮亮，白得晃眼。

儿时的言行都是无忌的，也不记仇，我虽然抢过小牛卵的糖饼，但丝毫不影响我们一起合作摘木籽（那时他父亲，也就大牛卵病了，被窑场辞退了）。他身手灵活些，便兴冲冲猴似地蹿上树，挥动竹竿击打木籽，我则在地面上拾捡，颗粒归仓，累得腰酸背疼。木籽不打秤，要摘一斤，得忙乎一整天，甚至两天。况且，摘木籽也是有危险的，有一回，小牛卵一脚踩空，居然从树上摔了下来，半天才喘过气，可见要吃几颗上海糖果，得有多难。但兑钱后买到糖果的喜悦，却是无与伦比的——那木籽真是宝贝东西！虽然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它的药理作用，估计是治节肿、治毒疮的吧。

对于糖的记忆，就这样扎根在我心里了，很深，很深。

出于对糖的眷念，成年后，我遇见卖糖的，卖甜品的，都忍不住要尝一些。我去过云南大理，在一个街角遇见有人卖石蜜，硬硬的，据说是风化了的蜂蜜，高山悬崖上采下来的，六十元一块，上面粘满了青苔和藓类，友人怕是假货，我却不管，断定它是佳品，回余江后泡水一喝，果然口感清甜，有山野之韵；北京前门大栅栏处有卖冰糖葫芦的，我也好奇地买一串，虽然余江学校门口也常有，但估计还是京味的正宗，地道些；杭州产一种特别的牛皮糖，我在宋城景点旅游时也品尝过，老板很热情地推荐了几种，有花生牛皮糖，松子牛皮糖，柠檬的，草莓的，山楂味的，感觉和杭州女子一样，甜得清雅，精致，细腻灵秀，便果断地买了几大包带回，与亲友分享。大家都说好吃，真是有口福了。

有人说，到了一定年纪，对过往的事情才会理解深一些，我相信。《人类简史》认为，对糖的渴求，是人类基因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爱吃糖，实为天性。

只是我现在的理解是，糖，其实也是苦的，只是这种苦，一直被甜味包裹着，遮盖着，只有在多少年后，蓦然回想，才能懂得——

比如，母亲喂养我的那罐红糖。